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国，那是省厅家属大院，门口那是武警，不是小区的保安。你穿这身工装，手里提着带泥的蛇皮袋，人家让你进吗？”
我把着方向盘，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父亲缩回了去开车门的手，把那个甚至还在渗着黄泥水的袋子往怀里紧了紧，赔着笑脸：“哎，我不下车，我就在门口这石墩子上蹲会儿。你进去跟你大伯说一声就行。”
看着倒后镜里那个佝偻着背、像做贼一样缩在路边的身影，我心里只有一股恨铁不成钢的羞耻。
直到半个月后，当我被逼到悬崖边上，那通来自省厅的红色保密电话在死寂的会议室里炸响，我才终于明白，父亲手里提着的哪里是红薯，那是我们老陈家最硬的脊梁。
01
2018年的秋老虎，咬得人皮肉生疼。
我开着那辆刚提不到半年的奥迪A6L，行驶在通往省城的高速公路上。
车里冷气开得很足，但这丝毫压不住我心里的那股燥热和烦闷。
副驾驶上坐着我的父亲，陈建国。
他今年五十八岁，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大半，穿着一件袖口磨起毛边的蓝灰色夹克，那是他当了一辈子钳工的纪念。
他的脚下，放着两个沾满泥土的编织袋，里面装着刚从老家地里刨出来的红薯，还有一坛子自家腌制的臭咸菜。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味和咸菜特有的发酵酸味，这味道和这辆五十多万的豪车格格不入，更和我身上这套定制西装格格不入。
“爸，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单手扶着方向盘，尽量压着火气，“大伯现在是什么身份？省建设厅的二把手，正厅级干部！他住在省委常委院，家里甚至有专门的厨师。你觉得他缺你这口红薯吃？还是缺你这坛子咸菜？”
父亲有些局促地搓了搓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嘿嘿笑了一声：“小宇，你不懂。这是红心的，比超市里那种黄心的甜。还有这咸菜，一定要用老家那个粗陶坛子封口三十天，味儿才正。你大伯小时候，哪怕发烧烧得迷糊，只要闻着这味儿就能喝下一大碗粥。”
“那是四十年前！”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门，“现在的年代，谁还稀罕这个？我后备箱里那两箱飞天茅台，还有那盒野生海参，那才叫礼数。你拿这些东西拿出去，一是给大伯家里添垃圾，二是让大伯的保姆看咱们笑话，三是让我这个做侄子的在省城抬不起头！”
父亲沉默了。
他侧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大厦和立交桥，眼神有些发直。
过了好半天，他才低声嘟囔了一句：“茅台是求人办事的，红薯是走亲戚的。这不一样。”
我冷笑一声，不再说话。
在我的认知里，大伯陈建业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神话，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符号。
从小到大，村里人都说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出了个大官。
但我对大伯的印象，只有过年时那匆匆的一面，永远是威严的、疏离的，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我们这些说土话的亲戚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这些年，我在省城做工程，哪怕再苦再难，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求大伯。
一是够不着，二是怕丢人。
在这个讲究圈层和利益交换的商业社会里，我不相信所谓的血缘能抵得过现实的考量。
车子驶入了省委家属大院所在的街道。
这里的氛围明显不同，街道宽敞整洁，绿树成荫，几乎看不到闲杂人等。
到了大院门口，武警战士笔直地站在哨位上。
我降下车窗，递上身份证和访客登记表。
年轻的战士仔细核对着信息，又打了个内线电话确认，折腾了快十分钟才放行。
“看见了吗？”我重新发动车子，指着那道升降杆，“这就是门槛。咱们进这个门，得查祖宗三代。你那袋红薯要是被检查出来，说不定还得过安检仪。”
父亲没接茬，只是把那两个袋子拎得更紧了。
大伯住的是一栋独门独院的小二楼，红砖灰瓦，低调中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权势感。
开门的是家里的保姆张姨。
“哎哟，是建国兄弟来了啊。”张姨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眼神却飞快地在我父亲满是泥点的裤脚和那个编织袋上扫了一下。
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那是城里人看乡下穷亲戚特有的、带着优越感的审视。
“张姨，给您添麻烦了。”我赶紧递上去两盒高档水果，想以此掩盖父亲的“寒酸”。
“别客气，快进来换鞋。”张姨指了指门口的一块塑料垫子，“建国兄弟，那袋子……是不是有点脏？要不就放门廊这儿吧，别往里提了，刚洗的地毯。”
父亲的脸红了一下，连忙弯腰把袋子放在门外的台阶上，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仿佛自己身上带着什么病菌。
“大哥在吗？”父亲搓着手问。
“在书房呢，刚开完视频会议。”
正说着，大伯陈建业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了，但腰板挺得笔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那种长期身居高位养成的气场，让他即使在家里也显得不怒自威。
“大哥。”父亲喊了一声，声音明显比平时低了八度。
“来了。”大伯点点头，脸上看不出太多的喜怒，“坐吧。”
我们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坐下。
父亲只敢坐半个屁股，双手规规矩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家里都挺好的？”大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
“挺好，都挺好。这不秋收刚过，地里的红薯下来了，给你送点尝尝。”父亲赔着笑，“还有那咸菜，今年腌得特别透。”
大伯放下茶杯，看了一眼门外：“建国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大老远的跑一趟不容易，不要总带这些东西。现在物流这么发达，什么买不到？再说家里也不缺吃的。”
“那是，那是。”父亲连连点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就是……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工作忙，平时顾不上家里。”大伯的语气依然淡淡的，“小宇现在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话题转到我身上，我赶紧挺直腰杆，递上一张名片：“大伯，我现在做建材和市政绿化这一块，公司刚接了新区的一个大项目，产值四千多万。正打算明年冲击一下二级资质。”
我想在大伯面前证明自己，证明老陈家的下一代不是只有穷酸气。
大伯接过名片，只是扫了一眼就放在茶几上，语气变得严肃了几分：“做工程，也是做人。尤其是市政工程，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质量必须过关。千万不要搞歪门邪道，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要是让我知道你借我的名义乱来，我第一个收拾你。”
这一盆冷水浇下来，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大伯您放心，我全是靠自己本事中的标，从来没提过您。”我有些不服气地辩解。
“那样最好。”大伯重新端起茶杯。
这是一个明显的端茶送客的信号。
我们屁股还没坐热，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走出大院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回到车上，我那积攒了一路的怨气终于爆发了。
“看见了吗？我就问你看见了吗！”我狠狠地拍着方向盘，冲着父亲吼道，“二十分钟！咱们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就为了这二十分钟的冷脸！连口热乎饭都没留咱们吃！你那个破红薯，人家看都没正眼看一眼！”
父亲默默地点了一根烟，那是五块钱一包的劣质烟，呛人的烟味在豪车里弥漫开来。
“把烟掐了！”我烦躁地打开天窗。
父亲听话地把刚吸了两口的烟掐灭，低着头，声音沙哑：“他忙。他是做大事的人。”
“忙？忙得连亲弟弟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我讥讽道，“爸，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人家现在是厅长，是高干！咱们是什么？是穷亲戚！你这种隔三差五送土特产的行为，在人家眼里就是一种变相的乞讨和巴结！你以为是在维系亲情，其实是在透支人家对你最后的一点耐心！”
父亲猛地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怒意，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小宇，你不懂。”他喃喃自语，“只要他肯收下东西，就说明他还认这个根。他是我哥，这是变不了的。”
“你就是太天真！”我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在夜色中咆哮着冲上高架桥，“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永远的兄弟，只有永远的利益。你信不信，哪怕有一天我破产了去跳楼，他都不会为了我动一下手指头，因为那样会弄脏他的羽毛！”
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信奉狼性法则，信奉金钱开道。
我以为我看透了人情冷暖，看透了世界的本质。
殊不知，一场足以将我碾得粉碎的风暴，正在前方等待着我。
2018年底，我的公司迎来了成立以来最大的机遇，也迎来了最大的危机。
我拿下的那个项目叫“滨河生态公园景观改造工程”。
这是一个典型的“肥肉”项目，总造价四千五百万，利润空间非常可观。
为了拿下这个标，我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抵押了房产和车子，还通过民间借贷融了一笔过桥资金。
我的计划很完美：工期六个月，前三个月垫资，第四个月拿进度款还贷，最后两个月赚利润。
02
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直到工程进行到最关键的石材铺设阶段。
那天上午，我正在工地上指挥工人卸货，一辆印着“市政质监”字样的执法车停在了大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人，领头的是个胖子，满脸横肉，腋下夹着个黑皮包。
这人我认识，叫马得志，是新区质监站的一名科长，也是这一片出了名的“鬼见愁”。
“停下！都停下！”马得志一进场就大声吆喝，几个跟班立刻上前拦住了正在卸货的叉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掏出中华烟迎上去：“哟，马科长，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咱们这都是正规作业，您看……”
马得志推开我递过去的烟，皮笑肉不笑地打量着那一堆花岗岩板材：“陈总，有人举报你们这批石材辐射超标，而且产地不符合标书里的‘优质矿源’要求。为了市民的健康，我们得例行检查。”
“马科长，这可是冤枉啊！”我急得脑门冒汗，“这批石材是从福建正规大矿进的，每一块都有出厂检测报告，辐射绝对达标。标书里写的是‘国内知名矿区’，福建那边绝对算啊。”
“你说了不算，检测报告说了也不算，我们测了才算。”马得志挥挥手，“封存！取样！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全面停工！”
“停工？”我顿时急了，“马科长，这工期紧得要命，这一停每天光人工费和机械租赁费就好几万啊！您看能不能边干边测？”
马得志斜眼看着我，压低声音，语气里透着一丝阴冷：“陈总，这年头做工程，光会干活可不行，得懂规矩。这批石头我看怎么看都不顺眼，你要是非要铺，到时候扒了重来，损失可就不是几万块的事了。”
说完，他带着人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了一张《责令停工整改通知书》。
那一刻，我明白，我被“围猎”了。
当天晚上，我托了无数关系，终于打听到了一些内幕。
原来，马得志有个小舅子叫赵强，也是开工程公司的。
赵强之前也盯着这个项目，但因为资质不够没中标。
现在他们这是想玩“逼宫”，把我挤走，然后低价接盘。
我试图用“江湖规矩”解决问题。
我在市里最高档的“海天阁”定了个包间，请马得志吃饭。
席间，我把一个装了五万块现金的信封悄悄塞进他的包里。
马得志喝得满脸通红，却在最后时刻把信封扔了回来。
“陈总，你这是干什么？看不起我？”马得志打着酒嗝，眼神里充满了贪婪和戏谑，“我要的不是这点小钱。你那个项目，现在的进度是40%，但我看你的资金链撑不过下个月了吧？听哥哥一句劝，把项目转给有实力的人做，你拿回点本金，虽然亏点，但总比破产强。”
“马科长，您这是要吃绝户啊。”我握着酒杯的手在发抖。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马得志冷笑一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这是市场优化配置。陈总，回去好好想想。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明天环保局和安监局还要去你工地联合执法，听说你们那扬尘和噪音也不达标啊。”
看着马得志离去的背影，我把手中的酒杯狠狠砸在了地上。
接下来的半个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正如马得志所说，环保、安监轮番上阵。
今天说没有防尘网，罚款两万；明天说脚手架搭建不规范，停工三天。
我的工地彻底瘫痪了。
更可怕的是资金链的断裂。
因为无法按时完工，甲方拒绝支付进度款。
银行开始催收贷款，民间借贷的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供应商听说我得罪了人，纷纷停止供货并上门讨债。
工人们拿不到工资，堵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不肯走。
我卖掉了车，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填进去就像是石沉大海。
我成了孤家寡人。
以前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一听我得罪了马得志，一个个电话都不接，避之不及。
我在办公室里住了整整一周，胡子拉碴，满眼血丝。
满地的烟头，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味道。
那天深夜，外面下着暴雨，雷声滚滚。
我正对着桌上一堆催款单发呆，手机响了。
是父亲。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接通了。
“小宇啊，睡了吗？”父亲的声音有些小心翼翼。
“没呢，爸。这么晚有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那个……我听你二叔说，他在省城打工的邻居回来说，你的公司出事了？说有人要抓你坐牢？”父亲的声音急促起来，带着明显的颤抖。
我心里一酸，强忍着泪水：“爸，别听村里人瞎嚼舌根。就是一点生意上的小纠纷，能解决。你别操心了，早点睡吧。”
“小宇，你别骗我。我都听说了，说你欠了几千万，还要被罚款。”父亲急了，“你等着，我明天一早就坐大巴去省城。”
“你来干什么！”我突然情绪失控，对着电话吼了出来，“你来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是几千万！不是几千块！你来给我添乱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只能听到父亲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许久，父亲沉声说道：“我去找你大伯。”
这句话像是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我那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心。
03
“别去！千万别去！”我几乎是尖叫起来，“爸，你给我留点脸行不行？平时送点破红薯人家都嫌烦，现在这种要命的大麻烦，还要得罪地头蛇，人家凭什么帮你？你去了就是自取其辱！就是让人家看咱们笑话！”
“他是你大伯，咱们是一家人。”父亲的声音很固执。
“一家人？人家姓陈，你也姓陈，但人家是天上的龙，你是地里的泥！这辈子都不是一路人！”我哭喊着，“爸，算我求你了，别去丢人了。大不了我破产，大不了我去坐牢，我不想让你去跪着求人家还被人家赶出来！”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
但我低估了父亲的倔强。
第二天上午，雨还在下，阴冷刺骨。
我不放心，还是开车赶去了省厅大门口。
我想拦住父亲，哪怕是用拽的，也要把他拽回去。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那一幕，那一幕直到今天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
省厅宏伟的大门旁，那个小小的传达室屋檐下。
父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裤腿全湿了，鞋子上全是泥浆。
他手里没有打伞，怀里死死地抱着那个我最痛恨的、脏兮兮的蛇皮袋。
他就那样缩在墙角，像一尊卑微的雕塑，任凭冷风吹乱他花白的头发。
进进出出的公车和豪车络绎不绝，每个人经过时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一眼，有的还捂着鼻子快步走开。
我的心碎了。
我冲下车，疯了一样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爸！你干什么！跟我回家！”
父亲被我吓了一跳，看见是我，那张冻得发青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讨好的笑容：“小宇来了……没事，我就等等。门卫说你大伯在开会，不让进。我就在这等着，等他下班总能见着。”
“等什么等！人家根本不想见你！”我红着眼眶吼道，伸手就要去抢他怀里的袋子，“扔了！把这破玩意扔了！咱们不求人！死也不求人！”
“别动！”
一向温吞懦弱的父亲，突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气。
他一把推开我，那双粗糙的大手死死护住那个袋子，眼睛瞪得滚圆：“这是给他看的！只有看了这个，他才会管！你懂个屁！”
就在我们在雨中拉扯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A6缓缓停在了大门口。
车窗降下来，露出大伯那张严肃冷峻的脸。
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眉头紧紧皱起。
“在单位门口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大伯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看了一眼大伯，又看了一眼狼狈不堪如同乞丐的父亲，那一刻，羞耻感将我彻底淹没。
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想立刻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大伯并没有下车，他只是对前面的司机低声说了句什么。
司机点点头，打着伞跑过来，对我们说：“陈厅长让你们先上车，去办公室说。”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伯的办公室。
宽敞、明亮，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省城的风景。
墙上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字画，书柜里摆满了厚厚的文件和书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肃穆感。
大伯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并没有让我们坐下，也没有叫秘书倒茶。
他正在批阅文件，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
父亲局促地站在昂贵的地毯边缘，生怕脚下的泥水弄脏了地面。
他依然紧紧抱着那个蛇皮袋，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等待老师的发落。
过了足足三分钟，大伯才放下笔，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只有五分钟，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接待。”大伯的声音冷冰冰的，“建国，你不在家好好待着，跑到这儿来闹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
父亲咽了口唾沫，声音颤抖着：“哥，小宇遭难了。有人欺负他，要把他往死里整。你是大官，你能不能……能不能帮他说句话？”
大伯转过头，目光如炬地看向我：“陈宇，你说。”
我硬着头皮，把马得志怎么卡我、怎么索贿、怎么设局逼我转让项目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大伯，我发誓，我的石材绝对符合国标，我有全套的检测报告。他们这就是明抢！”我急切地说道。
大伯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他重新戴上眼镜，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陈宇，你是成年人了，也是个生意人。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守法。如果是你自己违规违法，谁也救不了你。如果是正常的商业纠纷，你应该走法律程序，或者向纪检部门实名举报。”
“举报？”我惨笑一声，“大伯，举报信我写了十几封，全都石沉大海。等调查结果出来，我的公司早就破产了，我也早就进监狱了！”
“那是程序问题。”大伯的声音依然波澜不惊，“我是省里的干部，必须带头遵守纪律。我不能因为你是我侄子，就随意干涉基层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更不能为了私事，去给下面的人打招呼。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工作还怎么做？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
但也像一把尖刀，彻底斩断了我最后的希望。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结果。
公事公办，铁面无私，或者说——明哲保身，爱惜羽毛。
我看着大伯那张冷漠的脸，心里的怒火和绝望交织在一起。
“爸，走吧。”我拉起父亲的手，声音冰冷，“我就说了，别来丢人现眼。人家是大领导，觉悟高，怎么可能为了咱们这种穷亲戚沾一身腥？咱们走，哪怕是去要饭，也不在这里碍眼！”
父亲却没动。
他挣脱我的手，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他上前一步，越过那道无形的界限，把那个脏兮兮的、还带着雨水的蛇皮袋，重重地放在了大伯那张一尘不染的红木办公桌上。
“哥。”
父亲的声音不再唯唯诺诺，反而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硬气和悲凉，“这袋子里不是红薯。你看看吧。看完你要是还不管，我们就走，这辈子再也不登你家的门！”
大伯愣了一下，目光落那个蛇皮袋上。
父亲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拉着我就往外走：“走！回家！”
出了省厅大门，雨停了，但风更冷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恨意。
完了，全完了。
第二天上午，新区建设局，质监站会议室。
这是一场注定要写入我人生噩梦的“鸿门宴”。
长条会议桌的一头，坐着我不怀好意的竞争对手——赵强。
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一脸的嚣张跋扈。
坐在主位上的，是那个满脸横肉的马得志。
我的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停工整改及巨额罚款通知书》，罚款金额高达五百八十万，理由是“严重违规施工及使用劣质材料”；另一份是《工程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低得令人发指，基本等于把我的心血白送给赵强。
“陈总，别磨蹭了。”赵强吐出一口烟圈，戏谑地看着我，“签了吧。签了字，罚款我帮你摆平，你还能拿点钱回家养老。不然，这罚单一开，你公司账户立刻冻结，明天经侦就会介入。到时候，你可就是诈骗罪，得进去蹲个十年八年。”
马得志端着茶杯，慢条斯理地补刀：“小陈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是为了你好。上面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也很难做啊。你那个什么大伯，不是也没动静吗？看来人家也不想管你这烂摊子。”
听到大伯这两个字，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我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想到了年迈的父母，想到了那些跟着我干活却拿不到工资的工人。
我不甘心啊！
这是我三年的心血，是我翻身的希望。
可是现在，如果不签，我连累的不光是自己，还有整个家庭。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没有靠山，你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好……我签。”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灵魂仿佛已经离开了躯壳。
马得志和赵强对视一眼，露出了得意的狞笑。
我颤抖着手，拿起了签字笔。
笔尖触碰到纸面的那一刻，黑色的墨水洇开了一个小点，像是一滴黑色的泪。
我就要写下名字的第一笔。
“叮铃铃——！！！”
一阵急促、刺耳，且带着某种特殊频率的电话铃声，突然在死寂的会议室里炸响。
那是马得志手边的那部红色座机。
那是内线保密电话。
在体制内，这种电话只有上级有紧急重要指示时才会响。
通常，它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和不可抗拒的命令。
马得志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不满地皱了皱眉，似乎被打扰了雅兴。
他伸手接起电话，语气还带着几分平日里的官威：“喂？我是马得志。哪里？”
此时此刻，我正低着头，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然而，下一秒，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只见原本瘫坐在椅子上的马得志，像是屁股底下突然通了高压电，猛地弹了起来。
因为起得太急，他的膝盖重重地撞在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杯子里的热茶泼了一身，但他根本顾不上擦，甚至顾不上疼。
他的腰瞬间弯成了九十度，那张满是横肉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如纸，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是！是！首……首长好！啊？这……这……”
马得志的声音在发抖，那种恐惧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无法掩饰的颤音，“陈……陈厅长？您亲自……啊？就在我办公室？没！没有逼迫！绝对没有！我们是在……是在友好协商！”
全场死寂。
赵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手里转着的打火机“啪”地掉在地上。
我握着笔的手僵在半空，心脏狂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
04
陈厅长？大伯？
马得志一边拿着听筒，一边用一种极其惊恐、复杂、甚至带着乞求的眼神看向我。
那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和绝望：你有这层通天的关系，你怎么不早说？！
电话那头似乎在咆哮，马得志全身都在哆嗦，连连点头：“明白！明白！马上停职自查！是！坚决配合省厅督导组工作！绝不隐瞒！我有罪！我有罪！”
两分钟后，马得志放下了电话。
他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虚脱了，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
他哆哆嗦嗦地绕过会议桌，冲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笔和那份《工程转让协议》，几下就撕得粉碎。
“陈……陈总！误会！天大的误会！”
马得志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冰冷的汗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陈厅长刚才亲自指示了，说省厅的‘营商环境专项督导组’已经在楼下了，专门来调研您这个项目！这罚款单是临时工搞错了！作废！马上作废！”
“那……石材？”我还在发懵。
“合格！绝对合格！谁说不合格我跟谁急！”马得志拍着胸脯，声音都破音了，“陈总，您大人有大量，刚才的事儿……”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
一群穿着制服、神情严肃的人走了进来。
领头的一亮证件：“省厅纪检组。马得志，赵强，有人实名举报你们涉嫌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跟我们走一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