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英雄杨利伟的妻子容貌秀丽，因为温婉大气被同事婆婆一眼相中当儿媳！

1997年春天，北京航天城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位看上去文静柔和的年轻女子被请上了座位。她不是飞行员，更不是科研人员，却被专程约谈了好几个小时。问话的人来自空军和总装，问题却都围绕着一个人——杨利伟。

“如果他要改行去当航天员，家里可能要更辛苦一些，你能不能适应？”

年轻女子回答得不紧不慢：“这些年，我们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那一年，她叫张玉梅，三十出头。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首批航天员名单上的一个关键名字。这场“不起眼”的谈话，背后牵着的是一个家庭，也牵着一段从小城起步的婚姻故事。

一

张玉梅出生在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庄子乡孤家子村，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庄，离县城不算远，却也谈不上繁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子里能顺利考上中专、大专的学生不多，张玉梅算其中很显眼的一个。

她自小成绩不错，人安静，话不多，懂事得让长辈放心。后来她考入锦州师范专科学校，学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在小庄子乡中学任教，成了一名老师。那会儿在县里，当老师是体面职业，稳定、清爽，日子按部就班，看得见头。

有意思的是，在她还只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和“飞机”打过不少交道。绥中县有一个机场，离县城不远，她的姐姐和姐夫都在那边工作。放学或周末，她常往那里跑，看天上起降的飞机，听着轰鸣声在耳边掠过，对飞行员这份职业，心里既好奇又敬佩。那时候提起“飞行员”三个字，在县里，就是光彩的代名词。

不过，时间久了人也会明白，有些职业只适合远远仰望。张玉梅上学时视力渐渐不好，近视度数上去了，进入部队当飞行员这条路，自然也就与她无缘。她很清楚这一点，心里偶尔惋惜，却并不纠结。她知道，能当老师，已经很幸运。

在她还在讲台上批改作业、准备教案的时候，另一个和绥中有关的名字，也悄悄出现到了当地的县志里——杨利伟。

二

杨利伟比张玉梅大两岁，1965年出生，也是绥中人。1983年，他被选入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学员。那一年，他还只有十八岁。之后，凭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他一步步从学员走上飞行员岗位。等到张玉梅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教书时，杨利伟已经在部队执行飞行任务，是空军里小有名气的优秀飞行员。

绥中县志把杨利伟这样的人物写了进去，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县里人提起他，都知道这么一个在蓝天里“吃饭”的小伙子。张玉梅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只不过那时，两人只是“听说过”的程度，算不上认识。一个扎在学校里教书，一个在全国各地的机场间转场训练，看似压根不会有交集。

偏偏，这两条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线，最后被一个人硬生生地拉到了一起。那个人，就是杨利伟的母亲。

三

杨家在绥中县城生活。杨利伟是长子，从小就让父母少操了不少心。参军、飞行、立功，儿子一路顺遂，让家人很有面子。到了二十多岁，工作稳定了，军衔一点点往上升时，新的问题来了——这小子什么时候娶媳妇？

杨利伟平时在部队，周围基本都是男兵，军营里环境简单，想结识条件合适的女孩子并不容易。外出探亲的时间有限，部队纪律也严，靠自己“自由恋爱”，难度非常大。那时候，部队不少飞行员都是通过相亲结婚的，家里人操了大部分心，年轻人认认真真过日子。

杨母是绥中第三中学的教师，圈子不大，却非常熟悉本地的年轻人情况。她心里早给未来儿媳定了个轮廓：本地人，大专以上学历，有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性格要温和，最好懂一点书理，还得能理解儿子的特殊职业。

她想了想身边的人选，心里有了大致打算。条件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为了稳妥些，她找到老同事、好朋友——绥中三中的校医任彦秋，托她帮忙物色一下。

“要是有合适的，就先让我看看人。”杨母交代得很细，“孩子是飞行员，常年不在家，这事得慎重。”

任彦秋这个人办事很爽快。她听完条件，心里立刻回想起这几年接触过的年轻姑娘，筛了又筛，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叫张玉梅的老师。

这位小张老师，是锦州师范出来的大专生，在乡中学教书，人清秀、做事稳当，说话不急不缓，平时待人有礼。她家就在绥中一带，父母本分，家庭背景干净，不折腾。任彦秋越琢磨越觉得合适，当晚就把这位姑娘的情况详细地讲给了杨母听。

杨母一听，心里有了几分期待，直接提出来想见一见这位姑娘。

四

按照部队惯例，飞行员请探亲假需要手续，来回路程又远，杨利伟一时也赶不回来。杨母干脆先走一步，打算亲自去学校看看这位“准儿媳”。

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乡中学里学生下课铃声此起彼伏。杨母走进校园时，张玉梅正在办公室整理学生作业。两人一照面，杨母的目光就停住了。

不算惊艳，却非常顺眼。脸型秀气，眉眼干净，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不高不低，有礼貌却不刻意讨好。简单聊了几句，谈起日常工作、家里情况，张玉梅条理分明，用词稳重，带着一点小地方姑娘特有的朴实。

从办法室出来那一刻，杨母基本已经做了决定。回到家，她迫不及待给远在部队的儿子打电话：“给你看了个姑娘，条件很好，你回来看一看。”

电话那头，杨利伟愣了愣。他知道母亲在帮他张罗婚事，却没想到节奏这么快。不过他向来尊重母亲的眼光，没有推脱，向部队请了假，赶紧往绥中赶。

五

两人正式见面的那天，地点很简单，还是在绥中县城。没有什么刻意的仪式，双方坐下来喝茶，问问彼此的工作，聊聊家里老人，气氛不尴尬，也不算热络，倒是一种安稳的感觉。

杨利伟出身军营，言语不算多，却透着干脆。他讲起飞行任务时，会不自觉露出兴奋的劲头，眼里有光。张玉梅在旁边听着，不时点头，问两句情况，很明显对这行当并不陌生。她从小在机场边听飞机轰鸣长大，对飞行员的辛苦、风险，心里有自己的判断。

短暂几次见面下来，两人对彼此印象都不错。年纪、经历、性格，整体算得上匹配。解决基本印象的问题后，婚姻这件事，并没有立刻往前推。杨利伟的假期很快结束，又匆匆回到了部队。看似只是刚刚打了个照面，关系还远远谈不上稳定。

主动发力的，又是杨母。她一边催儿子多写信，多打电话，一边托人向张玉梅家里表态：杨家对这个姑娘很满意，希望两边继续多接触。

从那以后，信就成了这段感情最重要的纽带。

六

那时候通讯条件一般，电话很少，长途还得掐时间。两人更多的时候，是用手写信。一个在军营，一个在乡中学，写信的节奏慢，却有一种扎实感。

写久了，彼此生活里的细节就渐渐摊开来了：部队里的飞行训练、夜航、待命，学校里的备课、考试、学生犯错，家里老人身体怎么照应，亲戚来往中遇到的小麻烦……天南海北的内容，在纸上串成一根线。两个原本距离很远的世界，居然也能找到不少共同话题。

外人看来，这个过程安静而顺理成章，但在杨利伟心里，却其实有一层藏得很深的顾虑。他曾经谈过一段感情，时间不算短，最后却因为自己的职业折了。

那是1986年前后，他和一位刚毕业的女青年恋爱，两人隔着距离打了多年书信，感情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一步。事情变数，从一条谣言开始——县里传言某机场一架飞机失事，飞行员摔得“只剩大脚趾”。这种说法当然并不准确，却在普通人心里搅起惊惧。女方父母担心女儿嫁给飞行员会天天活在风险里，死活不同意。

年轻姑娘舍不得分手，一度劝杨利伟转行，别再飞了。站在当时的杨利伟角度，一边是感情，一边是蓝天，他挣扎了很久。军人职业对他来说不只是饭碗，而是一种认定。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坚守飞行岗位，这段感情，也只能画上句号。多年后提起，他仍觉得惋惜。

正因为吃过这一回苦，他在和张玉梅深入交往时，反而很克制。每次提到工作，总会反复强调这一点：“我是飞行员，一年只有一趟探亲假，咱们很难常见面。而且飞行有风险，一旦出事……”话没说完，意思已经很明白。

面对这样的提醒，张玉梅的态度却十分干脆。她回答不花样，也没有很多煽情的句子，大致就是踏实的几个字：知道，理解，不介意。

在她看来，飞行员的危险，她比一般人更清楚，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早有心理准备。她不是不知道风险，而是清楚地知道后仍然愿意接受。这一点，恰恰是杨利伟内心最在意的。

七

时间到了1990年末，杨利伟再次回乡探亲。那几年，他的飞行成绩优良，部队里表现突出。在绥中老家这边，亲戚朋友也都帮着催婚，父母更是着急，希望他趁着年纪合适，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感情基础已经打好了，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趁着这次探亲，他正式提出成亲的想法。双方家庭坐下来商量彩礼、婚礼、房子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一切简单利落，没有太多花架子。不多时，婚礼按部队规定的流程简朴举行，张玉梅正式成了杨家的儿媳，也成了这位飞行员的妻子。

按照当时部队的政策，飞行员家属可以随军。对张玉梅来说，这意味着一桩不得不做的选择——继续做地方教师，还是干脆辞职跟随丈夫，去一个陌生的军营城市？

对于很多人而言，乡中学教师是“铁饭碗”。可张玉梅的决断并不犹豫，她选择辞职，把公职放下，收拾好行李，随丈夫去了西安。那时她刚结婚不久，人生轨迹从此彻底转了向。

才刚在西安安顿下来不久，新的变动又来了。杨利伟接到命令，要赴新疆接受训练。新疆距离内地更远，环境更艰苦，这一回，张玉梅无法跟过去，只能独自在西安守家。

有人或许会问，这样的奔波值不值？对她来说，这个问题恐怕压根没怎么纠结。丈夫在前面走，她在后面把家料理好，这就是现实。

之后的几年里，这对年轻夫妻跟随部队一路辗转：从新疆到四川，从四川到北京，再到北方其他基地，居住环境一再变化，有的地方偏远，有的地方条件不足，张玉梅的“家”，变成了时常打包、随时转移的一堆箱子。

八

飞行的危险，换个身份去感受，冲击感完全不同。婚前听说飞行有风险，张玉梅只是理性理解；婚后每天目送丈夫穿上飞行服、登机、起飞，再等着他安全着陆回来，那种揪心，才是真正落到了肉上。

容易被忽视的是，这种隐形压力，几乎贯穿了她整个已婚生活的前半段。她曾经说过，杨利伟每一次起飞，她心里都紧一下。时间久了，这种紧绷不可能一直维持在最高点，人自己会慢慢调整。她后来试着改变想法：既然左右不了天空里的事，不如稳稳地把地上的家守住，让飞的人少一份顾虑，反而是最大的支持。

日子久了，耳濡目染，她的眼光也养出来了。刚嫁过去时，她对气象、飞行条件询问不多，只是被动担心。慢慢的，她能看天气、看云层、看能见度，估摸出当日飞行任务是否顺利。说不上专业，但足够实用。

可以说，从某个节点开始，这个小城女教师，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角色转换：她不再只是飞行员的妻子，而是带着一点“行内人”眼光的支持者。

一、从飞行员到航天员：命运的转折关

1996年，对杨利伟和张玉梅一家来说，是个关键年份。这一年，空军内部开始进行大规模航天员预选体检。全国空军有一千五百名飞行员参加初选，条件极为苛刻，年龄、身高、体重、飞行经历、身体指标，一个都不放松。

经过层层筛查，杨利伟一路通过。飞行技术过硬，心理素质稳定，身体素质优秀，这些都占了便宜。等到1997年春天，考察的重点，突然从“飞行员本身”转向了“飞行员背后的家”。

那次在北京的谈话，问话对象就是张玉梅。

在航天工程里，对家属的态度非常看重。航天员一旦进入训练状态，强度大、时间长，任务本身又带着极高风险，如果家属不能稳定支持，再优秀的飞行员也未必能顶住多重压力。所以，政委会直接找到配偶谈话，反复确认。

“他如果被选上，要常年接受高强度的训练，地面家庭的事可能要靠你挑担子。”

“我习惯。”张玉梅直截了当，“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成为航天员，危险比普通飞行更大。你真愿意让他承担这份风险？”

张玉梅想了想，说得很平静：“他天天跟飞机打交道，早就把生死看得明白。我尊重他的选择。”

政委听完，心里基本有了底。这种态度，既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情绪化悲观，而是接受现实之后的理性支撑。这样的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能扛住军人家庭的压力。

谈话结束不久，组织又安排了一个环节——家属体检。杨利伟所在的首批航天员家属，身体状况也要过关。这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综合考量：家属健康，家庭矛盾和后顾之忧自然少一些，航天员更能专心训练。

张玉梅和儿子一起被送进医院，做了从头到脚的全面检查。结果显示，母子身体基本健康，这个环节也顺利通过。随后，杨利伟正式进入航天员序列，开始接受系统的航天飞行训练。

九

航天训练的强度远超普通飞行。高负荷离心机、失重训练、心理极限测试……这些环节对身体和意志都是摧残式考验。杨利伟开始接受这样一套新训练，时间紧、强度大，基本没有多少精力顾家。

与之相对的，是张玉梅那一头的压力悄然加重。日常生活琐事、老人、孩子、搬家、适应新环境，几乎都压在她一人身上。这种长期透支，在身体上早已经埋下隐患。

在很多报道中，2003年“神舟五号”飞行前的光辉时刻容易被反复提起，然而在这之前不久，张玉梅在医院里经历的一场手术，却鲜少被人注意。

她先是感到持续疲惫，腰酸，浮肿，以为只是劳累过度。等到去医院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肾病，情况不算轻。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她心里沉了一下，却下意识选择把这个消息压下去。

她非常清楚，杨利伟此时正处在关键训练阶段。任何心理波动，都可能影响状态。她不想成为负担，便想尽量瞒着。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杨利伟还是从其他渠道得知妻子住院的消息，立刻请假赶去医院。

那次见面给他的震撼不小。张玉梅被推入手术室前，他在门口一直守着，眼神里满是愧疚和担忧。妻子的身体虚弱，长期辛苦熬出来的问题摆在眼前，为了自己的事业，她付出的远比他想象还要多。

手术后，张玉梅需要人照顾，可训练任务又耽误不得。才过了几天，杨利伟便不得不再次回到基地。临行前一晚，他几乎没怎么合眼，就坐在病床前陪着。张玉梅看在眼里，心里酸，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催他回去。

基地领导得知情况后，专门找他谈话：“要不要推迟几天来报到？”杨利伟想得很清楚，他知道妻子不希望他因为家事分心，便坚定地回了句：“训练不受影响，家里我已经请母亲来照应。”

那段时间，他咬着牙挺过最艰难的强度阶段，在各项考核中成绩突出，有三项重大强化训练拿到了满分。训练中心看得很清楚，这名飞行员除了技术过硬，内心也极其坚定。

二、太空前夜：一个家庭的静默承受

时间来到2003年。这一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关键一年。经过多年研制和试验，神舟五号飞船发射的时间逐渐明朗。与此同时，杨利伟也被确认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这是荣誉，也是压力。对于飞行员本人来说，是职业生涯最高光的一刻；对于家属来说，却意味着一段漫长煎熬的开始。

那段时间，外界的种种动员、鼓励、宣传，很自然地往杨利伟身上集中。而在家里，更多的是静悄悄的准备。张玉梅那时已病后体弱，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应双方老人，还要配合航天城安排的各种家属活动，身体和精神都并不轻松。

2002年时，她的父亲病重，被确诊为癌症。这个消息来得突然，家里一下子蒙上阴影。张玉梅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杨利伟不敢把父亲病情的详细情况告诉她，担心她太伤心，对身体恢复不利。

他选择了另一个办法：悄悄寄钱回老家给岳父治病，安排亲戚照看。等到2003年春节，他专门带着妻子和孩子回绥中过年，尽可能多地让妻子陪陪老人。离开老家那天，张玉梅才从亲戚口中听出端倪，意识到父亲病情比想象严重，又联想到丈夫这些月的异常，明白了其中隐情。那一刻，她很难不动容。

这一连串的事件叠加起来，使得神舟五号飞行前的那段日子，在外界看来是热血激昂，在这个家庭内部，却是带着几分压抑与酸楚。杨利伟以航天员身份进入“准备阶段”，张玉梅则默默顶起来所有能顶的事，不给他增加任何情绪负担。

十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绥中县城里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挤满了人。亲戚、邻居、同学、老同事，全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挤在杨利伟父母家的客厅里，守着那台电视机。

对小县城来说，这一天是头等大事。自家人要上天了，这个说法一点不夸张。

同一时间，北京的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大厅里，灯光明亮，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各项数据。张玉梅和儿子，还有杨利伟的父母，被安排在指挥大厅中间的位置上，面对巨大的显示屏。全国电视台正在直播这次飞行的全过程，镜头不时扫过他们的脸。

当杨利伟身着航天服出现在屏幕上时，全场一时间安静下来。张玉梅凝视着丈夫的身影，那一刻，她的情绪复杂到了极点——担心、骄傲、紧张、期待，全都挤在心口，反而说不出什么话来。

发射前，杨利伟和家属进行了一次简短连线。屏幕里，他躺在座椅上，身着厚重的航天服，脸上却很轻松。张玉梅握着话筒问了一句：“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放心。”他答得很响亮。

两人没有多聊，彼此心知肚明，这种场合下，说太多反而多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眼神和几句短话，比长篇表白更有分量。

亢奋的是外面的人。绥中街头敲锣打鼓，乡亲们站在街边抬头看电子屏幕上的直播，声音此起彼伏。杨利伟之前的那位恋人，也在丈夫陪伴下，在电视机前默默看着发射过程，为这位曾经的爱人落下欣慰的眼泪。这一幕，没多少人知道，却很有意味。

在指挥大厅里，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紧盯大屏幕。但张玉梅的反应，有点不一样。她扭开了视线。紧张到了极点的人，反而不敢看关键画面。她后来回忆，那个瞬间，脑子一片空白，心跳得厉害，什么画面、什么声音都模糊了，只能机械地坐在那里。

等到飞船成功入轨，信号稳定，控制大厅爆发出了一阵掌声。有人长舒一口气，有人激动得拍手。张玉梅那时才缓缓把视线转回屏幕，脸上看得出释然。

三、航天英雄背后：低调的“资料员”

飞行成功，返回舱安全着陆后，杨利伟成为全中国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那是2003年10月的下旬，他从舱门口走出来，向欢迎队伍挥手致意。镜头前，他精神饱满，身着航天服，成为名副其实的“太空第一人”。

接机现场，张玉梅牵着儿子的手，站在欢迎人群中。丈夫从舱门走下，看到妻子和孩子，主动伸手拥抱。那一刻，他的神情在镜头里非常真切：松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开心，以及压了很久的情绪宣泄。

这次飞行之后，杨利伟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无数报道中的主角。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勋章、称号、采访、报告会，一个接一个。他的成长经历、训练故事、飞行感受，公众耳熟能详。

但在另一个角落里，他的妻子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张玉梅平日里很少出现在大场面的报道中，也不热衷亮相。她在北京航天城里工作，从事的岗位也算平凡——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一名资料员。

资料员的工作枯燥，主要负责文档整理、数据归档、资料管理等，既不会出现在舞台中央，也难被媒体关注。有人或许会好奇，像她这样的“航天员家属”，为什么不转向更亮眼的岗位？从她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这种安静反倒符合她的性格。

航天城的生活严格、规律，有自己的节奏。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照顾，日常要过。在外人眼里，这一家人光环耀眼；在他们自己心里，更重要的是把生活过稳。

值得一提的是，杨利伟在事业高峰之后，对于家庭的态度，透着一种弥补式的用心。只要在家，他几乎不让妻子干重活，拖地、洗衣、做饭这些事，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这种习惯从妻子做手术之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对于岳父的病情，他当初选择隐瞒细节，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绝对正确，旁人不好评说。但从动机上看，他确实不愿在妻子身体虚弱时，再让她承受额外打击。那个春节，他坚持带妻儿回老家，让他们在有限时间里多相处几天，这种考虑很细，未必每个男人都会想到。

2010年代之后，杨利伟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管理、宣传和科普。他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经常以航天前辈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2022年，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顾童年求学经历，谈到航天梦想的萌芽，也提到家庭、老师对他的影响。这些内容，大多是公众看到的那一面。

而在航天城内部，张玉梅仍然守着自己的小岗位，准时上下班，处理那些看似琐碎却必不可少的资料。对于几十年前母亲和任彦秋那次“牵线”，她很少对外多说，但从今天的结果看，当年那几步安排，确实改变了她一生的路线。

十一

回望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如果没有杨母那一眼，若没有任彦秋那一番介绍，这对小城同乡、大致同龄、曾在同一县城中学就读的人，很可能一辈子只是“听说过”，而不会真正在某个节点相交。

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母亲的相中，而没有张玉梅在关键时刻的几次“我愿意”，无论是飞行员之路，还是航天员之路，杨利伟走起来都会艰难得多。军人的职业，需要外界尊崇，更需要家庭的默默承受。飞行员的家属如此，航天员的家属更是如此。

张玉梅的“容貌秀丽”只是外表上容易被捕捉的第一印象，而真正支撑起这个家、托住这条航天之路的，不是相貌，而是她长期的稳定和坚韧。办婚宴的时候，她是新娘；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她是病人；给孩子收拾书包的时候，她是母亲；坐在航天城办公桌前，她是普通资料员。这些角色叠加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很平常，也很不简单。

杨利伟之所以能站在发射塔上，穿上那身象征使命的航天服，背后牵着的是父母的支持、部队的栽培、国家工程的安排，还有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女子，用几十年时间搭建起来的那个看似普通却坚固的家。

这段故事，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情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台词。更多的，是一次次平淡的选择：写信、嫁人、随军、辞职、熬夜、隐忍、鼓励。看似寻常，其实每一步都在往后面的结果铺路。

在中国载人航天史的篇章里，杨利伟的名字注定被反复提起。而在这行字背后，张玉梅的名字默默地立在旁边，不抢戏，却始终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