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军座，你疯了？”
老黄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动了院外的风，“你这电报一发，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赌！可公馆里那四十多口人怎么办？她们都是你的女人！”
七十岁的范绍增捻了捻发白的胡须，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年轻人都没有的狠劲。他笑了，露出那口招牌式的黄牙，笑声像是破锣。
“他们都喊我‘范哈儿’，喊了一辈子。哈儿嘛，赌钱的时候，哪有不押上全部家当的道理？我的兵，我的命……还有她们，都是我的赌注。”
重庆的雾是黏的，能粘在人的皮肤上，粘在青石板的缝隙里，长出滑溜溜的青苔。
1920年代的重庆，比这雾还黏稠的是人心。袍哥、军阀、商贾、洋人，都搅在这座山城里，像一锅永远也熬不开的麻辣烫。
望江楼的宴席上，热气腾腾。主座上坐着的是城防司令刘四爷，一个脸上永远挂着笑的胖子，但谁都知道他手黑。他的对面，就是范绍增。
那时候的范绍增才三十出头，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脖子上挂着一指粗的金链子，像个刚发了横财的土财主。
席间，他话不多，只顾着埋头吃。一块肥腻的东坡肉，他能吧唧嘴半天，引得满桌人侧目。
刘四爷笑着给他敬酒：“绍增兄弟，听说你最近又收了一批好枪？”
范绍增抬起头，满嘴流油，憨憨一笑：“嘿嘿，都是些破铜烂铁，拿来打鸟耍的。”
旁边的人都跟着笑，笑声里带着轻蔑。谁不知道，这“范哈儿”就是个走了狗屎运的袍哥头子，除了钱和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
酒过三巡，戏肉来了。刘四爷的人端上来一个托盘，上面是两摞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
“绍增兄弟，我们来赌个小的，”刘四爷慢悠悠地说，“就赌你手下那个营，能不能守住朝天门的码头。我赌不能。”
范绍增眼睛一亮，仿佛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他抓起一根金条，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下巴都掉下来的动作。他掏出火柴，“嚓”地一声点燃，凑到金条上去点他那根劣质的雪茄。
金子不燃，但那股子烧钱的豪横劲儿，把整个屋子的空气都点燃了。
“刘四爷，你这金条不经烧啊。”
他把金条扔回盘子里，发出“当”的一声脆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契，拍在桌上。“我拿南纪门外那片地跟你赌。我的人，守得住。”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朝天门是刘四爷的地盘，他让你守不住，你就一定守不住。拿真金白银的地契去赌一个必输的局，不是哈儿是什么？
刘四爷笑了，笑得很开心。
三天后，朝天门码头果然“失守”了。范绍增的人被刘四爷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了出来。
范绍增二话不说，把地契双手奉上，还摆酒给刘四爷赔罪，席上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刘四爷彻底放松了警惕，认定范绍增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又过了半个月，刘四爷为了庆祝自己的寿辰，调走了城里大部分兵力去郊外操演，准备搞个阅兵给他长脸。
就在那天晚上，范绍增那些被“赶出”朝天门的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一夜之间就把刘四爷空虚的军火库给端了。
等到刘四爷反应过来，他已经成了个没牙的老虎。
范绍增穿着长衫，摇着扇子，再次坐在望江楼。这次，主座上的人是他。刘四爷缩在角落里，脸比锅底还黑。
范绍增夹起一块东坡肉，慢悠悠地嚼着，含糊不清地说：“刘四爷，你看，我这个哈儿，有时候运气还是不错的嘛。”
范绍增发迹了。他在重庆郊外的山坡上，圈了一大块地，盖了一座巨大的宅子，人称“范公馆”。
那公馆不像公馆，倒像个小小的城邦。青砖高墙，里面亭台楼阁，花园泳池，应有尽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公馆里住着的女人。
不多不少，四十房。
这些女人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他打仗缴获的战利品，有的是别人送给他的礼物，还有的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的。她们住在公馆里，不用干活，每天的生活就是打牌、听戏、抽烟、逛花园。
范绍增给她们定制了统一的服装，夏天是白色的丝绸旗袍，冬天是红色的呢绒大衣。
几十个身段妖娆的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在园子里走动，像一群被圈养的精美鸟雀。
公馆的管家姓赵，是个精瘦的老头，跟了范绍增半辈子。
他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些女人。每个女人每月有固定的月钱，谁生了孩子，赏金翻倍。
但规矩也严，没有范绍增的许可，谁也不准踏出公馆大门一步。
金丝笼里的日子，是甜的，也是腻的。
女人们争风吃醋，拉帮结派，今天你扯了我的头发，明天我撕了你的衣裳。范绍增从不管这些，他觉得女人嘛，吵吵闹闹才热闹。
他喜欢这种被环绕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皇帝。
紫娟是第三十八房。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读过几年新式学堂，会写字，会算术。她是被她那个抽大烟的爹卖进范公馆的。
刚来的时候，她不哭不闹，只是整天坐在窗边看书。看的都是些外面油印的报纸，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
范绍增对她有点兴趣。有天晚上，他喝多了，摇摇晃晃地走进紫娟的房间。紫娟正在灯下看报，见他进来，只是站起身，不说话。
“看啥子名堂？”范绍增打着酒嗝问。
“看报纸。”紫娟的声音很轻。
“报纸上有金子？”
“没有金子，有外面的事。”
范绍增凑过去，眯着眼看那报纸上的字，上面印着“东北沦陷”、“学生游行”。他哼了一声，一把抓过报纸，揉成一团。
“这些东西，看了有啥子用？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他晃了晃脑袋，“你啊，安安心心待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比外面那些人为了一口饭跑断腿强得多。”
紫娟低着头，小声说：“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
范绍增愣了一下，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他捏着紫娟的下巴，仔细端详着这张干净的脸。
“你这个女子，有点意思。不过，有意思没用。”他松开手，转身往外走，“在这个家里，听话，才有用。”
门关上了，紫娟捡起地上的纸团，一点点地抚平。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范绍增看不懂的光。
范公馆里有一座当时在重庆都算稀罕物的游泳池。
夏天的时候，范绍增会命令所有妻妾都换上泳衣，在池子里嬉水。
他自己则搬一张太师椅，坐在池边，戴着墨镜，看着这满池的春色，喝着冰镇的酸梅汤，心满意足。
这是他的王国，这些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
1937年的夏天，重庆的太阳比往年更毒。空气里不光有湿热，还有一股火药味。
日本人的炮弹在卢沟桥炸响，消息传到四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火锅里，油汤四溅。
国民政府号召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四川的军阀们各有各的算盘。有的想保存实力，有的想趁机捞好处。范绍增也被召去开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中央派来的大员坐在主位上，用一种审视的眼光看着台下这些穿着各色军装的四川将领。他的目光扫过范绍增时，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在这些正规军校毕业的精英眼里，范绍增这种袍哥出身的“土包子”，就是个笑话。他的部队，也被叫做“哈儿师”，被认为是只能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员清了清嗓子，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此次出川抗日，非同儿戏，需要的是精锐之师。各位的部队，要量力而行啊。”
话音刚落，一个将领就站起来哭穷，说自己的部队缺枪少粮，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个也跟着附和，说士兵都是庄稼汉，没见过大阵仗。
范绍增一直闷声不响地坐着，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
大员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他身上，带着点调侃的语气：“范师长，你呢？你的部队，怕是更离不开重庆的安逸生活吧？”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范绍增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桌上的茶杯跳起来，摔在地上，碎得四分五裂。
笑声戛然而止。
“我日你先人板板！”范绍增一开口就是粗话，指着那个大员的鼻子骂，“老子是哈，老子的兵也是哈！但老子晓得，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哪个龟儿子还当缩头乌龟，哪个就不是人！”
他环视一周，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那些哭穷的将领的脸。
“老子请缨出川！兵员不够，老子自己回大竹老家招！武器不够，老子自己拿钱去买！军饷不够，老子把范公馆卖了！”
他走到会议室中央，声音吼得整个屋子嗡嗡作响。
“我范绍增今天把话撂到这！不把日本龟儿子赶出中国，老子誓不回川！”
没人再敢笑了。他们看着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哈儿”，仿佛第一次认识他。
范绍增说到做到。他真的变卖了一部分家产，扩充部队，换装武器。他的第88军，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开出了四川。
火车开动的那天，重庆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范绍增站在车厢门口，一身戎装，和他那身不合身的西装比起来，像是换了个人。
他手下的袍哥兄弟，也是他最得力的干将老黄，红着眼圈对他说：“军座，这一去，凶多吉少啊。”
范绍增拍了拍他的肩膀，咧嘴一笑：“怕个锤子！死在打日本人的战场上，比死在烟花巷的床上，值钱！”
88军的士兵，大多是四川的农民子弟，穿着草鞋，扛着老旧的汉阳造。他们跟着这个“哈儿”师长，一头扎进了淞沪战场这个巨大的血肉磨坊。
战场上，范绍增的“哈儿”劲儿，变成了一种不要命的悍勇。
有一次，日军的炮火覆盖了他们的阵地，一个营的阵地眼看就要丢了。通讯兵跑来报告，说前线顶不住了。
范绍增一把撕掉自己的上衣，露出精壮的胸膛和上面盘龙卧虎的纹身。他从警卫员手里抢过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跳出指挥部。
“给老子顶住！”他一边往前冲，一边吼，“哪个龟儿子敢后退，老子第一个就地枪毙！”
他冲到最前沿的战壕里，架起机枪就对着冲上来的日军猛扫。子弹打在他身边的泥土里，噗噗作响，他眼皮都不眨一下。
士兵们看到师长都亲自上阵了，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嗷嗷叫着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硬是把日本人给打了回去。
那一仗打完，范绍增的胳膊上中了一块弹片，血把半边军装都染红了。他坐在地上，让卫生兵给他包扎，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狗日的日本龟儿子，还挺经打。”
老黄看着他，眼圈又红了。他知道，这个“哈儿”，是玩真的。
从淞沪到南京，再到武汉，范绍增带着他的川军，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他的88军几乎被打光了，又补充，又打光。他自己也几次负伤，最重的一次，差点没抢救过来。
“范哈儿”的名声，在军中传开了。但这一次，不再是嘲笑，而是敬畏。
八年仗打完了。范绍增拖着一身伤病，回到了重庆。
他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荣耀。抗战胜利了，内战的乌云又笼罩过来。他这种非黄埔系的“杂牌军”，在国民党政府眼里，始终是外人。
他的兵权被一点点收走，最后只剩下一些空头衔。他被“供”了起来，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
他又住回了范公馆。公馆还是那个公馆，但感觉一切都变了。园子里的花草好像没那么鲜艳了，游泳池里的水也泛着一股陈腐的气息。
女人们还在，只是她们也都老了些。她们依旧打牌、听戏，但脸上多了几分麻木和不安。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物价飞涨，金圆券一天一个价，连范公馆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感受到了寒意。
范绍增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喝酒，抽大烟。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看女人们嬉闹了。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在园子里走上大半天，看着满园的妻妾，眼神里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烦躁。
他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卖过命，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他心里憋着一股火，没处发泄。
这天，老黄来看他。老黄在战争中也升了官，但现在同样被架空了。两人坐在书房里，喝着闷酒。
“军座，这日子过得真他妈憋屈。”老黄一拳砸在桌子上，“想当年在战场上，多痛快！”
范绍增没说话，只是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外面都传遍了，北边那帮人，要打过江了。”老黄压低声音，“我们这些人，以后怎么办？”
范绍增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吐出一口烟圈：“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呗。”
“军座，不能听天由命啊！”老黄急了，“我听说了，北边的人派人来过重庆，联系了一些袍哥的老兄弟。”
范绍增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们说，蒋总裁靠不住了。跟着他跑到台湾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留下来，看看新天下是个什么样子。”
范绍增沉默了。他想起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川军弟兄，想起他们临死前喊着“雄起”的样子。他们为之卖命的那个“国”，如今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几天后，赵管家领着一个穿着短衫，看起来像个生意人的中年男人，走进了范绍增的书房。
那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喊他“军座”或“范公帅”，只是朝他拱了拱手。
“范先生，久仰了。”
他不说空洞的大道理，也不喊什么革命口号。他只是给范绍增分析了眼下的局势。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败局已定。像范绍增这样有兵权历史、又非嫡系的旧军阀，是蒋总裁最不放心的人。
“到时候，他们败退，要么逼着你一起走，要么，为了防止你投向我们，会提前‘解决’你。”男人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我凭什么信你？”范绍增问。
男人笑了笑：“你不用信我。你只需要看看，现在重庆城里，保密局的特务，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盯着的，都是哪些人？”
男人走后，范绍增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叫来了老黄。
“把我们剩下的那点人，都给老子集合起来。”他的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去渠县。”
老黄一愣：“去渠县干什么？”
范绍增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一字一句地说：“换个活法。”
他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场豪赌。赌注是他的后半生，还有他麾下所有兄弟的性命。
1949年冬天，渠县。寒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一样。
范绍增的临时指挥部里，灯火通明。
地图铺在桌上，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戎装，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像刀刻的一样。那双曾经在牌桌和战场上都闪烁着精光的眼睛，此刻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决绝。
他刚刚做完了决定，通电起义。电报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发出去了，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很快就会掀起滔天巨浪。
屋子里，老黄和其他几个心腹将领都站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亢奋。他们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位老将的身上。
指挥部的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开，赵管家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
他满身都是从重庆一路赶来的泥水，帽子也歪了，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了调。
“军座！不好了！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