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文浩，你真要走？”
“陈伯，我……我拿到回城名额了。”
他没再说话，只是转身，用那双满是沟壑的手，把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烂布包用力塞进我怀里。
布包很轻，轻得像一捧干草，可我却觉得，它沉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直到在回城的火车上，我解开它，才明白那份沉重，将伴随我一生。
01
1975年的夏天，是我在黄土坡上待的第二个年头。
烟熏火燎的太阳，把土地晒得龟裂，也把我心里最后一点属于城里孩子的矫情和幻想，晒成了灰。
我叫李文浩，十九岁，一个标准的“知识青年”。
可那会儿，我脑子里早就没什么知识了，只剩下工分、口粮，以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回城。
每天天不亮就起，扛着锄头下地，直到太阳把最后一丝光亮从山梁上收走，才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知青点。
知青点的土炕，硬得像铁，睡在上面，骨头都疼。
吃的，是能拉嗓子眼儿的粗粮窝头和见不到几片菜叶的清汤。
两年，七百多个日夜，我已经从一个会背诵诗歌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眼神麻木的“新农民”。
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村里的鸡毛蒜皮，东家长西家短，都像风一样从我耳边刮过，留不下半点痕迹。
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活着”和“等着”。
就在这种麻木得近乎绝望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陈伯。
其实也算不上认识。
他就像村子角落里一块沉默的石头，一直都在，但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陈伯是个独居大爷，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背总是佝偻着，像一张拉不开的弓。
他住在村子最西头的山坳里，紧挨着一个废弃的牛棚，那地方偏僻又潮湿，村里人没事根本不会往那边去。
关于他的传言不少，但都模模糊糊。
有人说他“成分”不好，解放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管家。
也有人说他读过很多书，是个没被揪出来的“反动文人”。
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在外面犯了事，才躲到这山沟里来的。
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很孤僻，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村民们对他，是一种混杂着些许畏惧和疏远的漠视。
我平时干活，偶尔会远远看到他的身影，像个黑色的剪影在山坡上移动，然后很快消失不见。
我对这些传言没什么兴趣，一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哪有心思去管别人的过往。
直到那个暴雨倾盆的傍晚，我和他的世界，才第一次有了交集。
那天收工特别晚，为了早点滚回土炕上挺尸，我没走大路，抄了条泥泞的小路。
这条路，正好要经过陈伯那间破败的土屋。
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又冷又疼。
天地间一片灰蒙蒙，只有“哗哗”的雨声和偶尔划破天际的闪电。
路过他家门口时，我下意识地往里瞥了一眼。
那屋子破得可怜，屋顶上的茅草稀稀拉拉，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形成一道水帘。
就在我准备加快脚步离开时，一阵微弱的、压抑的呻吟声，顺着雨声的缝隙，钻进了我的耳朵。
那声音，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痛苦又无力。
我脚步一顿，心里咯噔一下。
说实话，我第一个念头是：别多管闲事。
在这年头，每个人都活得小心翼翼，麻烦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更何况，对方还是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怪老头”。
我抬起脚，准备继续走。
可那呻吟声又断断续续地传来，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绝望地哀鸣。
雨更大了，冷风裹着湿气往我骨头缝里钻。
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也是一个人，如果有一天我病倒在知青点，会不会也这样无声无息地躺着，直到身体变冷？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寒颤。
我不是什么乐于助人的英雄，我只是在那一刻，从他的呻吟里，听到了自己的影子。
“妈的。”
我低声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在骂这鬼天气，还是在骂自己不争气的心软。
我转过身，走向那扇在风雨中摇晃的破木门。
门只是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
一股混杂着霉味、草药味和病人身上那种特有酸腐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
屋里很暗，只有一道闪电划过时，我才看清了里面的景象。
陈伯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身上只盖着一床又薄又破的旧棉被。
他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在不停地发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这一刻，什么“成分不好”、什么“怪老头”的念头全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走了，这个人，可能真的熬不过今晚了。
“见死不救”这四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气。
我脱下自己身上那件虽然破旧但还算厚实的棉袄，盖在了他身上。
然后，我一头扎进雨幕，朝着村东头“赤脚医生”王叔的家狂奔而去。
泥路滑得像抹了油，我摔了好几跤，浑身都成了泥人。
等我把气喘吁吁的王叔拉到陈伯家时，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
王叔给他瞧了瞧，翻了翻他的眼皮，最后只是摇摇头，说：“烧得太厉害了，只能听天由命。”
他留下一些清热解毒的草药，就匆匆离开了。
那个晚上，我没有回知青点。
我用破锅给他熬了草药，撬开他牙关一点点喂下去。
又用我仅有的一点口粮，煮了一小锅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米粥。
他昏迷着，根本咽不下去。
我就一口一口地含在自己嘴里，再渡到他嘴里。
窗外的雨下了一夜，屋里的油灯也亮了一夜。
我就守在炕边，时不时给他换一换额头上的湿布，听着他时而急促时而微弱的呼吸声，心里第一次有了“救人”的踏实感。
那种感觉，比挣满十个工分还要让人满足。
02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一缕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照进来，正好落在陈伯苍白的脸上。
他醒了。
睁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里面没有感激，也没有惊讶，而是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说：“你醒了就好，我得……我得上工去了。”
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个沙哑的单音。
我没指望他能说什么感谢的话，转身就走出了那间憋闷的小屋。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偏离。
每天收工后，我不再急着回知死人一样的知青点，而是会习惯性地绕到村西头，去看看他。
我们的关系很奇怪。
没有热络的交流，甚至连最基本的寒暄都很少。
我去了，见他水缸空了，就默默地挑满。
看到他屋顶的茅草又被风掀了，就爬上去用泥巴和石头压好。
他病好后，身体还是很虚弱，我就把我省下来的口粮，偷偷分一半给他。
而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我。
他从不开口说“谢谢”。
但有时，我去的时候，会发现门槛上放着一个烤得滚烫的红薯。
有时，我干完活要走，他会从身后拉住我，往我空荡荡的口袋里，塞进两个还带着余温的野鸡蛋。
还有一次，我饿得眼冒金星，坐在他家门口的大石头上喘气。
他默默地从屋里端出一碗白得晃眼的米饭，上面还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在那个连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这一碗饭，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来得珍贵。
我看着那碗饭，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他就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但那双总是显得很淡漠的眼睛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丝柔和的光。
我们就像两只互相舔舐伤口的孤独野兽，用最笨拙、最原始的方式，温暖着彼此。
这种沉默的默契，成了我在枯燥绝望的插队生活中，唯一的、也是最私密的慰藉。
相处久了，我渐渐发现，陈伯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头。
他的手上虽然布满了老茧，但那双手的骨节分明，手指修长，不像是一辈子握锄头的手。
他用那双手编织草鞋和撮箕时，动作异常灵巧，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律感。
有一次，我帮他整理院子里乱糟糟的柴火堆。
在最深处，我无意中扒拉出几本用油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一看，是几本没有封皮的旧书。
书页已经泛黄发脆，但保存得非常干净。
我凑着光亮辨认，有《古文观止》的残页，甚至还有几页印着看不懂的外文。
我心里一惊，抬头看向陈伯。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然后默默地从我手里拿过书，重新包好，塞回了柴火堆的最深处。
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问。
我们之间仿佛有种不成文的规定：不问过去，只看当下。
还有一次，我们并排坐在门槛上，看着天边的晚霞。
我随口说了一句：“今天的云真好看，跟烧着了似的。”
他沉默了半晌，忽然用一种极低沉、却字正腔圆的声音说：“此非晚霞，乃火烧云，书曰‘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
那一刻，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关于他读过书的传言，是真的。
他身上藏着一个巨大的故事，一个被时代尘封的故事。
但这层神秘感，并没有让我们产生隔阂，反而让我对他多了一份莫名的敬重。
我觉得，他不像村里那些长辈，他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朋友”，尽管我们说的话加起来，还没有我一天在地里喊的号子多。
日子就像村口的小河，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春天，我帮他在屋后开垦出一小块菜地。
夏天，我们一起坐在树下乘凉，听着蝉鸣。
秋天，他会把菜地里最好的收成留给我。
冬天，我们围着一个小小的火盆，烤着手，偶尔说上一两句话。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下去，似乎也不错。
我忘了回城的执念，也忘了城市的喧嚣。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沉默的陪伴，我第一次感到了“根”的存在。
转机，总是在人最不经意的时候到来。
1977年的秋天，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在知青点炸开——恢复高考了，而且返城政策也开始松动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疯了。
沉寂了许久的知青点，像是烧开的水，充满了躁动和喧嚣。
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路，希望能成为第一批回城的幸运儿。
我也不例外。
“回城”这两个字，像一根被深埋的引线，瞬间被点燃，在我心里炸开了花。
我开始频繁地给家里写信，让父母帮我想办法。
那段时间，我很少再去陈伯那里了。
我的所有心神，都被回城的巨大希望所占据。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大队部的广播里，念到了我的名字。
我拿到了回城的批文！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抛向了空中，幸福得眩晕。
我冲出知青点，在空旷的田野上狂奔，大喊大叫，直到喉咙沙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
我自由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然而，当狂喜的浪潮退去，冷静下来后，一个佝偻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陈伯。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将重新回到那种彻底的、没有一丝声响的孤寂之中。
那个刚刚为他打开一丝缝隙的世界，将随着我的离去，而重新关上。
一种强烈的愧疚感和难以言说的惆怅，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回城的喜悦，第一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临走前一天，我去向他告别。
他正在院子里，一下一下地劈着柴。
冬日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瘦削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他身后，嘴巴张了几次，才发出声音：“陈伯。”
他劈柴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我……我拿到回城名额了，明天就走。”我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
然后，他举起斧头，又重重地劈下一块木头，发出一声闷响。
“城里好。”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声音沙哑，听不出情绪。
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和尴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说“我会回来看你”，还是说“你多保重”？
任何话语，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最后，我只是把偷偷攒下来的全国粮票和几块钱，塞在他劈柴的木墩下面，用一块石头压住。
“陈伯，我走了。”
我不敢看他的脸，说完就逃也似的离开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
很多相熟的知青和村民都来送我，大家说着祝福的话，场面很热闹。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三回头地走在出村那条熟悉的土路上。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晨雾像纱一样笼罩着这个我生活了数年的小山村。
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过去的告别。
就在我快要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踉踉跄跄的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心里猛地一颤。
是陈伯。
他穿着那件永远洗不干净的破旧黑棉袄，在清晨的寒风中，跑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他跑到我面前，弯着腰，撑着膝盖，剧烈地喘息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陈伯，你……”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直起身子，把他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一个东西，用力地塞进了我的怀里。
那是一个用烂布包裹着的东西，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上面打了好几个补丁，还沾着泥土。
他把布包塞给我之后，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那么决绝地转过身，迈着依旧踉跄的步子，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走去。
他的背影，在清晨的薄雾中，显得那么佝偻，又那么孤单。
我愣在原地，怀里抱着那个布包，想喊他，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布包，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还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
我猜，里面大概是几个他舍不得吃的红薯，或者是他连夜烙的干粮吧。
这，或许就是这个孤僻的老人，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烂布包，塞进了我背包最深处，紧紧贴着我的后背。
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一丝他残留的温度。
03
坐上了回城的绿皮火车，我的心才算真正落了地。
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人们的脸上，大多洋溢着兴奋和对未来的憧憬。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窗外的田野、村庄、树木飞速地向后倒退。
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象一点点变得模糊，直到消失在天际。
我的心情也很复杂，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终于离开了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可心里却空落落的。
火车开出去不知道多久，我已经能看到一些城市的轮廓了。
车厢里的喧嚣声似乎也小了一些，大家都累了。
就在这时，我后背硌得慌，才想起了陈伯给我的那个烂布包。
我从背包里把它拿了出来。
在火车昏暗的灯光下，它显得愈发破旧和不起眼，与周围人提着的崭新提包、网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甚至旁边铺位的人，还投来了几瞥嫌弃的目光。
我没在意，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布包上粗糙的补丁。
我带着一种既心酸又温暖的复杂心情，开始解那个用粗麻绳系的死结。
结打得很紧，我费了半天劲才解开。
我一层一层地剥开外面那层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烂布。
里面，是一层相对干净的油纸，被仔细地包裹着。
我打开油纸，一股熟悉的、烤焦了的香味传来。
里面，果然是几个已经风干变硬的、黑乎乎的窝头。
看到这里，我眼眶一热，鼻子发酸。
我就知道是这样。
这就是他的全部了。
他把能给自己活命的口粮，都给了我。
我拿起一个窝头，虽然又冷又硬，但我却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我把窝头小心地放回油纸上，准备重新包好。
可就在这时，我感觉窝头下面，似乎还有东西，硬硬的，硌着我的手。
我心里一阵好奇。
我轻轻拨开那几个窝头。
下面，还有一个用一块洗得发白、但很干净的方巾包着的小方块。
这块方巾，和外面那层烂布，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拿起那个小方块，很轻，没什么分量。
我心里猜想着，会是什么呢？
也许是老人自己雕刻的一个小木人？
又或者，是他用了多年的一个旱烟袋？
还是说，是一块他觉得很漂亮的、被河水磨得光滑的石头？
我带着这种猜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那块方巾。
然而，当手帕完全摊开，里面的东西顿时令我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