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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香港上诉法庭作出明确裁定:驳回夏海钧申请撤销全球资产冻结令的上诉许可,同时也否定了他继续申请复议的可能性。
话说得很直白,没有任何技术性周旋的空间——这道“玛瑞瓦禁令”不但继续生效,而且是长期、全面、不可回避的那种。
换句话说,不管他人在哪、钱在哪,只要被认定是他实际控制的资产,法院随时可以冻结、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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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等于彻底打碎了外界对夏海钧“留有后手”的所有幻想,过去一段时间,市场上始终流传一种说法。
作为恒大最核心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夏海钧在任期间掌握着大量关键资源,或许提前做过资产切割,甚至可能在海外留下了“安全垫”。
如今判决一出,这种想象基本宣告破产。法院用行动给出了明确态度:你可以跑,但钱跑不了;你可以拖,但结果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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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必须先说清楚什么是“玛瑞瓦禁令”,通俗点讲,这是一种极端强力的资产保全措施,核心逻辑只有一句话:在案件还没判完之前,先把可能被转移的财产全部锁死。
它不看国籍、不管边界,也不在乎资产登记在谁名下,只盯一个点——实质控制权。
只要法院认为这些钱、这些房、这些信托最终由你说了算,那就一并冻结,直到案件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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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诉被驳回,意味着夏海钧未来的生活状态已经被框死了:不能自由处置资产,不能大额消费,不能随意转移财产,甚至连正常生活开销,都可能随时被质疑。
更现实的是,这种禁令本身就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力工具,目的只有一个——逼你面对清算,逼你为过去的决策承担责任。
而讽刺之处在于这一切并非突然发生,早在恒大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之前,风险其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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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那个高杠杆、高扩张、高奖金的时代,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看一眼悬崖的方向。
如今法槌落下,靴子终于踩实,而要理清这场 “清算” 的来龙去脉,就不得不把时间拉回到2020年。
那是恒大帝国最后一次站在聚光灯中央的时刻,当年7232亿元的合约销售额、111%的年度完成率,让整个房地产行业都为之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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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海钧,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视为“职业经理人天花板”的存在,他不是创始人,却几乎掌管着恒大最核心的运营与财务命脉,是许家印最信任的执行者之一。
在那个阶段,他的高薪、高权力、高曝光,被外界视为“能力与回报对等”的典型案例。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高增长背后,是极端激进的融资模式和持续放大的杠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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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看似漂亮的数据,本质上是建立在不断借新还旧、快速扩张的基础之上,只要市场环境稳定,这套模式还能勉强运转。
一旦政策、资金链或信心出现变化,整个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
那一年3月,恒大正式进入清盘程序,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保护期”已经结束,清算人开始全面梳理责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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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个月后,一条不起眼的房产交易信息引起了关注:夏海钧名下一套位于香港北角半山的顶层复式豪宅被挂牌出售。
这套当年以1.6亿港元买入的豪宅,挂牌价却只有8200万港元,几乎是腰斩处理,在正常市场环境下,这样的操作很难解释。
唯一合理的逻辑只有一个——急于变现,对于一个刚被纳入清算调查范围的关键人物来说,这种急售行为无异于主动“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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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的反应也极其迅速:几乎是在交易启动的同时,就签发了全球资产冻结令,不但冻结了售房所得资金,还直接将禁令范围扩大至其在香港的全部资产。
从那一刻起,所谓的“提前撤离”已经宣告失败,更严重的是,这一行为本身,被视为存在转移资产风险,反而强化了法院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正是因为这一步走得太急,彻底触发了后续一系列跨境追索行动,而这场顺着线索追到太平洋彼岸的跨境追索,其关键节点,正是夏海钧并不意外的赴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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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海钧选择前往美国,并不让人意外,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只要人到了海外,资产结构再复杂一些,法律追责的难度就会成倍上升。
但现实很快证明,这种想法早已过时,到2025年8月,清算方已经整理出一份相当完整的资产清单。
在其妻子名下,存在约2400万美元的可疑资产,包括三处美国房产、四辆豪车以及一笔规模不小的信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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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并不纠结“名义归属”,只关心“实际控制”,只要证据链能够证明这些资产来源与夏海钧的收入、决策或转移行为存在关联,冻结令就会自动延伸。
这意味着即便人在加州,生活在豪宅里,也无法真正支配这些财产,表面看似自由,实际却处处受限,这种状态,比单纯的财富损失更具压迫感。
恒大内部的清算现实也在不断展开,清算人明确列出一份追讨清单:向包括许家印、夏海钧在内的7名核心高管,追索约60亿美元的股息与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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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来自企业负债全面爆发前的高额分红和薪酬安排,即便成功追回全部2400万美元,也只是杯水车薪,但意义却极其明确——高管不能只享受上行周期的红利,却在崩塌时全身而退。
这种对比,在现实层面显得格外刺眼。一边是高管为保住资产四处诉讼、反复上诉;另一边,是普通员工和投资者的长期等待。
2025年6月,沉寂多年的“恒大财富”官方账号突然更新,只留下14个字:“许家印还钱!品牌部还有人上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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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无数家庭被拖入深渊后的真实呼声,再看资产处置现场,更是赤裸。
惠州一处恒大高尔夫球场,评估价2.6亿元,起拍价却只有1.5亿元,且要求竞得方承担200多名员工的薪酬与补偿。
这些曾经被包装成“优质资产”的项目,最终都变成了生存账本上的冷数字,回到夏海钧本人,他在上诉期间多次尝试从程序层面寻找突破,甚至在2025年5月重新提交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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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上诉法庭最终只给出一句评价:“没有合理的成功前景。”这句话,等于为他所有策略画上句号。
恒大这艘巨轮已经彻底搁浅,而清算仍在继续。
规则不会因为身份而失效,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松动,故事走到这里,已经不再是个人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清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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