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他爹找来了?是要带他走?”李秀莲的声音发干,像被砂纸磨过。
对面的男人,一身讲究,看着就不属于这个尘土飞扬的小县城。
他沉默了片刻,推过来一杯没动过的茶...
1992年的冬天,南方的县城也像被泡在冰水里,湿气顺着骨头缝往里钻。
夜里十点,最后一片门板合上,隔绝了街上零星的寒风。
李秀莲搓了搓冻僵的手,哈出一口白气。裁缝铺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还带着余温,像一头歇下来的老牛。
丈夫走了一年多了。工地上掉下来的脚手架,带走了他的人,留下了一笔赔不回命的抚恤金和27岁的李秀莲。
就在她准备熄灯的时候,一阵猫叫似的哭声从屋檐底下传过来,又细又弱,被风一吹就散。
李秀莲心里一紧,抄起剪刀,壮着胆子拉开门板一条缝。
门外的石阶上,放着一个破旧的竹篮。哭声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她走过去,掀开那床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散发着霉味的破棉被。里面是个婴儿,脸冻得发紫,嘴唇乌青,哭声都带上了岔。
篮子底下,压着一张红纸,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生辰八字。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玉坠,质地浑浊,看着就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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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就这些。
第二天,李秀莲捡了个孩子的事就在这条老街上传开了。
邻居张婶探头探脑地进来,压低声音说:“秀莲,你疯了?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还捡个累赘?赶紧送福利院去,不然以后有你哭的。”
对门卖油条的王伯也劝:“是个男孩,以后吃穿、上学、娶媳妇,哪样不要钱?你一个寡妇,图啥?”
李秀莲没说话,只是埋头给孩子冲米糊。孩子饿坏了,抓着奶瓶像抓着救命稻草。
她不是没想过。送走,自己还能过得松快点。可一看到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她就狠不下那个心。
她丈夫姓周,她给孩子取名叫周安,图个平安。
那笔抚恤金,本来是她的棺材本,现在成了周安的奶粉钱。
日子像缝纫机上的针脚,一针一针,密密麻麻地往前走。
为了养活周安,李秀莲把命都拴在了缝纫机上。别人做一条裤子收五块,她收四块五,还给人家把裤脚锁得结结实实。
街坊邻居都说她手艺好,人实在,活儿就没断过。但钱还是不够花。
周安小时候身子弱,三天两头发烧。有一回半夜烧到快四十度,说胡话。李秀莲吓坏了,背起他就往镇卫生院跑。三条街的路,她跑得肺都要炸了,汗水把棉袄都浸湿了。
到了诊所,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她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来。
回去的路上,周安趴在她背上,小声说:“妈,我冷。”
李秀莲就把他往上颠了颠,把自己的外套裹得更紧了些,“不冷,妈背着你,热乎。”
街上的闲话也从没停过。
“看,李秀莲那个捡来的儿子。”
“真是个傻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给自己找罪受。”
这些话像苍蝇,嗡嗡地响,李秀莲听见了也当没听见。她没空跟人吵架,她得赶活,得给周安挣学费。
周安上了学,话不多,但懂事得让人心疼。
有一次,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把他堵在巷子里,朝他嚷嚷:“野种!你妈是个寡妇,你是她从垃圾堆里捡的!”
周安没还嘴,也没哭,任由他们推搡,直到衣服被扯破了一个口子。
他回到家,李秀莲正在踩缝纫机,没注意到他的异样。他自己找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地看着。
李秀莲做完活,一抬头,才看到他红着眼圈,和胸口那道刺眼的裂口。
她心里一抽,放下手里的活,拉过儿子,没问发生了什么,只是拿出针线,一针一线地帮他把衣服缝好。她的针脚又细又密,好像这样就能把儿子受的委屈也一并缝起来。
从那以后,周安更加沉默了。但他会默默地帮李秀莲穿针,会把她剪下的碎布头扫得干干净净。他得的每一张奖状,都小心翼翼地贴在家里那面斑驳的墙上。
那面贴满奖状的墙,是这个除了缝纫机和布料外空空荡荡的家里,唯一的亮色。
李秀莲不怎么夸他,嘴笨,说不出什么好听的。但每次去镇上交活,她都会省下几毛钱,给周安买一个肉包子。
她总是把包子掰成两半,把大的那半递给周安,说:“妈吃过了,不饿。”
周安接过来,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掉,从来不戳穿她。
十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李秀莲的眼角添了皱纹,周安也长成了一个清瘦挺拔的少年,眉眼间有种不属于这个小县城的清俊。
他们都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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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夏天,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里都是闷热的潮气。
周安放了学,正在店里帮李秀莲卷布料。
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像个闯入乡下池塘的怪物,悄无声息地停在了“秀莲裁缝铺”门口。车身擦得锃亮,反着光,刺得人眼疼。
整条街的目光都被吸了过去。邻居们纷纷从门口探出头,交头接耳。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一尘不染。他手里拿着一张有点发黄的照片,径直走进了裁缝铺。
“请问,是李秀莲女士吗?”男人开口,声音很客气,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
李秀莲正在熨烫一件刚做好的衬衫,蒸汽“呲”地一声冒出来。她放下烙铁,眼睛眯了起来,不动声色地把站在旁边的周安往身后拉了拉。
“你谁啊?找我干啥?”她的语气很冲,像一只被侵犯了领地的母鸡。
男人似乎没在意她的态度,目光在店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周安身上,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叫冯远。我想打听一件事,关于十一年前,也就是1992年冬天,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被遗弃的男婴?”
李秀莲的心猛地一沉。
该来的,还是来了。
她脸上却一点没露出来,冷冰冰地说:“不知道,你找错地方了。我们这儿没发生过这种事。”
周安在李秀莲身后,攥紧了衣角。他虽然年纪小,但也从邻居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他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抓住了他。
冯远看着李秀莲戒备的样子,没有再逼问。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从一个精致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实的信封和一张名片。
“李女士,我知道我这样很唐突。这里面是五千块钱,不是别的意思,就是感谢你愿意听我说几句话。不管那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都请你收下。”他把信封和名片一起推到缝纫机上。
“钱我不要,你拿走。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李秀莲看都没看那信封一眼,指着门口,下了逐客令。
冯远沉默了一下,收回了信封,但把名片留在了桌上。
“好吧。如果你改变主意,或者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会在县城的招待所住几天。”
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坐上那辆黑色的奥迪车,消失在街角。
车子一走,邻居们的议论声就炸开了锅。
“秀莲,那人谁啊?开那么好的车!”
“看那穿戴,肯定是大老板!找你干啥的?”
李秀蓮一言不发,捡起那张名片,看了一眼,隨手塞進了抽屜,然後“哐”地一聲,關上了店門。
那一晚,李秀莲失眠了。
缝纫机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沉默。她从床底的一个小木箱里,翻出了那个包着周安来的破棉被。棉被她洗干净了,一直收着。
她拿出那个浑浊的玉坠,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她害怕。怕得心发慌。她怕那个叫冯远的男人是周安的亲人,怕他们要把她养了十一年的儿子要回去。
周安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如果周安走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活下去。
隔壁房间,周安也同样没睡着。
他能感觉到妈妈的不对劲。那个男人的出现,像在他们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炸弹。他不敢问,怕一问出口,自己就会被送走。
他翻了个身,把头埋在被子里。他姓周,他妈妈叫李秀莲,这就够了。他不想知道别的。
接下来的几天,裁缝铺的气氛很压抑。
李秀莲踩缝纫机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好像要用这种噪音盖住心里的慌乱。周安也比平时更安静,放学回来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帮着干活,母子俩的交流少得可怜。
那张被塞进抽屉的名片,像一个定时炸弹,安静地躺在那里。
转机发生在一周后。
周安在学校跟同学踢球,被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把,摔倒时胳膊撑在地上,骨折了。
学校老师把他送到卫生院,李秀莲赶到的时候,周安的左臂已经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小脸疼得煞白,却一声不吭。
医生说,是尺骨骨折,得好好养着,医药费加上后期的营养费,林林总总要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李秀莲看着手里的缴费单,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她这些年起早贪黑,攒下的钱也就几百块,还是准备给周安将来上高中用的。
她找亲戚邻居借,东拼西凑,还差一大截。有的人一听她借钱,脸就拉下来了,说的话也阴阳怪气。
“我就说吧,养个捡来的孩子就是个无底洞。”
“秀莲啊,不是我们不帮你,我们自己家也困难啊。”
那天晚上,李秀莲坐在床边,看着儿子打着石膏的胳膊,一夜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她像是做了什么决定,起身走到缝纫机旁,拉开抽屉,拿出了那张名片。
她不是为了钱,她只是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周安是她的儿子,她得为他的将来弄个明白。不管是好是坏,总得有个结果。
电话接通后,冯远的声音依旧沉稳。
“喂,你好。”
“我是李秀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李女士,我在县城中心的那个茶馆等你。”
茶馆是县城里唯一一个看起来体面的地方,铺着木地板,放着听不懂的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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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莲穿着她最好的一件的确良衬衫,坐在冯远对面,显得有些局促。
她没心情喝茶,开门见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玉坠,“啪”地一声放在桌上。
“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找周安干什么?”
冯远看到玉坠,眼神立刻变了,他伸手想去拿,又克制地缩了回来。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李女士,我没有恶意。我找这个孩子,找了整整五年。”
冯远的声音低沉,开始讲述一个尘封的故事。
“我不是孩子的父亲。他的亲生父亲,叫宋怀安,是我曾经的老板,也是我的朋友。”
“十一年前,宋怀安还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但他的家族,是省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本看不起那个女孩,用尽手段要拆散他们。他们两个就私奔了,以为能过上自己的日子。”
“可生活太苦了。女孩生下孩子后,产后大出血,没救回来。宋怀安自己当时也得了重病,加上被家族的人追查,走投无路。他以为自己也活不长了,怕孩子跟着他遭罪,或者被家族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找到,前途尽毁,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冯远顿了顿,看着李秀莲。
“他把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他和孩子母亲的定情信物,一块玉佩,摔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了孩子,一半自己带着。然后,他把孩子放在了你家店铺的门口,因为他观察了好几天,觉得你是个心善的人,能给孩子一条活路。”
李秀莲的心,随着他的讲述,一点点揪紧。她仿佛看到了十一年前那个冬夜,一个绝望的男人,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在寒风中做出这个决定。
她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肉里,声音有些发抖。
“所以,你们现在发达了,是来要回孩子的?”
这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这十一年的辛苦,这十一年的母子情深,难道就要因为一个迟到的真相而烟消云散?
冯远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道:“不,我们不是来‘要’回他的。宋先生……上个月已经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