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布雷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大传》等相关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8年11月13日上午，南京湖南路一座普通住宅内，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位被誉为"当代完人"的文胆，用一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59岁的生命。
消息传到总统府，蒋介石震惊不已。
这个跟随自己21年、为自己写过无数重要文告的浙江老乡，这个被自己视为"手足"的智囊，竟然选择了这样决绝的方式离开。
当蒋介石赶到现场时，在陈布雷的桌子上发现了十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陈布雷写道："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他承认自己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1948年11月初，就在陈布雷进言处置孔宋家族时，蒋介石冷冷地回了一句话。
这句话如同利刃般刺穿了陈布雷的心脏，成为这位知识分子走向绝路的最后推手。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一个忠诚的文胆终于看清了自己真正的处境......
【一】从报界才子到国民党文胆
1890年11月15日，陈布雷出生于浙江宁波慈溪县的一个富裕耕读家庭，家族属于官桥陈氏。
他的祖父陈士芳经商，父亲陈依仁排行老三，得年49岁。
母亲应氏生有五男六女，于1905年去世时年仅39岁，翌年父亲续娶罗氏为继母。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
5岁时发蒙识字，13岁移居余姚市三七市镇，进入董氏家塾读书。
1904年，14岁的陈布雷秘密参加了一个名为"覆满同志社"的革命党社团，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1906年他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后因与旧生发生矛盾引发学潮而自请退学，转至杭州入读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1911年，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踌躇满志地来到上海《天铎报》担任记者，第一次使用"布雷"这个笔名。
这个笔名来源于英文"Bread"的译音，寓意着他希望文字能如面包般滋养民众的愿望。
武昌起义爆发后，年轻的陈布雷撰写了《谈鄂》十论，积极在报纸上宣扬革命观点，反对封建帝制，成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孙中山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率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
1912年3月，他正式加入同盟会。
陈布雷在报界以文笔犀利、观点尖锐而声名鹊起，被当时的读者誉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
当时的报人邹韬奋称赞他是"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书画家叶恭绰也评价他"论议周匝，文字雅俊"。
1920年，陈布雷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
在担任主编期间，他写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腐败统治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商报》在他的主持下发行量稳步上升，成为上海报界的重要力量。
1926年，《商报》经营困难，几次易主。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而惊慌失措，派人要审查新闻和言论。
陈布雷当时正在请病假，他抱病出来承担责任，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正是在《商报》面临困境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派人主动向陈布雷示好。
1926年春天，蒋介石就委托邵子力转赠自己戎装照片给陈布雷，以表达主动交接之意愿，并且颇为谦逊地落款为"弟蒋中正"。
这为两人后来的会面奠定了基础。
【二】投身政界的关键转折
1927年1月，陈布雷与《商报》编辑潘公展同赴南昌见蒋介石。
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陈布雷的人生轨迹。
深谙"相面术"的蒋介石看到潘公展后认为他眼光浮动，举止僵硬，认为他"眸不正则心术邪"。
相反，他仔细端详陈布雷，但见他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完全就是一个书生模样，看不到一丝俗气。
蒋介石对这位温和谦恭、博学多才、文笔犀利的浙甬同乡极表器重，与其多次晤谈。
对于这次会面，陈布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蒋介石问他愿意担任何种职务，陈布雷谦逊地回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这番话让蒋介石很受感动，他客气地说："那我怎么敢当呢！"
2月，蒋介石亲自与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中国国民党。
陈布雷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情，欣然承命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
蒋介石当日还给他布置了一项工作，要他写篇《告黄埔同学书》算作对其进行业务水平测试。
这种文章在陈布雷这里举重若轻，自然一气呵成，这些综合评估后蒋介石对陈布雷成为他的笔杆子均表示高度满意。
4月，陈布雷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与胡汉民、丁惟汾、陈果夫共事。
陈布雷进入国民党中枢后，耳闻目睹，"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
8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也随之离开南京，为其拟就《辞职宣言》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报业工作。
这次共进退的经历让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忠诚刮目相看。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欲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但陈布雷坚辞不就，表示仍愿专心办报。
他在《时事新报》担任总主笔，兼办《戊辰通讯社》，继续用笔杆子支持蒋介石的事业。
【三】成为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1935年2月，陈布雷终于正式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掌管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
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此时，蒋介石已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日夜丛集的机要文件、函电往来，除军事方面归侍从室第一处外，其余均经陈布雷之手办理。
蒋介石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
陈非常熟悉蒋的意图，他代蒋起草的一些文电稿，颇称蒋意。
一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
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经他一一审阅。
陈布雷对侍从室的业务和蒋指示的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依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动，填写日报，交给蒋官邸的侍从秘书汪日章或俞国华，汇送给陈布雷按年月编制《蒋介石的实录》。
陈布雷的主要职责是撰拟蒋介石需要的重要文稿。
1936年蒋介石五十岁时的"感言"《报国与思亲》，也是他代为构思与执笔的。
这篇文章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陈布雷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对蒋介石内心世界的准确把握。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陈布雷因病未随行。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拘。
陈布雷闻讯，因自己作为"近臣"却未与蒋介石共患难，怅惘若失，在南京扶病奔走，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各方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于26日返回南京。
陈布雷立即奉命将蒋介石被迫承诺条件的口述伪撰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奉命撰写《西安半月记》。
1937年2月2日，陈布雷随蒋介石来到杭州，蒋介石再度把日记交给陈布雷，补充叙述西安事变的经历。
陈布雷无法违命，只得在极度痛苦中为蒋介石写完《西安半月记》。
他虽勉强完成撰文任务，内心却痛苦不堪，曾在对知友的信上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的《告国民书》中有一句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句话如抗战宣言一样，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四】1948年的困境与绝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
陈布雷奉命负责筹组和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人开会，共同研讨宣传方针，策划各种舆论，指挥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戡乱建国"的宣传。
在这一时期，陈布雷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由幕后被推到前台。
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陈布雷奉命与青年党、民社党首领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往来商议，予以拉拢。
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陈布雷列名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3月蒋介石成为总统，陈布雷被委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然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溃败，统治岌岌可危。
陈布雷虽然身居辅翼权臣之职，但拿不出经邦济世的方案来，只是疲于奔命地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各种差事。
他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的种种倒行逆施，内心深感痛苦和矛盾。
1948年对国民党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
辽沈战役后，47万国军灰飞烟灭，东北全境易手；淮海战役即将开始，更大的军事灾难即将降临。
政治上四面楚歌，经济上币制改革恶果显现，物价以天文数字上涨，民不聊生。
陈布雷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
据治丧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记载："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
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身体透支，让这位原本清瘦的江南文人更加形销骨立。
10月下旬，陈布雷的二儿子陈过要赴美留学，特地向父亲告别。
只见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
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发了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由哲学家殷海光执笔，发出了"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的呐喊。
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国民党面临的不仅仅是军事失利，更严重的是人心涣散。
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情绪激动地说："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听了心中一惊，认为把内战和抗日相提并论在政治上极其危险。
当天整理讲话记录时，他悄悄删去了这句话。
第二天蒋介石看到记录后大发雷霆，把陈布雷叫去痛骂一顿："我的话你也敢改？谁给你的权力？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
更让陈布雷痛苦的事情发生在1948年初。
当时国民党情报部门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本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看完后，正巧陈布雷进来，蒋介石无意中说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
陈布雷脱口而出："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
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决定取消"限价政策"，转而大量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虽然不懂经济，也知道这等于是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在这种情况下，忠于党国的陈布雷希望蒋介石能够采取非常手段，整顿吏治，让四大家族带头向国库捐款，以示与民共患难的决心，重新凝聚人心。
于是在11月初的一个深夜，陈布雷鼓起勇气向蒋介石进言，提出了这个建议。
然而蒋介石的反应却让他彻底绝望了，那句冷冰冰的回应如同一把利刃，彻底刺穿了陈布雷最后的幻想。
1948年11月初的一个深夜，陈布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总统官邸。
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他要向这位跟随了21年的领袖提出一个在心中酝酿已久、却又极其敏感的建议——处置孔宋家族，挽救党国危局。
面对病榻上的蒋介石，陈布雷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当前国民党败象已露，民心涣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场腐败、权贵横行所致。
孔祥熙、宋子文这些权贵家族的贪腐行径早已天怒人怨，如果能够处置这些蛀虫，必能重新凝聚人心，或许还能在最后关头挽回败局。
在陈布雷看来，只有采取这种壮士断腕的非常手段，严惩贪腐，才能向全国民众证明国民党的决心和诚意。
蒋经国不是已经开始调查宋家了吗？为什么不趁势而为，彻底清算这些利益集团呢？
然而，蒋介石听后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他没有正面回应贪腐问题，也没有讨论处置孔宋家族的可能性。
相反，他盯着陈布雷看了半晌，然后开口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没有任何温度，没有丝毫往日的"礼贤下士"，有的只是冰冷的现实和残酷的真相。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般击中了陈布雷的心脏，让这位跟随蒋介石21年的忠诚智囊瞬间明白了自己在主子心中的真实地位。
从那一刻起，陈布雷终于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智囊谋士，而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当这个工具试图拥有独立思考，试图为党国献策时，主子用这句话毫不留情地提醒了他的真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