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湖南警察厅长助毛主席脱险，解放后写信谋职，主席为他破例

1923年长沙的凌晨，雨下得又急又密。赵恒惕的密令刚送到警察厅，刘策成把纸折成四折，塞进袖袋，转身吩咐秘书：“全城搜捕，动静越大越好。”秘书愣住——厅长今天怎么像唱戏？只有刘策成自己知道，他要在戏台上唱一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最危险的学生送出城门。

刘策成不是普通的旧官僚。他留过洋、造过反，辛亥革命时和黄兴一起抬过炮弹。革命失败后，他脱下军装拿起粉笔，在湖南第一师范当老师。讲台上的毛泽东，二十出头，文章里带刀带火，刘策成一眼看出：这孩子不是池中之物。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缺钱，刘策成把刚领的薪水连同一包银元拍在桌上：“拿去用，不用还。”师生情就这样结下。

1923年，毛泽东写文章骂赵恒惕“祸湘殃民”，赵恒惕暴跳如雷。偏偏赵的侄女嫁给了刘策成的儿子，赵恒惕把“家丑”交给“亲戚”刘策成，以为万无一失。刘策成却把密令变成了“护身符”。他找来心腹王建屏，一句废话没有：“赵恒惕要抓毛泽东，你今晚把消息送到。”王建屏冒雨跑了半夜，终于在清水塘扑空后，在工团联合会堵到毛泽东。毛泽东听完只说一句：“刘先生救我。”第二天清晨，他坐船去了广州，刘策成则在城里“搜”了三天，连根毛都没“搜”到。

二十八年过去，长沙的雨水变成了北京的阳光。刘策成老了，胡子花白，带着一箱子《庄子》手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里没提当年救命之恩，只说“愿以所学报国”。毛泽东回信很干脆：土地交农会，工作就地安排。刘策成在湖南参事室坐了几个月冷板凳，发现查古籍得去北京，于是背着手稿进京“上访”。

毛泽东这次没再“公事公办”。他把信转给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刘策成救过我，但更要看他今天能做什么。”1951年6月，周恩来亲笔签发聘书，刘策成成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不是“走后门”，是“走前门”——聘书白纸黑字，程序一步不少。毛泽东后来还托人带话：“安心做学问，出版的事我来问。”1953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正式出版，国家图书馆编号001，刘策成摸着蓝布封面，对来访的学生说：“我当年救的是一个人，今天还的是一颗心。”

刘策成晚年住在北京西城一间小四合院，门口不挂牌，屋里全是书。1963年秋天，他写完最后一页《庄子》批注，放下毛笔，对守在床边的女儿说：“把书捐给馆里，我死了也还在工作。”9月23日，他闭眼，八十一岁。八宝山公墓给了他一块安静的位置，墓碑上刻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策成”，没有“警察厅长”，也没有“救命恩人”，只有一行小字：“研究庄子，终身以之。”

那本《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后来三次再版，中华书局把它收进“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有学者统计，书中对《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一句的校勘，被引用次数超过两百次。中央文史研究馆如今已有百余名馆员，每年春节，馆长还会讲起“刘策成和毛泽东的雨天故事”，结尾总说：“我们馆里第一位馆员，是用命换来的。”

故事讲完，回到那个雨夜。刘策成站在警察厅窗前，看着漆黑的长沙城，对王建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抓不到人，赵恒惕顶多骂我；抓到人，中国要骂我一百年。”他赌对了——中国没有骂他，反而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