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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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日的南京，梧桐叶片正黄。
在南京市人民法院的庄严法庭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被告席上，面容憔悴却神情坦然。
当审判长宣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就在这生死关头，这位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老人突然挣扎着站起身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不是特务！我救过共产党！陈赓能作证！周总理和陈赓其实都是认识我的！"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法庭内炸响，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竟然要让共产党的开国功臣为自己作证。
然而，这位老人眼中流露出的真诚和绝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事情的不寻常。
这位老人名叫鲍君甫，化名杨登瀛，曾经是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身居要职。
从1951年春天被捕到秋天开庭，他始终保持沉默，既不否认自己的特务身份，也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
直到死刑判决下达的这一刻，他才说出了这句将改变自己命运的话。
【一】东渡求学，在日本的十年光阴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镇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鲍志远在当地经营着规模不小的商铺，家境殷实，这为鲍君甫日后的求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8岁那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鲍君甫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告别家乡，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
彼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发展期，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吸引着大批中国青年前往求学。
鲍君甫凭借过人的天资和勤奋的学习态度，成功考入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在早稻田大学的十年求学生涯中，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各种进步思想。
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在知识分子中间悄然兴起。
著名学者河上肇经常在各大学校巡回演讲，宣传社会主义理论。
鲍君甫多次聆听河上肇的演讲，被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所震撼。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深深震撼了这个远离故土的中国青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鲍君甫还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他加入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与同窗好友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
在这些讨论中，鲍君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十年的留学生活还让鲍君甫精通了日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不仅能够流利地用日语交流，还深谙日本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办事规则。
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在上海滩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成为他被称为"日本通"的重要原因。
1919年，26岁的鲍君甫学成归国，此时的中国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潮之中。
鲍君甫怀着满腔报国热血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
【二】在上海滩的风云岁月
回国后的鲍君甫凭借着出色的日语能力和在日本积累的人脉关系，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他先是在一家规模较大的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主要负责处理中日之间的商务往来，月薪在当时来说相当丰厚。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出色的交际能力，鲍君甫逐渐在上海滩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网络。
他不仅与日本商界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还与上海的帮会组织、租界巡捕房都有所接触。
这些广泛的人脉关系让他在上海的地位日渐稳固，在商界和社交圈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业余时间，鲍君甫还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写稿件，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
这些稿件不仅为他带来了不菲的额外收入，也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影响力。
许多日本政商界人士都通过他的文章了解中国的情况。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鲍君甫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毅然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在党内，他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其中就包括同为广东籍的杨剑虹。
杨剑虹比鲍君甫年长几岁，同样有着海外求学的经历，但两人的政治倾向却有所不同。
鲍君甫倾向于国民党左派，同情劳苦大众；而杨剑虹则更倾向于右派立场。
尽管如此，两人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和老乡关系而成为挚友，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迫，鲍君甫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
他利用自己在日商洋行的工作便利，为罢工工人提供各种帮助，还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在五卅运动中，鲍君甫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他不仅组织工人罢工，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运动筹集资金和物资。
这些表现让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命运的转折点与革命启蒙
1926年春天，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鲍君甫的人生轨迹。
一位朋友找到他，说有个年轻人想要学习日语，希望鲍君甫能够担任老师。
考虑到自己的日语水平和教学能力，鲍君甫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
这个学生名叫陈养山，是一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青年知识分子。
陈养山表面上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担任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实际身份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
在教授日语的过程中，师生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养山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带给鲍君甫阅读，两人还经常就时政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陈养山还帮助鲍君甫到邮局领取一些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寄来的进步刊物，甚至为他在公共租界找到了安全的收信地点。
通过这些进步刊物和与陈养山的交流，鲍君甫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他发现，这些理论与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这些思想在他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场政变来得突然而残酷，上海滩顿时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鲍君甫内心深感痛苦和愤怒。
由于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变的不满，批评其背叛革命的行为，鲍君甫很快被投入监牢。
在狱中，他受到了各种折磨和威胁，敌人试图让他改变立场，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幸好老朋友蔡元培得知消息后多方奔走，最终将他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鲍君甫对国民党的失望达到了极点。
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生道路，内心的革命火种被重新点燃。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失败的浙江武装起义让陈养山辗转来到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暂时住进了鲍君甫的家中。
两位老友的重逢，成为了鲍君甫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期间，杨剑虹找到了鲍君甫，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陈立夫准备在上海建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分支机构，急需可靠的人手协助工作。
【四】双重身份的艰难抉择
面对杨剑虹的邀请，鲍君甫内心矛盾重重。
一方面，他已经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特别是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让他对这个政党失去了信心；
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如果处理得当，或许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养山得知鲍君甫面临的选择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鲍君甫能够打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就可以为党组织提供宝贵的内部情报，挽救更多同志的生命，对革命事业将产生重大影响。
经过深思熟虑，陈养山立即将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刚刚成立了中央特别行动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这个组织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反间谍工作和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
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网络的绝佳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派陈赓与鲍君甫直接接触，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估。
1928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厅内，鲍君甫见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陈赓。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给鲍君甫留下了深刻印象：相貌英俊，谈吐不凡，眼神中透着坚定和智慧，举手投足间都显现出非凡的气质。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中，陈赓详细了解了鲍君甫的个人情况、思想状况和工作能力，对他的政治觉悟进行了全面评估。
两人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国家前途以及个人理想进行了深入交流。
经过深入了解，陈赓确信鲍君甫是可以信赖的同志，完全可以承担这项特殊而危险的工作。
会面结束后，陈赓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
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最终决定接受鲍君甫的申请，让他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双重间谍"。
为了支持鲍君甫的工作，组织上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和支持措施。
每月提供3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和行动便利性。
地下党员连德生被安排到鲍君甫身边，表面上是保镖，实际上负责联络和保护工作。
另一位党员张红惠则以秘书的身份出现，化名安娥，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安娥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田汉的夫人，在戏剧界享有很高声誉。
为了让鲍君甫在中统内部建立威信，中央特科制定了一套精密的配合方案。
组织故意透露一些过时的活动地点和不太重要的文件，让鲍君甫去"破获"，以此来证明他的工作能力。
这些精心安排的"破获"行动让鲍君甫很快在中统内部站稳了脚跟。
1928年下半年，鲍君甫正式开始了他惊险刺激的双重间谍生涯。
白天，他以中统驻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头子们觥筹交错；晚上，他则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向党组织传递重要情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鲍君甫的地位逐步上升。
1929年7月，杨剑虹在青帮内斗中自杀身亡，失去了主要支持者的鲍君甫本以为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没想到陈立夫对他更加信任，正式任命他为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全面负责上海地区的特务工作。
在担任上海特派员期间，鲍君甫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成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
1928年底，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任弼时在上海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
鲍君甫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租界督察长兰普逊的住所，利用两人的私人关系，声称任弼时是自己的情报人员，被手下误抓。
兰普逊看在过往交情的面子上，答应了鲍君甫的请求，次日便将任弼时释放。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巡捕房逮捕，同时还搜出了一箱重要机密文件。
鲍君甫再次找到兰普逊，但这次兰普逊不愿意轻易放人，认为关向应是中共重要人员。
鲍君甫随即请来党员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趁机将重要文件替换送出。
几个月后，鲍君甫通过律师将关向应成功营救出狱。
就在鲍君甫的地下工作日渐深入，党组织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络逐步完善的关键时刻，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931年4月25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这个曾经的革命同志竟然立即叛变投敌，供出了大量党的机密。
而此时的鲍君甫，正面临着他地下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当那份来自武汉的绝密电报送达南京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电报中记录的内容将彻底震撼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将决定鲍君甫的最终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