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绥远和平解放史料选编》《中共绥远情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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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北京。
一列从绥远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车站。车上坐着一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中年将领，他叫刘万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此行是奉命进京参加华北军区召开的重要会议。
刘万春刚走下火车，几个便衣人员已经不动声色地围了上来。片刻之后，这位堂堂的解放军军长便被带离了站台。
就在一年多以前，他还是绥远和平起义的功臣之一，曾受到中央的嘉奖慰勉，前途一片光明。可现在，等待他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从解放军军长到阶下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参加过和平起义的将领，为何会在起义仅仅一年之后便锒铛入狱？
当案卷层层上报之后，最高层又会作出怎样的批示？这一切，还要从刘万春早年间的经历说起...
刘万春，字寿山，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市）一个回族家庭。
交河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百姓世代务农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
刘万春自幼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练就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坚韧的性格。
1920年，22岁的刘万春考入了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培养初级军官的重要基地，招收的学员大多是各省选拔的优秀青年。
刘万春在这里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军事基础训练，学习了步兵操典、战术原理、地形学等课程，为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
从预备学校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二师任职。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割据一方，战火连绵不断。刘万春在部队里从最基层的排长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着实战经验。
1921年，刘万春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学府之一，创办于1912年，前后共办了九期，培养出了大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军事人才。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叶挺、赵博生、董振堂等共产党著名军事将领，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刘万春进入的是保定军校第九期，这是该校的最后一期学员。他在这里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兵器学、筑城学等专业课程，同时还接受了严格的体能训练。
保定军校的教育理念强调"文武兼备"，要求学员不仅要有过硬的军事素养，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战略眼光。
1924年，刘万春从保定军校毕业。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各派势力此消彼长。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王都庆的部队里担任见习军官。
这段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的残酷，也逐渐认识到了乱世之中军人的命运往往身不由己。
在王都庆的部队里，刘万春从见习军官做起，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务。
他作战勇敢，训练刻苦，很快便在同期军官中脱颖而出。1925年，他被提升为师部副官长，开始接触到更高层次的军事指挥工作。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拉开了序幕。
刘万春所在的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他本人也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刘万春担任独立团团长一职，率部转战南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克了武汉、南京等重要城市。1927年，刘万春所在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师，他担任该师第一团团长。
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刘万春命运的事情。
1927年的一天，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临时决定到驻湖北西阳的独立第八师视察。由于是临时决定，师长刘春荣接到通知时几乎没有准备时间。
当蒋介石来到一团训练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全团官兵正在进行体能训练，练习刺杀、跳木马、做单双杠等项目。而团长刘万春并没有站在一旁指挥，而是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和士兵们一起训练。
蒋介石对此颇感兴趣。他让刘万春做几个动作演示一下。刘万春当即跃上单杠，先做了一个杠上倒立，接着连续做了几个车轮式翻转，动作干净利落，显示出扎实的体能基础。
蒋介石询问刘万春练了多少年，刘万春回答说从陆军预备学校到保定军校，再到现在，从未间断。蒋介石对此表示赞赏，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能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这次偶然的相遇，让蒋介石记住了这个能和士兵同甘共苦的团长。
此后几年，刘万春的仕途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1930年，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补充第一旅旅长。
这本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好景不长，他的部队很快便被第26路军缴械。刘万春不得不离开部队，回到老家暂时赋闲。
这段赋闲的日子大约持续了半年。1931年秋，刘万春重新出山，这一次他投奔了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地方军阀之一，控制着山西、绥远等省份，拥有数十万军队。刘万春在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担任少将高参，开始了他在晋绥军系统中的发展。
1933年3月，一个更重要的机会来临了。蒋介石提议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轮流调各地军官进行集训。
这个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陈诚担任副团长，规格极高，被视为培养嫡系将领的重要渠道。
在挑选受训军官时，蒋介石点名要求把刘万春调来担任少将科长。这说明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六年前在湖北训练场上见到的那个年轻团长。
1933年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当天晚上，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刘万春。
在这次会面中，蒋介石询问了山西官兵的素质、上下级关系、训练情况等问题，刘万春一一如实回答。
蒋介石还特别询问了山西境内有无共产党部队活动的情况，刘万春据实报告说在靠近陕西黄河的永和县西区有时发现少数共产党赤卫队活动。
会面结束时，蒋介石勉励刘万春做事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刘万春不仅担任科长一职，还被留任助教，负责给后续几期学员授课。能够留校任教的军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这说明刘万春的军事素养和教学能力得到了认可。
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刘万春返回山西，继续在阎锡山的系统中任职。不过，由于有了蒋介石的赏识，他在晋绥军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这一年，日军扶植的伪蒙古军向绥远省发动进攻，企图侵占这片战略要地。
时任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的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打响了著名的绥远抗战。
刘万春此时已经在绥远任职多年，对当地的地形和敌情都比较熟悉。他奉命率领独立第7旅协同35军73师20旅孙兰峰部，向盘踞在绥远境内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日伪军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中国军队在这方面都处于劣势。刘万春的部队虽然伤亡严重，但始终没有退缩。
经过激烈战斗，他们成功缴获了大量日军的枪支、山炮、汽车和坦克，还击毙了敌军将领。这场胜利极大地震惊了日寇侵华大本营，也让刘万春在傅作义面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刘万春被任命为绥远省游击军旅长，负责在绥远境内开展对日游击战争。
绥远省地处蒙古高原南缘，地域辽阔，人烟稀少，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刘万春率部在这片土地上与日军周旋，时而袭击敌军据点，时而伏击敌军运输队，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942年2月，刘万春被任命为骑兵第3师中将师长。骑兵部队在绥远、察哈尔一带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动性强，适合在草原和山地进行快速突击。
刘万春率领骑兵第3师多次与日军交锋，积累了丰富的骑兵作战经验。
1943年5月，刘万春又调任暂编第17师师长。同年12月，他升任35军副军长，成为傅作义手下的重要将领之一。
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屈一指。能够担任这支部队的副军长，说明刘万春已经进入了傅作义的核心圈子。
从1936年到1945年，刘万春在绥远地区抗击日寇长达九年之久。这九年间，他从一个旅长逐步成长为军级将领，也与绥远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都以为和平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可是，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如何建设战后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在这场内战中，刘万春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1946年，刘万春被任命为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这个职务虽然名义上是负责地方治安的，但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军事权力，可以调动省内的保安部队。
1948年初，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刘万春的职务再次提升。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9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同时兼任第111军军长。
第9兵团是傅作义在华北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下辖多个军，总兵力达数十万人。刘万春能够担任兵团副司令官，说明他在傅作义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第111军是由原来的绥远地方部队改编而成的，官兵大多是绥远本地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刘万春担任军长后，着力整顿军纪，加强训练，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9月至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1月至次年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上也节节败退。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傅作义的数十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里，处境十分危险。
对于刘万春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他所指挥的第111军驻扎在绥远省内，暂时还没有被卷入战火。但是，随着平津战役的发展，绥远的命运也将很快揭晓。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守军十三万余人或被歼灭或投降。
天津的迅速陷落，给困守北平的傅作义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继续顽抗下去，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将难逃战火的摧残，数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1949年1月21日，经过反复权衡，傅作义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率部起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麾下二十多个师的部队交由解放军改编，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得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刘万春当时正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第111军。得知北平解放的消息后，他立即去见绥远省主席兼绥远省警备总司令董其武，了解情况。
董其武告诉刘万春，自己已经从广播中听到了新华社的消息。傅作义确实已经宣布起义，北平确实已经和平解放。
这个消息让刘万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傅作义是他的老长官，多年来一直对他信任有加。如今傅作义选择了起义，绥远又该何去何从？
1949年1月23日，董其武亲自前往北平，拜见了傅作义。傅作义向他传达了关于绥远问题的意见：待机协商解决。
这句话的意思是，绥远的问题不急于用武力解决，而是要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
这一方针实际上来自于更高层的决策。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曾前往西柏坡拜见中共领导人。
在会谈中，中共方面明确表示，考虑到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功绩，不宜立即以武力解决绥远问题，而应该采取更为缓和的方式。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绥远方式"的和平解放模式：先维持现状，给绥远方面一个过渡期，待条件成熟后再实现和平起义。
对于这一方针，绥远方面的反应是复杂的。
以董其武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顺应大势，接受和平改编。他们认为，全国解放已经是大势所趋，继续顽抗只会给绥远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持保留态度，甚至坚决反对。他们或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蒋介石还有翻盘的可能；
或是担心起义后会受到清算，身家性命难保；或是与共产党有过节，害怕秋后算账。
刘万春就属于后一种人中的典型。
他对蒋介石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1927年在训练场上被蒋介石赏识，到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到重用，再到此后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刘万春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在他看来，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蒋介石的提携。
这种心理使得刘万春在面对历史转折时显得犹豫不决、左右摇摆。
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代表与傅作义及绥远当局代表在北平开始正式谈判，商讨绥远和平解放的具体事宜。
谈判的内容包括军队划界驻防、平绥铁路通车、商业贸易往来、通电通邮、人民自由往来、使用人民币等多个方面。
4月8日，双方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但由于绥远方面内部意见不统一，协议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
在这段时间里，刘万春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他表面上不反对和谈，但实际行动中却处处掣肘。
有一次，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等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前往绥远。刘万春得知后，竟然对王克俊说：先不要把协议拿出来，部队的弟兄们还有一大部分人不理解、不相信共产党。
这番话让王克俊感到十分意外。他回到军部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董其武。
还有一次，中共驻绥联络处准备派人到归绥工作。董其武让刘万春负责安全保卫事宜。刘万春虽然答应了，但却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来人必须上交武器；第二，不准上街活动。
这哪里是在保护联络处人员的安全，分明是在进行监视和限制。
1949年7月24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了所谓的"七二四"事件，暗杀了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秘书王士鑫。这一事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度使绥远和平进程陷入危机。
事件发生后，中央明确指示：驻绥联络处继续留驻归绥，军统的破坏早在预料之中，这是他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不可上当。
对于牺牲的烈士，只能开追悼会，不许抬尸游行，不得撤销联络处，这样对绥远和平解放不利。
这一指示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如果因为特务的挑衅而放弃和平努力，正中敌人下怀；只有保持克制，继续推进和谈，才能最终实现和平解放的目标。
1949年8月，绥远和平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8月24日，经中央批准，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二十万银元及其他慰问品，乘专车抵达归绥市。这笔钱是专门用来安抚绥远官兵、稳定军心的。
董其武率领刘万春、赵晓峰等军政要员前往车站迎接。
8月26日上午，傅作义专门到刘万春指挥的第111军检阅部队。他逐一查看了各部队的驻地和装备情况，并亲自向官兵们发放慰问金：军官每人5块银元，士兵每人3块银元。
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师、旅、团长和绥远省政府局长以上人员讲话。
他向大家转达了在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时得到的承诺："既往不咎，起义有功。"他说，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使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复兴，今天只有跟着走，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傅作义还特别强调：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
此后几天，傅作义在刘万春的陪同下，又检阅了第111军的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傅作义的到来，对于稳定绥远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17日，就在绥远起义即将举行之际，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包头。
此人名叫徐永昌，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是刘万春的老上级。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绥远起义。
徐永昌找到刘万春，向他分析"国际形势"，声称美国不会坐视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蒋介石还有翻盘的机会。他劝刘万春不要轻举妄动，要为"党国"保留实力。
刘万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徐永昌，但也没有断然拒绝。这种暧昧的态度，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
按照排名顺序，第一个签字的是董其武，第二个位置留给了孙兰峰（因为孙兰峰当时思想还没有完全通），第三个签字的就是刘万春。
刘万春拿起毛笔，在第三个位置上写下了"刘万春"三个字。
直到9月19日凌晨3时，孙兰峰才最终决定签字。至此，绥远和平起义的签字仪式才算全部完成。
1949年9月19日下午2时，绥远省军政干部、各族各界代表在包头银行举行庆祝大会。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绥远省军政要员联名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
傅作义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以前错了，今后不敢再错了。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新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傅作义还再次强调：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
9月20日，中央复电嘉奖慰勉。电文指出：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绥远而奋斗。
绥远和平解放了。这是继北平之后，又一个采用和平方式解放的省份。
绥远起义的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血战，保全了绥远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为后来解决其他地区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可是，起义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绥远和平起义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原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
1949年9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刘万春奉命率领第111军所属部队开赴宁夏，参加解放宁夏的战斗。
当时，宁夏的马鸿逵部尚未投诚，仍在负隅顽抗。刘万春率领的部队包括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骑兵保安团，总兵力约一万余人。
这支部队虽然刚刚起义，但在进军宁夏的过程中表现还算积极。
1949年10月，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宁夏马鸿逵部全部投诚，宁夏宣告解放。刘万春率部返回绥远包头市待命整编。
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11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
第36军下辖第106师、第107师、第108师和军直暂编骑兵旅，总兵力约两万余人。这支部队被列入绥远军区建制，后来又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对于刘万春来说，这本应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组织上不仅保留了他的军长职务，还让他继续指挥原来的部队。这种安排体现了"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也是为了稳定起义部队的军心。
按照当时的政策，起义部队要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为此，华北军区专门从华北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抽调力量，组建了绥远军区军政干部学习团。
傅作义兼任学习团主任，薄一波兼任政委，负责对起义军官进行轮训。学习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理论等，学习时间为三到五个月。
这种安排的目的，是帮助起义军官转变思想观念，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的角色。
对于大多数起义军官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学习、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学习，确实转变了思想，此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完成转变。他们表面上接受了改编，实际上却心怀异志，暗中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系，伺机而动。
刘万春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下对蒋介石的那份"感情"。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升迁发达都归功于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携，总觉得欠蒋介石一份"人情"。
这种心理使得他在起义后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新的集体。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爆发，使得远东地区的国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对于那些心怀异志的人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带来了"希望"。他们认为，美国参战后，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
刘万春也是这样想的。
从1950年开始，刘万春多次派自己的心腹——一个姓李的营长前往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接头联系。这个营长名叫李玉函，是刘万春多年的亲信，对他言听计从。
李玉函每次去香港，都会带回台湾方面的指示和情报。他还带回了一份特殊的东西——阎锡山以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名义签发的委任状。
这份委任状的内容是：任命刘万春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11军军长，同时加授"第9兵团副司令官"的头衔。
对于刘万春来说，这份委任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拉起队伍"反正"，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怀抱。
刘万春收下了这份委任状，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在等待时机，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对国民党有利的变化。
与刘万春暗中勾连的不止他一个人。
在绥远起义部队中，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也在进行类似的活动。一个是第37军111师师长张朴，另一个是骑兵第4师师长鄂友三。
张朴原是国民党第258师师长，绥远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37军111师师长。他与刘万春一样，对起义并不心甘情愿，一直与台湾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
鄂友三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是黄埔军校第九期骑兵科毕业生，抗战期间在绥远地区率领骑兵部队抗击日寇，战功卓著。
但他与八路军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曾多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1940年2月，他率部进攻八路军绥西部队，造成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牺牲等严重后果。
绥远起义后，鄂友三被任命为解放军骑兵第4师师长。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对起义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是被迫"投降"的。
这三个人——刘万春、张朴、鄂友三——在绥远起义部队中都掌握着实权，手下都有真枪实弹的部队。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实上，他们确实在密谋这样做。
根据后来查明的情况，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曾在绥远起义前后进行了大量的策反活动。
他让手下起草了所谓的"和平意见书"，交给鄂友三呈递傅作义、董其武，试图阻止起义。起义之后，张庆恩又安排特务人员潜伏在刘万春、张朴、鄂友三的部队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绥远起义后，由国民党特务李鲲生等人发起组织了所谓的"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张朴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起义部队中发展力量，伺机发动叛乱。
刘万春与这个组织也有密切联系。他通过李玉函这条渠道，定期向台湾方面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鄂友三则更加激进。他不仅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系，还接受了阎锡山的委任，被任命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骑兵总司令"。他在部队中暗中发展亲信，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叛乱。
这一切活动，都在秘密进行着。表面上看，刘万春、张朴、鄂友三都是解放军的将领，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职责。但在暗地里，他们却在进行着危险的勾当。
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隐蔽，神不知鬼不觉。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掌握了。
绥蒙公安局在陶卜齐水磨村一带设立了归绥情报站，专门负责监控起义部队中的可疑分子。
这个情报站动用的内线多达133人，其中有27人分布在军政部门，15人分布在特务部门，包括绥远调统室科长2名、保密局绥远站组长1名、敌军团长3名、副团长1名等。
通过这些内线，我方对绥远起义部队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刘万春派人携带电台与台湾联络的往来电报，全部被截获并破译。
更关键的是，我方还成功策反了绥远军统的一个骨干分子武毓美。通过武毓美，我方获得了蒋介石与鄂友三等人秘密来往的电文，掌握了他们密谋叛乱的确凿证据。
绥远起义后，国民党调统局派遣了多名特务携带电台潜伏在起义部队中。其中，胡尚儒、张培英携带六号电台潜伏在张朴的第258师；郭泰、郭嵩携带电台潜伏在刘万春的第111军。
胡尚儒、张培英的电台是唯一可以直接和国民党调统总部通报的电台。
这部电台自1949年10月4日开通，至12月6日中断联系，往返电报原件均被我方安排的内线李桂钧（电台译电员）掌握，并抄送情报站。
换句话说，刘万春、张朴、鄂友三与台湾方面的秘密联络，从一开始就处于我方的监控之下。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密谋，实际上早就暴露在阳光之下。
1950年下半年，华北军区决定收网了...
19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召集绥远军区各军师旅长到北京开会。这次会议的表面议题是研究部队建设问题，但实际上另有安排。
会议进行到中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突然宣布了一项决定：以"暗通国民党罪"逮捕刘万春、鄂友三、张朴三人。
会场上顿时一片哗然。在座的将领们谁也没有想到，会议竟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刘万春当场被带走。几个小时前，他还是堂堂的解放军第36军军长；几个小时后，他就成了阶下囚。
消息传出后，董其武大为震惊。在他的印象中，这几个人当初虽然不太情愿起义，但最终还是在通电上签了字。按照"既往不咎"的原则，怎么起义才一年多就把人抓了？
董其武立即去有关部门打听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刘万春等人在起义后暗中与台湾方面勾结，密谋组织部下发动叛乱，证据确凿。
这时，聂荣臻打来电话，向董其武详细说明了逮捕刘万春等人的原因，并告知此事已经通报给了傅作义。
董其武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虽然感到惋惜，但也知道刘万春等人确实触犯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不过，董其武并没有放弃为这几个人求情的努力。他向有关方面表示：按照刘万春等人的罪行，必须严肃处理；但看在他们是起义将领的份上，希望能够从宽发落。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为刘万春说情。他向有关方面担保，请求对刘万春从轻处理。
案件的处理让聂荣臻感到棘手。按照当时的法律，暗通敌国、图谋叛乱是重罪，依法应当严惩。
但刘万春毕竟是起义将领，如果处置过重，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起义人员的情绪，也可能给今后争取更多人起义造成负面影响。
这个案子涉及到重大的政策问题，聂荣臻决定上报中央，请示最高层的意见。
案卷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伟人的案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