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回国当晚国安上门,说他指纹虹膜全不对,这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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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零七分,我家的门铃响了。

妻子何秀兰正在厨房收拾碗筷,听到铃声擦了擦手,笑着对我说:“这么晚了,谁啊?是不是小远的朋友知道他回来,急着来见他?”

她说着就要去开门。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还端着儿子刚给我泡的茶。儿子杨高远——至少今晚之前我们都这样叫他——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他的表情在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凝固了。

不是惊讶,不是疑惑,而是一种……准备好的僵硬。

“爸,我去开吧。”他站起身,声音比平时高了些。

“你坐下。”我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他碰那扇门。

我自己走过去,透过猫眼往外看。

两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门外,表情严肃。其中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国字脸,眼神锐利得能穿透门板。

我打开了门。

“请问是苏广安先生吗?”年长的那位出示了证件,“国家安全局,周明华。这位是我的同事。”

证件上的国徽在楼道灯光下泛着冷光。

“有事吗?”我的喉咙有些发紧。

周明华的视线越过我,落在客厅里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关于您的儿子杨高远,我们需要核实一些情况。”

何秀兰这时也走了过来,手在围裙上不安地搓着:“同志,我儿子今天刚回国,是出什么事了吗?”

“请让我们进去说。”周明华的语气礼貌但不容拒绝。

他们进屋后,我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我儿子,或者说,那个今天下午在机场拥抱我们的年轻人——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周明华的目光锁定在他脸上,看了足足十秒钟。

然后他转向我们,说出的话让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苏先生,何女士,经过初步核查,您儿子的虹膜、DNA、指纹与我们档案中的杨高远全部不符。”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从生物特征上来说,这个人不是你们的儿子。”

茶杯从我手中滑落,在地板上碎裂开来,褐色的茶水像血液一样蔓延。

何秀兰发出短促的吸气声。

而那个坐在椅子上、有着我儿子面容的年轻人,缓缓抬起头,脸上是一种复杂到极致的表情——

有惊慌,有绝望,还有一丝奇怪的……解脱。



01

电话是周二下午三点打来的。

我正在办公室审阅季度报表,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是英国的号码,我的心跳莫名快了几拍。

儿子已经五个月没往家里打电话了。

“爸!”杨高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有些嘈杂,“我明天下午的飞机,晚上六点到浦东机场。”

我愣住了,好几秒没反应过来。

“小远?你说什么?回国?你不是说要明年才能答辩吗?”

“项目提前结束了。”他的语速比平时快,“导师说我可以先回国写论文,不用非待在学校。我想家了,爸。”

我想家了。

这三个字让我鼻子一酸。儿子去英国读博五年,从来没有说过想家。每次通话都是“实验很忙”“数据要处理”“会议很多”。

“你妈知道吗?”我压低声音,好像这是什么秘密。

“还没告诉妈,想给她个惊喜。”他笑了,笑声有点干,“爸,你到时候来接我吗?”

“当然接,肯定接。”我连声说,“你妈要是知道了,非得高兴得睡不着觉。”

挂断电话后,我在办公室里呆坐了很久。

窗外的梧桐树叶开始泛黄,秋天来了。儿子出国那年也是秋天,机场里何秀兰哭成了泪人,儿子抱了抱她,说“妈,别这样,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结果一去就是五年。

中间只回来过两次,每次不超过两周。最近一次还是一年半前。

我收拾东西提前下班,开车去了何秀兰的学校。

她带初二语文,这个点应该刚上完课。我在教师办公室外等她,透过窗户看见她正耐心地给一个学生讲题。

五十二岁的人了,鬓角已有白发,但侧脸的轮廓依然柔和。

她看见我时很惊讶:“老苏?你怎么来了?单位出事了?”

“回家说。”我拉着她的手往外走。

她的手心有些粗糙,粉笔灰洗多了都这样。这双手批改过多少作业,又多少次在深夜拿起儿子的照片擦拭。

路上我开车,她一直在问到底什么事。

直到进了家门,我才转过身,握住她的肩膀:“秀兰,儿子明天回来。”

她的眼睛瞪大了。

“小远……明天?”

“下午六点到浦东机场。”我努力让声音平静,“他项目提前结束了,想家了,就买了机票。”

何秀兰的嘴唇开始颤抖,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

“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她用手背抹眼泪,却越抹越多,“房间还没收拾,被子也得晒,他爱吃的菜……”

她开始在客厅里转圈,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姑娘。

我拉住她:“慢慢来,还有一天时间呢。”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好。

何秀兰半夜爬起来,去儿子房间又擦了一遍桌子。我听见她在里面小声哼歌,哼的是儿子小时候她常唱的摇篮曲。

我躺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

高兴是真高兴,但心里总有一丝说不清的不安。

儿子电话里的语气……怎么说呢,太急切了。

而且他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想家”。

02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们就出发了。

何秀兰穿了那件米色的针织衫,儿子上次回国说她穿这个颜色好看。她还特意去理发店修剪了头发。

“我是不是老了太多?”在车上,她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好看。”我拍拍她的手。

浦东机场的国际到达厅人很多。我们站在接机的人群里,何秀兰一直踮着脚往通道里看。

电子屏上显示航班已经落地。

我感觉到妻子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紧。

然后,在走出来的人群中,我看见了他。

杨高远推着行李车,穿着深灰色的夹克,牛仔裤,戴着眼镜。他比以前壮了些,肩膀宽了,脸上褪去了学生的稚气。

他也看见了我们,挥手,然后加快了脚步。

“爸!妈!”

他冲过来,先拥抱了何秀兰。妻子在他怀里哭出声,拳头轻轻捶他的背:“臭小子,这么久才回来……”

然后他转向我。

拥抱我的时候,我能闻到他身上陌生的香水味,很淡,但确实不是他以前用的那种。

“爸,你白头发多了。”他看着我说,眼眶有点红。

“你也变了。”我拍拍他的肩膀,“更像个大人了。”

回去的车上,何秀兰坐在后排,一直拉着儿子的手问东问西。

“在英国吃得习惯吗?”

“还好,我现在会做饭了。”

“有没有交女朋友?”

“妈,科研很忙的,没时间。”

“瘦了,肯定没好好吃饭。”

我看着后视镜里的儿子。他微笑着回答每个问题,但笑容似乎总在嘴角停留半秒后才完全展开。

像是需要时间调动面部肌肉。

“小远,你导师怎么同意你提前回来的?”我找了个空当问,“上次不是说那个项目很重要吗?”

后视镜里,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项目……提前有了突破性进展。”他说,“导师很满意,说后续数据分析在哪里做都可以。我就想,不如回国做,还能陪陪你们。”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节奏很快。

这是紧张的表现。他从小就这样。

“回来多久?”我问。

“先待一段时间吧,看论文进度。”他望向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上海变化真大。”

话题就这样被带开了。

何秀兰开始讲亲戚朋友的事,谁家孩子结婚了,谁搬家了,谁退休了。

儿子听着,适时点头或回应,但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在听。

他的注意力似乎在别处。

等红灯的时候,我透过后视镜仔细看他。

五年了,人总会变。但有些东西……

他的左耳垂上有一颗小痣,现在还在。鼻梁上的眼镜换成了金属细框,以前是黑色粗框。头发留长了,梳向一边。

是我儿子。

当然是我儿子。

可为什么心里的那点不安,反而越来越清晰了呢?



03

何秀兰做了一桌子菜。

糖醋排骨,清蒸鲈鱼,油焖笋,都是儿子爱吃的。她还特意炖了鸡汤,从中午就开始小火慢煨。

“妈,你不用这么辛苦。”儿子看着满桌的菜,声音有些哽咽。

“不辛苦,不辛苦。”何秀兰给他夹了块排骨,“快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儿子吃了一口,咀嚼的动作很慢。

“好吃。”他说,但表情有一瞬间的停顿。

何秀兰没注意到,又给他盛了碗鸡汤:“多喝点,补补身体。”

我注意到了。

儿子以前吃排骨,会先把骨头上的肉啃干净,然后嘬骨髓。现在他只是把肉咬下来,骨头整齐地放在盘边。

喝汤也是。他以前喜欢撒很多胡椒粉,现在只是原味喝。

“口味变了?”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在英国待久了,吃得清淡了。”他笑笑,端起碗喝汤。

饭后,何秀兰去厨房洗碗,我泡了茶,和儿子坐在客厅。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问。

“先把论文写完,然后看看国内的机会。”他捧着茶杯,“爸,你身体还好吗?”

“老样子,血压有点高,按时吃药就行。”

“妈呢?”

“她也挺好,就是总惦记你。”

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这种沉默很奇怪。父子五年不见,不应该有说不完的话吗?

“你书房里的东西,妈都给你留着。”我打破沉默,“要去看看吗?”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好。”

书房还是他出国前的样子。书架上的书,桌上的台灯,墙上的奖状,甚至笔筒里那支坏掉的钢笔,都还在原处。

儿子站在门口,环视整个房间。

他的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我可以……自己待一会儿吗?”他转头问我。

我点点头,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但我没有走远。

透过门缝,我看见他走到书架前,手指拂过那些书脊。然后在书桌前坐下,拉开抽屉。

他翻找着什么。

动作很轻,但很急切。

最后他从抽屉底层拿出一本旧相册,翻开,停在某一页。

那是他初中毕业时的全家福。我们三个人站在学校门口,笑得很开心。

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合上相册,放回原处,双手捂住了脸。

肩膀在轻轻颤抖。

是在哭吗?

我正要推门进去,他却突然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泪痕。

只是眼睛很红。

他拿出手机,快速打了些什么,然后又删掉。反复几次后,他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里,有种我无法理解的沉重。

04

那天晚上,门铃响了。

之后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像一场荒诞的梦。

周明华和他的同事出示证件,进门,说出那句让我血液几乎冻结的话。

茶杯碎了,何秀兰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死死捂住嘴。

我站在原地,感觉地板在摇晃。

“不可能……”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这是我儿子,我看着他长大的……”

“苏先生,请冷静。”周明华的语气平静得近乎残酷,“我们理解您的感受,但技术检测不会说谎。”

他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有复杂的图表和数据。

“今天下午机场的人脸识别系统提示异常,所以我们调取了杨高远的档案进行比对。虹膜匹配度百分之三十二,指纹匹配度零,DNA虽然需要更长时间检测,但初步筛查显示存在重大差异。”

“这是……什么意思?”何秀兰的声音在发抖。

“意思是,”周明华看向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这个人不是你们的儿子杨高远。”

年轻人终于站了起来。

他的脸色苍白,但眼神很坚定:“这绝对是搞错了!我就是杨高远!爸妈,你们不认识我了吗?”

他向我们走来,何秀兰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这个动作让他的表情僵住了。

“妈……”

“同志,会不会是系统出错了?”我强迫自己保持理智,“或者数据弄混了?我儿子在国外五年,人总会变的……”

“生物特征不会变。”周明华打断我,“虹膜图案终身不变,指纹也是。除非……”

他停顿了一下。

“除非什么?”我问。

“除非经过特殊的外科改造。”周明华说,“但那需要极其高超的技术,而且无法完全复制原版。我们的系统能识别出细微差异。”

房间里一片死寂。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锤子敲在胸口。

“你们想怎么样?”我的声音干涩。

“我们需要带他回去做进一步调查。”周明华的同事开口了,这是今晚他第一次说话,“也希望两位能配合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不!”何秀兰突然冲过去,挡在儿子面前,“你们不能带走他!他就是我儿子!我认得出来!”

“何女士……”

“妈,没事的。”年轻人——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轻轻握住何秀兰的手,“我跟他们去,把事情搞清楚。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看向我:“爸,你照顾好妈。”

那个眼神,那个语气……

太像我儿子了。

周明华走过来:“苏先生,我们需要您和您妻子的生物样本,用于亲子鉴定对比。这是程序。”

我麻木地点点头。

他用棉签在我口腔内壁擦了擦,对何秀兰也做了同样的操作。

然后他们带走了那个年轻人。

门关上的那一刻,何秀兰瘫坐在地上,开始无声地哭泣。

我扶她起来,搂着她的肩膀,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通,是周明华的声音:“苏先生,我们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出初步鉴定结果。在这期间,请你们保持正常生活,不要联系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儿子……如果真的不是他,那他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05

那一夜我们都没睡。

何秀兰蜷缩在沙发上,抱着儿子的相册,一遍遍翻看。从满月照到大学毕业照,每一张都仔细抚摸。

“老苏,你看他的眼睛。”她指着初中那张照片,“笑起来弯弯的,从小到大都没变。”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难受。

“今天那个人,眼睛也是弯的。”我轻声说。

“就是他!肯定是他!”何秀兰突然激动起来,“一定是机器出错了!现在技术哪有那么准?指纹虹膜什么的,就不能长变了吗?”

“秀兰……”我想握住她的手,她躲开了。

“你不相信儿子?”她盯着我,眼神里有责怪,“你是他爸!你认不出自己儿子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我认得出吗?

机场那个拥抱,书房里的背影,餐桌上的笑容……

可那些细微的异常呢?改变的口味,陌生的香水味,翻找旧物的急切,还有在国安人员面前的僵硬。

这些片段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

凌晨三点,何秀兰终于累得睡着了。

我给她盖好毯子,悄悄走进儿子的书房。

打开灯,房间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样。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水味——那个不属于我儿子的味道。

我坐到书桌前,拉开抽屉。

相册还在最底层。我拿出来,翻到他最后看的那一页。

初中毕业全家福。

照片里的儿子十三岁,笑得没心没肺,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何秀兰。

我仔细看他的脸,看他的眼睛。

然后我想起今天在机场,他拥抱我时,我瞥见的他的眼睛。

确实很像。

但就像周明华说的,如果技术能识别差异,那一定是有差异的。

只是我作为父亲,不愿意承认。

我在书房里坐到天亮。

清晨六点,手机响了。又是周明华。

“苏先生,初步结果出来了。亲子鉴定显示,您和昨天那位年轻人的DNA匹配度低于百分之十。”

我的手指收紧,手机壳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这是什么概念?”

“从生物学上说,他不可能和您有直系血缘关系。”周明华顿了顿,“何女士那边的结果也一样。”

窗外天亮了,晨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

“那我们的儿子呢?”我问,“真正的杨高远在哪里?”

“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周明华说,“另外,那个年轻人要求见你们。经过评估,我们同意安排一次会面。今天上午十点,我们会派人来接你们。”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晨光里,很久没有动。

何秀兰醒了,走进书房,看见我的表情,她脸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

“结果……不好?”她轻声问。

我点点头。

她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间流出。

“我不相信。”她反复说,“我不相信……”

上午九点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楼下。

开车的是周明华的同事,姓李,话很少。

路上何秀兰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会见地点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穿过几道安检门,我们被带进一个小房间。

房间很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是白色的。

那个年轻人已经在里面了。

他换了身衣服,简单的T恤和运动裤,脸上有疲惫,但眼睛很亮。

“爸,妈。”他站起来。

何秀兰想走过去,被我拉住了。

我们隔着桌子坐下。

“他们为难你了吗?”何秀兰急切地问。

“没有,就是问了很多问题。”他苦笑,“关于我的过去,我的研究,我在英国的生活。”

他看向我:“爸,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真的是杨高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检测会这样,也许是有人篡改了数据,或者……”

“或者什么?”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或者我被陷害了。我的研究涉及一些敏感领域,可能有人不想让我回国。”

“什么研究?”我追问。

“神经生物学和身份识别的交叉领域。”他说,“具体我不能多说,签了保密协议。”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何秀兰看看他,又看看我,眼神里全是迷茫。

“如果你是我儿子,”我慢慢地说,“告诉我,你十岁那年生日,我送了你什么礼物?”

他愣住了。

“是……一套百科全书?”

“不对。”

“那……一个篮球?”

他的额头开始冒汗:“爸,那么久的事了,我……”

“你十二岁骨折,是在哪家医院住的院?”

“市人民医院?”

“儿童医院?”

我盯着他:“你根本不是杨高远。”

他的脸色彻底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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