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老板娘倒垃圾，特务问：“什么这么臭，跟屎一样？”

1932年，一个杂货铺老板娘白天出门倒垃圾，特务跟上去问她：“你这里面什么这么臭，跟屎一样？”老板娘把痰盂往前一递：就是夜香啊！特务吓得连忙后退，嘴里嘀咕着：夫妻俩怎么那么能拉？

1932年，东北某城，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杂货铺老板娘李芳，拎起一只沉甸甸的痰盂，神态自若地走向后巷。这一寻常举动，却让在街角盯梢多时的特务像嗅到腥味的猫，立刻蹿了上来。他捏着鼻子，斜眼打量着痰盂，语气满是嫌恶与狐疑：“你这里面什么这么臭，跟屎一样？”

李芳脚步未停，甚至自然地将痰盂往前一递，几乎要碰到特务的衣襟，坦然道：“就是夜香啊！家里人多，攒了一宿的。”

那坦荡又带着些许市井泼辣的态度，配合着扑面而来的气味，让特务猝不及防，吓得连忙后退几步，嘴里忍不住嘀咕：“这夫妻俩……怎么那么能拉？”他挥挥手，一脸晦气地转身，却不知自己刚刚与一个何等重要的秘密擦肩而过。

那痰盂里，或许真的装着寻常秽物，但更可能，掩盖着的是来不及销毁的密信残片，或是同志匆忙中留下的微小痕迹。

这位名叫李芳的老板娘，她的故事远比这痰盂沉重。1928年，受革命思想与丈夫感召，她毅然投身地下工作，从此人生轨迹与惊涛骇浪紧密相连。她与真正的丈夫聚少离多，更多时候，她需要与不同的战友“假扮夫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编织情报网络。

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掩护，是任务，更是将个人情感完全置于民族解放事业之下的沉重牺牲。

1929年，是她结婚的第三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她怀抱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与战友饶漱石一同潜往日占区执行宣传任务。传单由另一对“夫妻”同志先行带入，而她们“母女”与“父亲”的组合，则是最不易惹人怀疑的流动宣传站。

在一个人流如织的客栈门前，趁着一阵风过，传单如雪片般悄然洒落。很快，日军宪兵队凶神恶煞地封锁了现场。

搜身无果，日军竟想出一个荒诞又残酷的“排查法”：声称散发反抗传单者必定心跳过速，要逐一监听心跳。空气凝固，危机步步紧逼。

就在检查即将轮到李芳的刹那，她隐蔽而果断地捏了一下怀中孩子的臀部。孩子骤然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死寂，也瞬间吸引了所有目光。

李芳立刻化身慌乱心疼的母亲，全心哄慰，那份因孩子啼哭而起的“焦急”与“心跳加速”，成了最完美的盾牌。日军的荒唐检查，在这啼哭声与母爱的“表演”中不了了之。

“九一八”的枪声刺痛了国土。1932年，党组织需在伪满洲国心脏地带建立稳固情报站。李芳再次请缨，与同志纪中发以“夫妻”名义，在闹市开起一家杂货铺。这间铺子，从此成了地下党至关重要的秘密联络点。

铺面人来人往，喧嚣掩藏着静谧的斗争。特务时常在对面徘徊，目光如钩。而在杂货铺的后屋与阁楼里，不能露面的同志们，过着暗室般的生活。他们不敢大声说话，咳嗽需捂紧棉被；不敢大量采购食物，李芳常常默默省下自己的口粮。

所有生活痕迹，包括排泄物，都必须极度谨慎地处理——那只被特务盘问的痰盂，正是这惊心日常的一个微小缩影。在如此高压下长达两年多，这个联络点宛若风暴眼中的孤舟，却奇迹般地从未倾覆，直至李芳奉命前往莫斯科学习。

1936年，学成归来的李芳，接到了她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险的任务之一：袭击日军戒备森严的弹药库。当时抗联部队弹药奇缺，而敌人的仓库却堆积如山。

月黑风高夜，李芳率领四团几名精选的战士，如夜豹般潜行至弹药库外围。剪断铁丝网的刹那，两名战士的身影不幸被惨白的探照灯捕捉！凄厉的警报瞬间撕裂夜空，大批日军蜂拥而来。

退路已断，前进是死地，亦是唯一生机。李芳回望战友们年轻而坚定的面庞，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同志们，不炸掉它，我们对不起身后万千同胞，对不起已经倒下的战友！”没有豪言壮语，战士们低沉的回应汇聚成一句：“不怕死！”

“跟我冲！”李芳率先跃起。他们不再隐蔽，而是分成两组，嘶喊着，以决绝的姿态向弹药库发起自杀式冲锋。这完全违背常理的打法，竟让守卫的日军出现了短暂的错愕与犹豫——在弹药库前猛烈开火，无异于同归于尽。

就是这电光石火的犹豫，为勇士们赢得了致命的几秒钟。他们像尖刀一样插入库房，一部分人扛起弹药箱，一部分人拼死掩护。在最后的战士撤出时，导火索已被点燃。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冲天而起，烈焰映红了半边天空，也映亮了李芳和战友们沾满烟尘却坚毅无比的脸庞。他们不仅成功夺取了宝贵弹药，更给予敌人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

从用孩子的啼哭智斗日寇，到在痰盂旁与特务周旋；从杂货铺里无声的坚守，到弹药库前震天的怒吼，李芳的故事，是无数地下工作者命运的缩影。

他们隐姓埋名，以“假夫妻”之名行真革命之实，在污秽与危险中保持纯洁的信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最平凡的市井生活中，进行着最不平凡的生死搏斗。那只被递出的痰盂，盛放的不只是生活的渣滓，更是一个时代苦难的沉淀，以及一位女共产党员用机智、勇气与牺牲，书写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