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大军进入甘肃的消息，兰州的传教士们掀起了撤离潮

1926年——1933年兰州传教士的命运抉择

当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兰州的消息传遍古城街巷，城内的外籍传教士们顿时陷入恐慌，纷纷仓促收拾行装，踏上了撤离之路。兰州传教士们掀起撤离大潮。

1926年的中国，正被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北伐战争的浩荡推进，点燃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这股时代洪流冲破山川阻隔，迅速波及西北边陲，并与蓬勃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深度交融，在兰州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社会浪潮。五卅惨案的发生，将全国的反帝情绪推向顶峰。

即便兰州地处内陆，远离沿海的风暴中心，却也通过进步刊物的传播、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等渠道，受到了深刻影响。教会教堂、宣教学校及各类附属机构，被民众视为“西方列强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频繁面临被爱国团体占用、被愤怒群众冲击的风险。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失去基本保障，内心的安全感急剧崩塌。

彼时，兰州的主要传教差会以英国内地会为核心。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差会高层经过审慎而全面的评估，最终作出了分批撤离的关键决策。 1926年的撤离行动，集中在秋末至冬初。英国传教士濮司满成为撤离的先行者，他于当年秋季率先离开兰州城区，辗转南下，最终抵达上海；随后，澳大利亚传教士安得烈、新西兰传教士季伯礼等人也分批踏上归途，他们的目的地多为沿海通商口岸或香港等相对安全的区域。与兰州毗邻的凉州（今武威）宣教站，也同步启动了撤离计划。英国传教士梅桂兰、斐姑娘等在凉州宣教数十年的资深传教士，先撤至兰州集结，再与当地传教士一同转赴上海、汉口等地。

不过，撤离的主体多为外籍核心传教士，中国籍传道人多数选择留守；部分医疗机构如兰州博德恩医院，仍有少数外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维系着基本的医疗服务。撤离的浪潮并未因1926年的寒冬而停歇。1927年，南京事件爆发，欧美各国相继发布撤侨令；1928年，第四次河湟事变全面爆发，西北局势再度陷入动荡。多重危机的叠加，使得留守兰州的传教士加速撤离，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迁徙潮。

这场持续数年的撤离，既非传教事业的彻底终结，也非单纯的驱逐，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传教群体对复杂局势的理性回应。

随着时局逐渐缓和，1929至1933年间，那些被迫撤离的传教士开始分批返回兰州及甘肃各地。重返故土的他们，将重建教务、恢复医疗与教育事业作为核心任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到1930年代，兰州的教会组织、附属宣教学校以及博德恩医院，逐步恢复了常态运营。而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中国籍传道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衔接作用。1926至1929年，当外籍传教士纷纷远走他乡时，他们多数选择留守，以坚定的信念维系着兰州教会的基础运转，为后期外籍传教士的重返与事工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根基与群众基础。

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也成为近代甘肃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推动教会逐渐从外籍传教士主导的模式，向中外传道人共同协作、更贴合地方社会的方向转型。

核心传教士小传

梅桂兰（Miss Annie E. Mellor）

英国籍内地会传教士，1860年代末出生，1894年赴华后即被派往甘肃凉州（今武威）宣教，成为凉州宣教站的核心奠基人之一。她与卜存仁师母长期搭档，深耕妇女宣教与农村布道，曾顶着寒风雪夜深入双城堤等乡村巡迴布道，耐心回应民众的信仰疑问，见证了凉州教会早期信徒的归主与成长。1900年庚子教难中，她随同工避往汉口，局势平定后即刻返凉重建宣教工作，数十年间始终坚守西北边疆。1926年因地方动荡撤离，1929年冬率先重返凉州重启宣教站，1930年起往返兰州协调全省教务，成为甘肃内地会联络枢纽。1935年，已在甘服务41年的梅桂兰退休离华，将毕生最珍贵的岁月奉献给了西北宣教事业。

斐姑娘（Miss Emma Pickles）

英国籍内地会传教士，1894年与梅桂兰同期赴华，先在秦州（今天水）开展宣教，后转赴凉州深耕多年。她擅长与基层民众沟通，积极参与妇女查经班教导与信徒培育，是凉州教会妇女工作的重要推动者。1926年秋随首批人员撤离，经兰州转赴汉口暂避；1930年夏重返凉州，此后长期奔波于兰州—凉州一线，不仅恢复地方宣教事工，还承担起差会物资统筹与跨区域联络工作，为甘肃宣教网络的重建搭建了关键桥梁。1936年，斐姑娘结束在华32年的宣教生涯离华，其足迹遍布甘肃东部与中部，见证了清末至民国西北教会的起伏历程。

安乐欢医生（Dr. Leighton P. Rand）

1895年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及医学院，考取医生资格后加入内地会，立志投身医疗宣教。1925年初冬辗转抵达兰州，任职于甘肃第一座西式医院——博德恩医院，成为医院核心医护力量。他不仅主持日常诊疗，还每两个月轮流赴河州医院出诊，为偏远地区百姓解除病痛，1926年医院120张病床全满时，他仍坚持接诊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各族患者。1927年撤侨令下达时，他自告奋勇留守，与中国员工共同守护医院。1928年西北大饥荒期间，医院人满为患，他终日超负荷工作导致健康严重透支，1929年4月病倒，5月8日安然离世，年仅33岁，用生命践行了医疗宣教的使命。

濮司满（Pusiman）

英国籍内地会传教士，兰州基督教会核心人物，长期主持兰州城区福音堂教务与礼拜组织工作。他深谙西北文化习俗，注重与地方民众建立信任，在兰州及周边积累了深厚的宣教基础。1926年秋，面对日益紧张的反洋教氛围与军阀战乱风险，他作为首批撤离的核心传教士转赴上海避险。1930年春，河湟事变平息后，他率先返兰重启福音堂事工，积极衔接留守的中国籍传道人，快速恢复教会聚会与宣教活动，为1930年代兰州教会的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

季伯礼（Gilbert）

新西兰籍内地会传教士，专注于教会教育事工，赴华后即在兰州参与宣教学校的创办与教学工作，致力于通过教育传播知识与信仰。1926年11月因局势动荡撤离，经上海转赴东南亚暂居。1933年秋，随着国内反洋教情绪降温、地方秩序稳定，他重返兰州，全力推动宣教学校的恢复运营，完善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兼具文化素养与信仰根基的本地人才，成为兰州教会教育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金品三：英国人，其父金辅仁是“内地会”最早期的宣教士之一，于1875年7月14日抵达中国。从小就往返在中英之间。英国读完小学，中国山东读完中学。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全科医士学位。1911年1月，金品三再次到中国从事慈善事业。1914年，金品三前往甘肃兰州，负责兴建博德恩医院（甘肃第一座西医医院）。他于2月到达兰州，同年底，在黄河北岸买下一大片背山面河的台地作为院址，即今天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部分。1915年12月，金品三的挚友高金城医生也来医院。上世纪三十年代中，高金城曾受党组织委托，在河西走廊营救西路军流散及被俘红军时，被军阀杀害。1927年6月5日，金品三在河套段张家坳抢救筏子时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