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华国锋成唯一送别领导人：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1975年5月6日凌晨一点，北京西长安街灯火犹明。国务院常务会议临时加开，讨论农业机械化试点。会场里，一身旧呢子大衣的陈永贵嗓音洪亮，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描画大寨“三级跳”的规划；华国锋靠在椅背，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坡改梯”“以粮为纲”。两人几次目光交汇，略一点头，不到两分钟却能达成默契。那种默契，后来只在极少数场合重现。

陈永贵出身贫苦农民，常把“锨把”当指挥棒；华国锋早年做过公安干事，习惯先听后断。身份、气质、经历差异巨大，却在1975—1976年间因整顿农业与平息动荡频繁并肩。有人开玩笑：“一个铁牛汉子，一个温言书生。”正是这段相处，埋下后来送别情分的伏笔。

1985年1月，陈永贵在京西招待所参加座谈，忽然头痛得站不住。他只当重感冒，连夜让秘书去药店买氨咖黄敏片。药吃完，人更虚。他咬牙不吭声，照旧白天听汇报、晚上写材料。夏天，二儿子陈明珠探亲，才发现父亲脸色灰白：“爸，我给你号个门诊？”陈永贵摆手：“先叫你们大寨的旱垣地保墒，病不碍事。”话虽硬，站起时几乎跌倒。

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肺癌晚期，左肺上缘血管周围布满密集阴影。医生拉着陈明珠到走廊低声说：“最多一年。”陈明珠回病房，假装轻松：“爸，是慢性支气管炎，好好住几天？”陈永贵盯着儿子眼睛：“别编了，癌就是癌。”医生被逼无奈，只好告知实情。陈永贵点点头，却先问：“羊肚菌贵不贵？别给我吃那个，留给别的同志。”

接下来半年，止痛片成了他唯一“奢侈”。他把每片片成两半，用小纸包好，放床头抽屉里。护士清理时，竟数出三十多包半片。疼到额头冒汗，他只让助手端一盆冷水，把毛巾蘸湿敷在胸口：“扛得住。”

1986年2月5日，医院破例批准他回家过年。除夕夜，老北京的烟花一阵阵炸响，小孙子绷着嗓子问能不能放鞭炮。家里人怕惊到病人。陈永贵挥手：“放！年味不能断。”那天，他费力吞下六个塞满酸菜的饺子，还抿了半杯张裕红。临睡前，他给每个孙辈塞十块压岁钱，笑道：“明年再给二十。”床旁的华灯闪着红光，映着他消瘦的面颊。

正月十六，陈永贵回到病房。那天清晨，他坚持自己扣纽扣、穿中山装，挪到门口才让儿子扶一下。出门前，他对妻子说了一句极短的话：“钱给娃，房还组织。”声音低，却清晰。

3月26日上午九点三刻，病情突然恶化。医生会上会诊，决定强行输液镇痛。陈永贵已经说不出话，只把手伸向窗外，指了指西北方向。那是晋中大寨所在。晚八点三十五分，他瞳孔放大，心电图成一条直线。

次日下午，丧事小组忙着告别式名单。电话铃忽然响起，对方语气平静：“如果有中央领导去了，就当我没来。”挂断无署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记下号码，谁也猜不出是谁。

3月29日八宝山，细雨。约两百名群众自发前来，手举白菊。告别室里并无熟悉的高位身影。下午两点，一辆灰色丰田皇冠靠边停下，车门开处，华国锋微弓着背下车。人群自动让出两侧，像开垅。华国锋步子轻，却很稳，径直走向灵台，鞠躬三次，眼眶泛红。停留许久，他绕灵柩一周，与家属逐一握手，无言转身离去。人们这才想起那通电话——原来他担心自己出现，会让场面尴尬，索性“其他人去我就不去了”。

世人难解二人情分。1976年10月的关键时刻，陈永贵在钓鱼台向华国锋表示支持：“干吧，大寨老陈跟着你。”这句话日后少有人提，却深深刻在后者心里。也因如此，十年后，送别者中只他一个曾经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1991年9月6日，已离职的华国锋再到晋中。警车开到虎头山脚，他独自步行上坡。墓前石碑刻着八个大字：“功盖虎头，绩铺大地。”他伸手轻抚碑面，良久不语。一位游客递上黄菊，华国锋接过，放在碑前，轻声一句：“老陈，华来了。”

当晚，他在大寨旧大队部小院转了几圈。屋里老式香案、土木框架的床铺毫无变化，墙上那张合影泛黄。灯泡昏黄，影子拉得很长。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已晚，华国锋应了一声，回头再看一眼照片，才缓缓走出院门。汽车发动，灯光扫过仍旧层层叠叠的梯田，曲线宛若当年的“三级跳”，在夜色里静默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