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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书房里,永远摆着那本他永远没写完的专著。泛黄的稿纸上,永远停留在第三章第二节。他常说:“我自己这座山还没堆成,怎么好意思当孩子的路标?”
但我记得,每个黄昏,他会放下笔,走到院子里,静静地看我蹲在墙角数蚂蚁。有时候看上一个钟头,直到暮色把我们都染成淡紫色。那时我七岁,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昆虫学家。
“爸,这只蚂蚁扛的米粒比它还大!”
“是么?”他蹲下来,眼睛和我一样高度,“让我看看,它走得真稳。”
他从来不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只是在发现我对昆虫的痴迷后,默默地在旧书箱底层放了一本《昆虫图鉴》。那书很旧了,翻开有樟木的香味,里面夹着蝴蝶标本,翅膀上的磷粉还会在阳光下闪烁。他就像个不动声色的策展人,把我感兴趣的东西,悄悄陈列在我必经的路上。
十岁那年,学校要办自然展览。我怯生生地说想做个蚂蚁巢穴的生态箱。母亲皱起眉:“耽误功课,又脏又乱。”父亲只是点点头:“周六我带你去郊外挖土。”
那个周六,他开了两小时车,在城郊的山脚下找到一片合适的红土地。我们蹲在地上挖土,他的手很稳,一点点把土装进铁皮箱。“要留些草根,”他说,“蚂蚁搬家时用得着。”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花白的鬓角上,我才发现,原来他总是这样——不指挥我怎么走,却在我选定方向后,默默把路上的碎石捡开。
初中时,我迷上观鸟。他攒了三个月工资,买回一台二手望远镜。说明书是日文的,他戴着老花镜查了整晚字典,在页边用铅笔密密麻麻地注上中文。望远镜很重,每次去野外他都背着,像背着一件圣物。我们在芦苇荡里一等就是半天,他不催,也不问“到底有没有鸟”,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递过来水壶。当第一只白鹭掠过水面时,我听见他轻轻的吸气声——那是他表达赞叹的方式。
高考填志愿,全家争论不休。舅舅说学生物没前途,母亲希望我学金融。只有父亲,在饭桌上一言不发。深夜,他推开我的门,放下一本厚厚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我查过了,”他说,“南林大的野生动物保护专业,去年录取线是621分。你的模考成绩,够了。”他没有说“你应该去”,只是把信息放在那里,像在说:路标在这里,你自己看。
大学报到那天,他送我到宿舍。帮我铺好床,在书桌上放了一盏新台灯,又在窗台摆了个喂鸟器。“这里冬天会有山雀,”他说,“记得添些小米。”然后他站起身,环顾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宿舍,像在确认这里是否安全。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手很重,但一句话也没说。
多年后,我也成了父亲。女儿痴迷星空,小小年纪就能认出猎户座。我在她窗边装了天文望远镜,在每个晴朗的夜晚陪她看星星。她问:“爸爸,北斗七星为什么总在北方?”
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蹲在墙角看蚂蚁的午后。想起父亲说的那句“它走得真稳”。现在我明白了,他说的不是蚂蚁,是我。
“因为它们要为我们指路啊。”我摸着女儿的头,就像多年前父亲做的那样。然后我们一起趴在窗前,等待下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我不教她任何关于星星的知识,只是陪她一起凝视那片浩瀚——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告诉孩子星星有多高,而是陪她一起,在黑暗里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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