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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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您真的来了？"
八十三岁的刘奶奶站在村口，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她身后是连绵的大山，脚下是崎岖的碎石路，最近的县城在一百二十公里之外。
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看着她脚上那双开了口的布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她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三年。
我叫周正阳，今年三十二岁，是云南省某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三年前，我主动申请加入了巡回法庭。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在法院系统里，巡回法庭是最苦最累的岗位。没有宽敞的审判庭，没有舒适的办公室，有的只是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听不完的案子。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见过太多像刘奶奶这样的人——他们住在大山深处，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去一趟县城比登天还难。如果法庭不去找他们，他们这辈子可能都等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刘奶奶的案子，说起来让人心酸。
三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刘军在县城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工地老板为了赶工期，让工人们冒着大雨作业。脚手架年久失修，刘军从三楼摔了下来，当场没了。
按照法律，工地应该赔偿。工地老板王德发当时拍着胸脯保证，说会负责到底。刘奶奶不识字，儿子又刚没，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王德发拿出一张纸让她按手印，说是赔偿协议。
刘奶奶按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张协议上写的赔偿金额是三万块钱。三万块，一条人命，就值三万块。
她想找王德发理论，但王德发早就跑了。工地也散了，原来的地方盖起了高楼，找谁都找不到人。
刘奶奶去镇上告状，人家说这事儿得去县城。她颤巍巍坐了五个小时的车到县城，找到法院，人家说要写诉状。她不识字，不会写。人家说要交材料，她没有。人家说要请律师，她没钱。
她在法院门口站了一整天，最后还是回家了。
回到村里，她逢人就说自己的冤屈。但说有什么用？没人能帮她。村里人都说，算了吧，人家有钱有势，你一个老太婆，告不赢的。
但刘奶奶不甘心。
她的儿子，勤劳本分，孝顺懂事，凭什么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凭什么那个黑心老板一分钱都不用多赔？
她不识字，就让村里的小学生帮她写信。写给县政府，写给市政府，写给任何她听说过的部门。信寄出去很多，回音寥寥。
三年了，她的头发全白了，眼睛也快看不见了。但她还是没有放弃。
直到有一天，村支书告诉她，法院的巡回法庭要来村里了。
这就是我见到刘奶奶的背景。
我们的巡回法庭一行四人：我、书记员小林、法警老张，还有一个实习生小陈。我们开着一辆破旧的越野车，车顶绑着折叠桌椅、国徽、横幅，后备箱里塞满了卷宗和干粮。
从县城出发，我们开了六个小时的山路。
那种路，不是城里人能想象的。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有两道被车轮压出来的痕迹。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车子稍微打一下滑，就可能翻下去。
小陈是第一次跟巡回法庭下乡，吓得脸都白了。我让他抓紧扶手，跟他说："习惯就好，我们每个月都要走这种路。"
他问我："周法官，真的有必要跑这么远吗？让当事人自己去县城不行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说："等你见到当事人，你就明白了。"
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村口站满了人，男女老少，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建村八十多年，从来没有来过法官。
我们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支起了法庭。
折叠桌当审判台，国徽挂在墙上，横幅拉起来，写着"巡回法庭"四个大字。没有空调，没有话筒，只有山风和蝉鸣。
但当国徽挂上去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看见刘奶奶站在人群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枚金灿灿的国徽。她可能不认识上面的字，但她知道，那是国家的象征，是公平的象征，是她等了三年的希望。
在正式开庭之前，我先详细了解了刘奶奶的案情。
她把那张皱巴巴的"赔偿协议"拿给我看，纸张已经被她翻得起了毛边。我仔细一看，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份协议漏洞百出。
首先，甲方的公司名称和公章对不上，明显是伪造的。其次，协议上没有写明事故责任认定，也没有劳动关系证明。最重要的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工亡赔偿的最低标准远远不止三万块。
这份协议，根本就是废纸一张。
王德发欺负刘奶奶不识字，用一张假协议骗她按了手印，然后卷钱跑路。这三年，他换了名字，在邻县又开了新工地，照样赚得盆满钵满。
而刘奶奶呢？儿子没了，儿媳改嫁了，她一个人守着四面漏风的土房子，靠几只老母鸡下的蛋换点油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