云南解放后谁来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点将：我那湖南老乡本事大

1949年6月25日清晨，南京下了一阵薄雨，西南服务团在雨幕里宣告成立，团长宋任穷站在操场边，看着列队的几千名干部战士，沉声交代任务——跟随二野四兵团进军西南，重点是云南。军号声在潮湿空气里回荡，谁都明白，这批人要在陌生山河里开辟另一条新路。

没过两天，中央讨论云南接管班子人选。西南地形复杂、民族众多、残敌犹在，担子不轻。会上出现三四个备选名字，争论相持不下。毛主席端起茶盏，放下后淡淡一句：“我那个湖南老乡本事大，文也来得，武也来得。”一句话，尘埃落定。会场里有人低声感叹：“看样子，宋任穷还得再跑一趟远路。”

为什么偏偏挑他？不少同志暗暗琢磨。要弄清缘由，得把日历往前翻二十多年。

1922年，13岁的宋任穷坐在浏阳金江高级小学的课桌前，第一次听老师批判帝国主义。那位校长头发花白，却说话利落，他把世界地图摊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列强船坚炮利，但不可信服”。这种火种，很快在少年心里点燃。他写了篇题为《打倒省长赵恒惕》的作文，句子锋利，把同学都看愣了。

两年后，反动派接管学校，清查“激进分子”，宋任穷参与罢课，被点名准备开除。家人托人四处疏通才保住学籍，可他已下定决心，走另一条路。1926年，他干脆辞掉教书差事，担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转成中共党员，自此职业革命生涯开局。

真正的生死考验来得很快。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那天，长沙街头血腥味扑鼻。宋任穷被捕时，口袋里正塞着全区党团员名册。敌人押他进民宅，守卫倒了杯茶，冷冷一句：“最好老实点。”就在看守打盹间，宋任穷把名册撕成纸屑吞进嘴里，趁夜窗棂破口跳出后巷，命悬一线地逃回浏阳山沟。

不久后，他在铜鼓追上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用地道湘音说：“你辛苦了，回队里歇口气。”这句简短安慰，让年轻人心里踏实下来。随后，他随队上井冈山，参与与袁文才、王佐的接触谈判，为根据地扎根打下人脉。

1934年红军长征，他走在红二十八军行列。爬夹金山时，他同战士们裹着单衣在雪地里硬撑，夜里打着喷嚏仍要念动员令。瓦窑堡会议后，他任北路军政委，与刘志丹并肩整编陕北主力。那支队伍吃黑豆、喝黄河水，却打下榆林城外几处要塞。有人半开玩笑：“宋政委写文件一手好字，端着驳壳枪也不含糊。”

全面抗战爆发，他调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来跟着刘伯承、邓小平打冀南、闯太行，八年弹雨，军中传一句口头禅——“有宋政委坐镇，后方放心”。1948年淮海战役，他任晋冀鲁豫二纵政委，负责整个安徽的地方工作。渡江前夜，他刚把安庆局势稳定，电台又呼叫：“立即赴南京接管。”这样的调动，他已见怪不怪。

转回南京后，中央决定组建西南服务团。宋任穷只说一句：“时间紧，十天能成。”五天后，数千人的机构成型、后勤档案一应俱全。毛主席听汇报时笑道：“老乡干活，一贯脆快。”

9月末，宋任穷带队抵达贵州盘江，连夜召开临时党委，研究进军路线。敌军残部、土司武装、毒贩势力交错，看似一团乱麻。他摊开地图，用铅笔连出三条曲线：“主力沿黔滇公路直插昆明，支队包抄曲靖，服务团分批跟进，先建交通站再推政权。”部属听得明白，心里却直打鼓。宋任穷抬头补一句：“有困难，上前一步就是了。”

12月9日凌晨，昆明和平解放谈判最终签字，枪炮声停了。云南山风凛冽，宋任穷登上碧鸡关眺望滇池，只留一句轻声自语：“这一仗，算交代了。”随后省委机关挂牌，他兼任书记。干部初到高原，气候不服水土，他规定：每周办公会在傍晚开，给大家留够午休；遇少数民族事务，必须带翻译和医疗包同行。有人疑惑，“为何事事讲细节？”他笑着反问：“省里还穷，干部要先挺住身体。”

1950年春，他主导土地改革试点，先挑选滇中水稻产区推行“抽租互助”，减租两成，过渡平缓。紧接着在傣族、彝族地区推民族工作干部班，把年轻人送到楚雄、景洪，以对口语言授课。“政策讲得懂，乡亲才信服。”现场讲课时，他拍着黑板强调。

一年多下来，云南社会秩序大致理顺，工商税收稳步回升。中央电报里只有一句评价：“滇省班子，运转正常。”对外人来说字面平淡，却意味着西南全局拼图补齐。

1952年，宋任穷调离昆明赴北京任职。临行之前，他在省委小礼堂简短致辞，没有豪言壮语，只说：“干工作像种庄稼，发芽了就好，好苗靠大家继续照看。”话音落下，他提包走出礼堂，留下一片沉默——那是云南干部对这位湖南老乡最直接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