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遗憾：一野兵力仅四野十分之一，毛主席为啥不让他大扩军

1949年2月，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作战会议，此次参会的都是指挥解放军各战区的一、二把手，有林彪、粟裕、刘伯承……，他们齐聚西柏坡是要听取毛主席关于整编各军区的野战军的报告。

在会议开始了以后，毛主席眼神坚定而平静，他先把解放军的整编局势讲了出来，然后直接开始了整编军团的报告:“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四野战军，整编规模为4个兵团12个军，整编后的兵力设置为82万。”

毛主席说完后，一阵骚动响起，总兵力82万！这个数字非常有重量，而接下来的数字更是让在场的将军侧目: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整编后的兵力设置为58万；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整编后的兵力设置为28万。

很快毛主席便宣布到了彭德怀，“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不知怎么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随即语气笃定的宣布道:“整编规模为2个兵团六个军，整编后的总兵力为15万5千。”

这样的宣布念完后，会场再一次出现了讨论，因为这样的设置实属有些别扭，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兵力只有林彪的五分之一，相当于四野的一个兵团的兵力。

而且在四个月前，彭德怀就西北野战军的兵力短缺向毛主席提出了扩军请求，不过毛主席并没有答应他:“西北的窘境，要用西北自己的办法来克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西北野战军整编后的兵力如此单薄?这背后，隐藏着解放战役的大局战略部署的大棋。

西北战场被“锁死”:地理和资源的有限困境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西北战场的地理现实看出主席这样安排的端倪。

1947年3月，胡宗南的25万部队气势汹汹的陈兵延安，为了保护革命圣地，彭德怀带着人数仅有2.6万的西北野战军阻击胡宗南部，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彭德怀的西北军是目前西北战场的全部家底，是西北战场努力了好久才凑到的。

首要问题是地理隔绝，西北和华北之间有一个天然隔断，那就是黄河和吕梁山脉，而它又和中原之间有一块千里的荒漠，因此它的补给线一度被称为“死亡补给线”，不仅交通条件恶劣，而且还面临着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

在1947年9月的时候，有真实记录表明:从这条死亡补给线运输1000斤粮食，在路途中就要消耗八成，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200斤。

其次要命的是人口与粮食的匮乏。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多时也才150万，但他们面对的则是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地理条件。

在1947年的时候，即便是有我党的帮助，这里也只能一年产粮90万石，因此每个月耗粮4.5万石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在那里坚持最多20个月。

最先知晓如何解决西北困境的人是毛主席，他曾提出“西北战场要全力依靠机动，而不是一味的增兵。”这也奠定了西北战场以后的限制战场增兵的策略。

1948年1月，前委扩大会议在米脂杨家沟举行，会议一开始，将领们就纷纷向彭德怀吐苦水，表示他们手下兵力严重匮乏，这也是西北战区的困境，有记录表明当时的西北野战军总兵力为7.5万，而前来围剿它们的敌人就有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他们的兵力直指40万以上。

实际上，西北野战军和胡宗南等部的战略悬殊为10万兵力，如果不能及时扩军18万，那战略反攻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彭德怀在向毛主席要兵时，毛主席并没有答应他，因为粮食弹药被服难以解决。

这也是西北客服环境决定的，按照黄土高原的生产力，最多只能维持一支15万的军队，因此西北战场的困境才如此明显。

其次运输问题也是一个大麻烦，1948年3月，想要把一个士兵的全部装备运输到西北，需要四个民工一个月的付出，也就是说一支15万的西北野战军，需要60万的民工来进行一个月的劳作，这是一些根据地的全部人力资源。

因此彭德怀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西北地理条件恶劣，生产力有限，不适合养大规模的军团，现在已然出现供养压力，再增加兵力会让百姓受不了。”这样的选择也是明智的，也反应了我党的宗旨:不竭泽而渔。

以弃子牵动全国战局:战略牺牲背后的全局计算

除了地理限制的客观困境，还有毛主席的全国战局的主动布局所促成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使得毛主席把西北战场设定为了一个特殊角色:牵动全局的棋子。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此时的刘邓大军已成功完成强渡黄河的战略目标，也因此中央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全国兵力要如何投向?

首选是东北，它拥有着不错的工业家底，而且后方还有苏联这个老大哥，是非常不错的战略要地，因此自1945年10月开始，中央便加大了对东北的人力资源输出:三年的时间总共输出了11万名战士和2万干部，这是当时我党最大的资源储存。

枢纽是中原，控制中原具有让国民党华东和西北之敌成为孤军，因此才有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甚至为了这个壮举可以选择牺牲一半的队伍。

财源是华东，这里的优势是人多、资源富足，占领这里可以养活很多部队。

而西北，则在全国战局部署上被纳入“付出”战区目标，因此那个时候的彭德怀得到的指令是“战略牵制胡宗南，让他无力东调。”

只要西北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不被打掉，那么胡宗南的25万精锐便被牢牢的锁死，无法支援其他战区。

这也是1948年3月的宜川战役后，毛主席没让彭德怀趁胜追击胡宗南一部的原因，虽然彼时彭德怀歼灭了胡宗南的整编29军，但中央考虑到其他战区的战略行动:东北的秋季攻势、华东的豫东战役，因此严令彭德怀保持西北现状，想让胡宗南有压力且让蒋方不会进行其他战区的增兵行为。

这也让西北不适合大量增兵，1948年的全年增兵数据更能说明这一切，当时中央完成华北军区向西北军区增兵1.7万人，而同期东北的和华东的数字分别为8.5万和5.3万。

1948年9月的辽沈战役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我军参战人数达到70万兵力，而西北战场的荔北战役只有六万人，这也是西北野战军的全部家底。

因为战事的地理特殊情况，使得彭总经常收到特殊的军事任务，那就是替其他友军训练新兵，这也是因为这里的战事强度不大而促成的。

比如1948年10月，从华北军区调入了两个旅到西北战区，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作战任务后，这两个旅很快出现在了平津战场上。对此彭总非常大度的表示:我们这里条件不行，但可以为我军培养骨干。

甚至毛主席也肯定了彭总的作用:他是以一身当四五十万的敌人，而这句话也揭露了西北战区的核心战略:以极少的兵力拖住最多的敌人，为其他战区创造胜利条件。

骨头榨油:彭总的极限带兵风格

兵力不足，对于彭总来说有办法解决，那就是从战术中生兵，以及从训练里生战斗力。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而彼时的胡宗南一部的敌军兵力是彭总的10倍，为了牵制胡宗南，彭总自创了“蘑菇战术”，一种分散和敌人周旋，再趁敌人疲惫不堪时伺机出击的战术。

而青化砭战役则是这种战术的辉煌体现，在这场战役中，彭德怀以一个旅吸引敌人，在敌人到达伏击圈后，再发动局部五倍于敌的兵力打歼击战，最终这场歼击战以1小时47分钟全歼该旅的成绩结束，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全局劣势，局部优势，并是整个西北战区的通常打法。

兵力补充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与其他战区不同，西北战区很难从战场进行兵员补充，1947年，整整一年的时间，西北野战军的俘虏才有4.2万人，但西北野战军的兵员补充仅二分之一多一些，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俘虏里四川人太多，无法适应西北战场而导致的。

而彭总的选择则是从现有士兵的效能进行突破，他推行的三大互助:思想互助、体力互助、技术互助很好的提高了西北野战军的士兵效能。

在他的部队里，一个老兵可以带到一个班的新兵，一个连的党员可以帮助一大片群众，也因此才出现了1948年的一份训练报告:当时六月份的步兵射击成绩考核中，西北野战军基本可以做到68%的射击率，这补齐了西北战区弹药短缺的短板。

为了提高军队效能，彭总还进行了精简机关和充实连队的策略，在1948年1月，因为战斗人员不足，彭总颁布了一条军令:所有单位精简30%，而他身先士卒的把自己的司令部减员了120人，以及把警卫部队也抽调了一个排到战斗岗位中了。

兵力不足会产生轮换问题，在思虑了一段时间，彭总有了应对方法:“三线配置”，三线配置分别是作战部队、休整部队、训练部队，这三只部队会定期轮换，也让在总兵力没变的情况下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8年秋冬，太原战役爆发，为了支持主力，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战士抽调，这一抽调，直接让西北野战军的数量到了历史最低点。

无奈之下，彭总削减了炮兵、工兵、通讯兵等兵部，甚至还动了自己的警卫班，把多余的人全部补充到了战斗团。

而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49年的春季攻势时才有改观，彼时的西北野战军规模为两个兵团六个军，因为彭总的这些政策，让西北野战军每个军都有2.5万人的建制，这在其他野战军那里，算是非常不错的建制，而且西北野战军的这六个军的战斗人员几乎全满，后勤人员没占多少比例。

事实证明，即便兵员不多，但依然可以打好仗，1949年5月，陕中战役爆发，虽然胡宗南、马步芳调集了30万的联军，却依然被第一野战军15万人击溃，直接让西安成为了我军的阵地，此战胜利后，林彪都感叹:这一战含金量非常高。

历史的解读:毛主席为何没有让西北野战军扩军?

在时间到了1949年10月的建国那一段日子里，野战军各部的兵员人数都有了调整，但一野仍然在兵员规模上和其他野战军部相差甚大，当时有34万人的规模，而同一时间的四野则达到了150万人。

这也是彭总未曾言说的遗憾，但他知道这种牺牲也是有历史作用的，那就是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而西北野战军的“投入产出比”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解放战争的这三年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完成了歼敌51.3万人的好成绩，而自身只折损不到十万人，这样的战损比是野战军第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分担了胡宗南一部的精锐压力，让他部被拖在了西北。

而且在政治声望贡献中，西北野战军可以说是功勋卓著，陕北转战一年有余，但却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声望，甚至毛主席在窑洞与国民党军进行较量的行为，已然在意义上超越了革命胜利本身这件事，如果没有彭总的西北军的保护和支持，我党获得的政治声望可能要大打折扣。

而且西北野战军在经济上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西北战区获得的物资支持不算很多，也就东北的八分之一，又或者华东的五分之一，但是它的产出却物超所值:让党中央在敌军中巍然不动，还让国民党五分之一的主力被牢牢锁死，甚至还培养了大批的基层干部……

1949年12月的时候，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作为这场会议的主理人，彭德怀惊喜的发现他的西北野战军已经到了55万的规模。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们依然有用处，那就是投入生产建设的活动中，对此彭总依然有信心:“我们最艰苦的时候依然可以以少胜多，这是因为我们民心齐，如今搞建设，依然要注意这一点。”

实际上，毛主席不答应彭德怀扩军的行为是经过认真考量的，它主要有以下的深思熟虑:

一资源限制:西北只能养那么多的军队。

二战略部署:需要集中兵力打局部关系重要的军团战。

三用人自信:相信彭德怀能指挥好这只数量不多的部队，能为其他战区创造胜利条件。

四战争法门:不是所有的战事都符合“兵多才能打胜仗”的战争规律。

后来彭德怀把自己当时的感悟说了出来:“西北战场是一根扁担，它的两头分别是党中央的安全和全国战局，因此这根扁担一定要非常坚韧。”这句话，也说出了那段特殊时期西北野战军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兵多兵少只能影响战争的一部分，想要完全掌握战场的风向，还需要看待用兵之人的战略、战术、以及资源等诸多因素，也因为彭总在这些方面做的好，才让西北野战军创造出了很多骄人的成绩，最终成为了我军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