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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4日,网约车司机苗师傅在营运过程中接到未成年人乘客小殷。
行车途中,苗师傅敏锐地发现小殷情绪低落、神情慌张。经耐心沟通,小殷透露自己从外地赴沂源县会见网友,其间遭遇对方暴力胁迫并多次性侵,还威胁其不得报警。
了解情况后,苗师傅当即安抚小殷的情绪,明确告知其依法维权的重要性。
在小殷担心家人安全、不愿告知父母的情况下,苗师傅果断决定将小殷护送回家,向其父母说明情况。
随即,苗师傅与小殷父亲一同报警,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协助民警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这几天,这则新闻在许多官微上都在转,注意到学法律的儿子也在朋友圈转发了,我给他留言:
网约车司机见义勇为,值得奖励,但认为其是强制报告主体,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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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人民检察院申报,沂源县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评审,2025年12月30日,中共沂源县委政法委、县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苗师傅“沂源县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和3000元奖励。
对苗师傅的见义勇为行为表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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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则新闻中,有关部门认为,苗师傅主动报告、协助报警的行为是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
这似乎不是太妥当。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在《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中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
第二条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第三条 本意见所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
显而易见,网约车司机不在其列。或许这也是中共沂源县委政法委、县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苗师傅“沂源县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原因所在,如果你有强制报告义务,怎么可能又是见义勇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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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而言,见义勇为和强制报告主体之间绝对不能画行号。
2017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6万人、5.07万人、6.29万人,后两年同比分别增长6.8%、24.2%。
司法办案发现,案件发现不及时,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率、效果。
这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类案件往往发生在家庭和学校、培训机构、宾馆、娱乐场所等内部场所、封闭环境,外人很难发现。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能力还不强,不少孩子遇受侵害后不敢、不愿甚至不知道寻求帮助。
这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多次被侵害,有的遭受侵害甚至持续几年的时间,给未成年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同时,有些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由于时过境迁,给侦查取证、打击犯罪带来很大困难,有的甚至因为证据灭失,让犯罪分子得以逃避应有惩罚。
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于是2020年5月《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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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于2020年联合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我注意到许多人留言不知道,这当然与我们的宣传有关,而且又涉未成年人,往往又是性犯罪,所以更不好宣传。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搞错,这可是事关法治统一的大事。
2026年1月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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