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访谈 | 汪仲启：从提质到领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生态

战略转变：从“补短板”到“创优势”

——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汪仲启

从指标对标到生态构建

文汇报：不少学者、企业代表对比之前的8.0版方案，认为9.0版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您认为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新版与老版的延续性又体现在哪里？

汪仲启：9.0版方案创新点突出且更具系统性，实现了框架重构、维度延伸、精度升级，更聚焦“全生命周期服务”“新业态适配”“全球资源链接”。

8.0版以“世界银行指标对标”为核心抓手，针对性解决如市场准入、纳税、办理破产等国际评估中的短板环节，方案各部分关联性较强，但未形成“环境生态”的整体闭环，更多聚焦“单点改革”和“流程优化”。

9.0版的核心逻辑则打破了对标局限，构建起“政务服务、市场竞争、产业生态、社会共治”四大环境体系，政策思路从“解决具体问题”升级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生态”，更加凸显“环境营造+生态赋能”的整体逻辑。相比而言，覆盖更全，新增“社会共治环境”模块，将政企沟通、街镇赋能、活力街区、协同共建纳入体系；链条更顺，围绕企业“引进来-活下去-发展好-走出去”全生命周期，举措之间形成闭环；层级更清，从“市级统筹-区镇落地-园区执行”形成三级联动，突出“一区一品”“一街一品”的差异化打造。

无论是2025年8.0版方案，还是今年的9.0版方案，其核心逻辑都是围绕“提升企业感受”和“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从提质到领先

文汇报：在您看来，9.0版方案在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勾勒出的目标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

汪仲启：8.0版核心解决“国际评估对标”和“基础服务优化”问题，9.0版更聚焦“企业感受”和“生态竞争力”，在理念、服务、治理、场景、品牌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目标是打造更具包容性、创新性、全球性的营商环境——这是从“提质”到“领先”的跨越。两者的差异本质是“问题导向”与“生态导向”的递进，体现了上海营商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到“创优势”的战略转变。

比如服务，以前是“普适便利”，现在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赋能”，针对企业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提供“惠企政策集成包”“走出去风险提示”“新业态监管分工”等差异化服务。

再比如场景，从“传统场景”到“新型场景适配”，主动以数据出境管理、平台算法治理、首发消费品“白名单”、跨境破产机制等，回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首发经济、跨境经济等新场景需求。

文汇报记者 范家乐摄

从优化到重构

文汇报：上海连续9年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从今年的方案来看，自我加压、主动作为更加明显。其中提到的哪些创新与升级让您眼前一亮？

汪仲启：以政务服务为例，其实现了从“流程优化”到“智能精准+全球服务”的升级。具体来看，在数字化政务服务方面，8.0版侧重“工具优化”，9.0版则以推动“人工智能+全场景融合”为目标，构建“企业服务智能体”，体现出从“单点智能功能”到“全流程智能协同”的思路跃升；涉外服务方面，8.0版侧重入境服务、离境退税等“基础便利”，9.0版更聚焦“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赋能，体现出从“被动提供便利”到“主动搭建全球服务网络”的转变；在政策服务方面，8.0版强调“政策申兑便利”，侧重“政策落地”，9.0版则升级为“政策全生命周期服务”。

再来看市场环境建设，重心从“公平监管”转向“合规保障+生态包容”。相比8.0版方案聚焦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整治等“显性不公”，9.0版伸至“隐性不公”治理，包括整治“内卷式”竞争、平台算法治理，体现了从“禁止违法竞争”到“引导良性竞争”的思路变化，兼顾市场活力与秩序。在权益保护方面，9.0版加强“全链条权益保障”，体现了从“传统权益保护”到“新型风险防控”的变化，更多覆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下的新问题。退出机制方面，9.0版构建“多元退出渠道”，体现了从“便利退出”到“有序退出+风险防控”，兼顾市场出清效率与公平。

从普惠到精准

文汇报：“产业生态”和“社会共治”首次作为单独模块写入方案，体现上海在营商环境建设思路上的哪些转变？

汪仲启：在9.0版方案中，产业生态环境的打造从“要素保障”转向了“场景适配+品牌塑造”，例如，空间载体从“基础供给”升级为“精准适配”，更加贴合产业差异化需求；产业赋能从“要素供给”进阶到“生态协同”，形成“产业生态闭环”；品牌打造方面，9.0版进一步明确了具体落地路径，提出构建“区-街镇-园区”多层级品牌体系，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增强对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吸引力。

“社会共治”则从“氛围营造”转向“多元协同+基层赋能”。为了弥补传统机制的互动性不足，9.0版方案在政企沟通方面更加突出“闭环沟通体系”的构建，提升企业诉求解决实效；同时，9.0版方案注重推动“街镇主动赋能”，并强化园区、商协会、高校、媒体的参与，意在将之前的“政府单向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营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