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法院上网裁判文书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那案例们的真实性还可靠吗？

今天1.6看到潇湘晨报转了这篇《》——

简而言之，全国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其中审判员姓名被隐名处理为“XXX”，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同样被隐去，甚至部分法院的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

这一现象集中在2024年和2025年，分布在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与此同时，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

说起来，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自2013年实施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仅仅到2016年8月，该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就超过2000万篇，网站访问量突破20亿次。

按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司法文书的公开应遵循“依法、全面、及时、规范”的原则。规定明确要求对特定人群进行隐名处理，主要包括：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而当前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的做法，显然超出了原有规定的范围。报道中有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了表达了诧异，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

关于裁判文书对外发布流程，一位法院系统人士介绍，文书往往交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隐名处理后，再提交至发布系统。该人士称，其在发布裁判文书前，并不会隐去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 公众号：潇湘晨报

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法官姓名和案号是司法文书的基本要素，不是所谓的个人隐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收案、立案信息，结案信息”和“审判组织信息”等程序性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公开。

当这些基础信息被隐去，司法文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将大打折扣。正如法院系统人士所言，“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司法透明可不仅要求结果公开，更要求审判过程的各个要素可追溯、可验证。匿名判决书如同匿名政府文件，很难好好巩固公信力。

此外，司法责任制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国实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法官对所经手的案件质量要终身负责。

如果隐去法官姓名，便是在形式上弱化了个人责任，极大可能影响法官对判决质量的个人荣誉感和责任心。虽然法院内部系统仍可追溯具体承办人员，但外部监督却因此受阻。公众和媒体很难再通过大数据分析特定法官的办案倾向或历史表现，外部监督效能就被实质性削弱了。

还有就是，裁判文书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研讨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资源，完整的裁判文书信息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至关重要。

律师在代理案件时，需要了解类似案件的裁判思路；学者在研究法律适用时，需要分析裁判文书的逻辑脉络。一旦法官姓名和案号被隐去，这些法律职业活动的开展就会面临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法律推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需要建立在可追溯的裁判文书基础上，匿名化处理无疑将极大损害法律知识的积累与传承。

诚然，最高法正在建设的人民法院案例库，被视为裁判文书网的“升级版”。案例库收录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并经最高法审核认可的权威案例，注重质量而非数量。

然而，案例库并不能完全替代裁判文书网的功能。二者应当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没办法完全做到“以库代网、此开彼关”。裁判文书网重在“文书”，旨在促进司法公开；案例库重在“案例”，旨在统一法律适用。

技术性细节的调整背后，往往蕴含着制度理念的微妙变化。这两年法官姓名和案号的隐去，表面上好像是在对标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但深层次可能反映了司法管理系统对风险规避的偏好。

司法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而不是悄然退缩。只有通过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司法，才能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毕竟司法公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合订本当然是要经常翻阅的，如果都不敢公开让大家方便随时查看，那谁知道这些案例里面有多少真有多少假？又有多少是AI编造的呢？奉劝多地法院，勿复南博旧事。

（全文完）

关注小号防失联

为了保持正常接收推文

还望大家能够将“少爷写春秋”设为星标

并多多点亮右下角“在看”

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