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看，科幻大片很难超过它了

本文曾发表于《虹膜》电子杂志第76期。

路西法尔

多少次「大同世界」的幻象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遥遥可见，似乎已是人类触手可及的目标。可惜乌托邦的玫瑰色消退得比春天里的积雪还要迅速。二十世纪这样具有诱惑力的历史瞬间已经出现了多次，而最近的一次或许就发生在九十年代。

1996年，一部以美国独立日冠名的电影首先在白宫为总统比尔·克林顿放映，紧接着以8亿美元的成绩夺下了当年的全球票房冠军并成为史上最卖座的灾难片之一，恰如朝阳下最大的那滴露珠。

《独立日》中的乐观主义是如此天真，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稍通意识形态批评思路之人都能轻易地指出，影片的高潮部分美国总统的那段演讲将美国的独立日加诸全人类头上蕴含了怎样的文化霸权逻辑。

但在今天看来，《独立日》仍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它描绘的是一幅晨曦中的乌托邦草图：简单有力、充满希望。

《独立日》

而时隔二十年，罗兰·艾默里奇所拍摄的《独立日》续集尽管试图在草图上做出种种修正，使得这个乌托邦细节上能够看起来更加可信，却事与愿违地暴露出这个乌托邦梦想本身已变得力不从心的事实。

从1996到2016整整二十年，恰如首尾两端，标识出人类从自信满满到充满困惑所走过的蹒跚路程。

《独立日2》

一、UFO、核弹与反乌托邦：「冷战」背景下的星际战争

好莱坞科幻片中的外星人向来只有两种：可以杀的和不可杀的。

前者多半状如昆虫，没有个体人格且嗜杀成性，《独立日》中的外星人便属于这一种。后者则常常具有类似人类的外貌特征却比人类更加友善。

《独立日》

后一种类型的外星人自六七十年代怀疑西方色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文化运动以来便急剧增多，最成功的外星人题材科幻片往往都属于这一类，如《E.T.外星人》《阿凡达》等，但银幕上前一种外星人的历史其实要悠久得多。

《E.T.外星人》

艺术史上，人类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说奠基人H·G·威尔斯于1898年发表的《世界之战》。遵循维多利亚文学的规范，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是道德寓言，其次才是科幻。 威尔斯将笔下的火星人描述成拥有压倒性科技的吸血鬼，最后为地球上不起眼的细菌所败。

这本是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的讽刺，后世读者却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弱小的人类利用外星人的致命弱点反败为胜的故事模式。 一直到《独立日》中，威尔斯开创的基本结构一百年间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改变。

1902年，落魄的魔术师乔治·梅里爱拍摄了人类首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也是外星人第一次「触电」。

《月球旅行记》

电影里的月球人状如虾蛄，手持长矛，犹如对西方人充满敌意的生番。经过一番追逐搏斗，主人公不仅成功从月球逃脱生还，还捉回了一个活生生的月球人，象征着探险家精神对蛮荒之地的征服。可以说，人类与地外生命的最初两次接触都谈不上友好。

将威尔斯开创的基本故事模式发扬光大的是美国人。193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制作的广播剧《世界大战》。

这部由当时还是新人的奥逊·威尔斯主播的广播剧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出名的恶作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编剧们大刀阔斧地修改了回忆体小说那种封闭、舒缓的叙事手法，代之以营造身临其境、虚实难分的现场感。蓄意捏造的火星人入侵新泽西的假新闻和暗示性的科学访谈、毫无关联的背景音穿插在一起，听众们早已忘了这是一出虚构的故事。

约有120万人听到「现场记者」失联的消息后被吓得魂不附体，纷纷丢下手头的活计逃离家园。后来学者们分析，这部广播剧诱发了大萧条和「二战」在听众中播下的恐慌。美国人从一开始便为外星人故事确定了方向：制造或回应集体无意识的幻觉。

奥逊·威尔斯

五十年代外星人电影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合流趋势，是冷战把阴谋论的想象力推向了新高。1947年6月24日，华盛顿州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起UFO目击事件在。

目击者肯尼斯·阿诺德是一位飞行员，在夜间飞行时看到了九个发光体编队飞过天际，他的第一反应是遭到了苏联导弹的攻击。冷战初期的紧张气氛大大刺激了大众对于不怀好意的天外来客的想象，1951年拍摄的《地球停转之日》、1956年拍摄的《天外魔花》都是将冷战元素和外星人题材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作。

《地球停转之日》（1951）

在《地球停转之日》中，迈克尔·伦尼饰演的风度翩翩的外星人克拉图可能是电影史上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好外星人」形象，刚走出飞碟就被人类士兵一枪击倒。

美国军方不喜欢这部有点反战意味的影片，拒绝为其拍摄提供任何帮助。以至于拍摄飞碟降落在曼哈顿一幕时，包围飞碟的坦克都是从弗吉尼亚国民自卫队借来的。不过军方的担心实属多此一举，影片对反战情结的利用仅是虚晃一枪。

尾声时克拉图将全世界领袖们集结到一起，声称要说出一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话。观众们以为他要倡导人类消除隔阂或帮助人类解决核武器的困扰，他却做了一番以地球的标准来看异常冷漠的演讲：比起帮助地球人一劳永逸地摆脱核武器，他更关心保持地球的和平以「自由地追求更有利的投资」。

说完他便登上飞碟扬长而去。克拉图的这番宣言实际上道出了很多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心声：他们的确不想同苏联进行核战争，但也无意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只要能维持现有的世界格局，可以「自由地追求更有利的投资」就足够了。

冷战催生了科幻片的想象力，科幻片反过来把冷战投射到银幕上。外星人电影中三个最经典的冷战意象：UFO、核弹、反乌托邦的邪恶帝国，在《独立日》里一个都不少。

《独立日》中地球人没有什么超现实的高科技的武器，瓦解外星人的「铁幕」用的是电脑病毒，摧毁敌军的母舰用的是核弹，这些都是针对苏联准备的手段。强大的外星人之所以失败是源于过分集中的脆弱体制：入侵飞碟的防御屏障由巨大的母舰提供，母舰一旦被摧毁，世界各地的外星飞船便同时失去了保护——这对应着美国人对于苏联体制的想象。

自由种族以现实中的科技击败了专制种族的超级科技显示美国人对自身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自信达到了顶点。

《独立日》

九十年代中的国际环境确实也支持这种自信：庞大的苏联帝国已经解体；多国部队仅用了42天便打败了不自量力的萨达姆政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多年宿敌的领导人在克林顿的主持下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南非宣告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举行民主选举；欧盟的诞生预示着国与国之间除了竞争还可以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思想家欢呼历史迎来终结，连基耶洛夫斯基的小清新电影里的女主角都忍不住谱写一曲气势磅礴的《欧盟之歌》。

一切迹象都支持着《独立日》中美国总统的演讲：「七月四日，也许这就是宿命，你们将再一次为了我们的自由而战。」1996年的时候，看起来除了自由未来不会再有第二种意识形态，世界必将更加自由与和平。

二、霸权的调整：分享比独占更难

如果说有什么是《独立日》为外星人科幻片传统注入的新元素，那么把家庭元素融入其中大概是这个系列最大的创新。

罗兰·艾默里奇在家庭关系中尤其强调父亲的角色，他对于「父亲为子女的生存而壮烈牺牲」这个桥段的使用简直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独立日》里偷走核弹和外星飞碟同归于尽的是名不被子女理解的父亲；开着飞碟深入敌军母舰植入病毒的威尔·史密斯是名准父亲；《后天》中万里寻子的气象学家是名单身父亲；《2012》里把双胞胎托上方舟，自己被洪水卷走的大亨是俄罗斯版父亲；直到《独立日2》里开着战机吸引外星boss仇恨的前总统还是一名父亲。

《独立日2》

有时对父亲的崇拜也可以泛化到其他男性亲属身上，比如《独立日2》在月面基地被炸死的蒋司令就是女主人公的「叔叔」。就连自称是受《独立日》启发的《洛杉矶之战》都有样学样地安排了一个父亲为救家人被外星人乱枪打死的情节。从神话学的角度看，父亲对家族的保护和国家对人民的保护呈现出同构性，家庭在艾默里奇那里具有国家替代物的意味。

《独立日2》

与此同时，他的电影中「国际主义」的倾向也在变得一部比一部强烈：1996年那部《独立日》的全部剧情几乎全发生在美国，「世界各国」只体现为若干个明信片式的空镜；《后天》中遭遇冰川的美国人集体跨过边境逃亡墨西哥的设定则成为了观众热议的话题；《2012》中的救世方舟被设置在了中国西藏，还安排了一个戏份比较重要的俄罗斯角色；到了《独立日2》中，其他国家角色所占的比重更高了。

《 独立日2》

不仅代表人类最高科技的月面基地的最高指挥官是中国人，美国人甚至拉下脸来向一个非洲军阀学习砍杀外星人的技巧。

冷战结束后，好莱坞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作为这一时期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灾难片导演，艾默里奇一方面用赞扬家庭价值、父权制迎合国内的保守派价值观，一方面用国际化的元素吸引美国国内左派和打开海外市场，也从侧面反映了冷战时代权力多元化的趋势。

问题在于，仅仅做出这种程度的调整还是太保守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总能诱发观众内心深处宇宙级的宏大恐惧，超越个体、家庭、民族、国家的命运，去想象整个人类文明的末日景象。

《独立日2》中的家庭伦理无法提供如此超越性的视角，它太狭隘了，只能关怀血缘范围之内的角色；「国际主义」的视角则过于宽泛，它把不同文明想象成只有差异没有对错的相对主义关系。如果把地球上的暴君都解释成一种特色，又有什么理由为击败一个虚构的异形暴君感到激动呢？

1996年时，那种把全人类凝聚在一起的叫做「自由」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与冷战时期的截然不同的是，今天世界面对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一个像前苏联一样强大的专制国家，而是无数个无中心、分散的、孤狼式的恐怖主义者。

「 9·11」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局部战争，却发现「反恐战争」中的军事优势怎么也无法转换成最终胜利。 对本·拉登、巴格达迪之流实施「斩首」对于打击恐怖活动只有象征意义，恐怖组织就像传说中的许德拉之蛇一样从一个被斩掉的伤口里长出两颗新的头颅来。

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全球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至今无法抽身。无论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暴露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曾经被认为已经安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性别矛盾逐渐死灰复燃。

九十年代的乐观气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渐渐烟消云散了，连自由本身也受到了质疑，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崛起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危机不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社会内部。核弹、UFO、反乌托邦帝国——冷战背景下太空歌剧中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在二十一世纪显得前所未有的落伍。

《独立日2》

在冷战时，美国可以通过对霸权的「慷慨」分享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同盟，可是在今天这套办法越来越捉襟见肘，有时反而成为了问题之源。

早在巴黎恐袭之前，阿马蒂亚·森就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警告：在穆斯林之中寻找「温和派」的方法并不能扼制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传播，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世界的动荡与不安。关键并不在于「温和的穆斯林」是否存在，而是「通过特别强调不同宗教群体在宗教上的差别，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而这常常是以牺牲其他身份（包括正在讨论中的作为同一国家公民的身份）为代价的，而这些原本可以使一种更具凝聚力的身份。」（Amartya Sen，2009）

2005年，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的确成功举行了民主投票，伊拉克人投票的比例也非常高，然而这场大选却未能帮助伊拉克人达成身份共识。由于驻伊美军除了「温和的」宗教人士和部族长老之外不寻求其他的合作者，这些人的地位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大大提高了。大选中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纷纷把票投给「自己人」，不同教派、部落之间的分裂反而加深了，从此为战乱埋下了祸根。

在《独立日2》中，美国人不只找到了「温和的」中国人与「温和的」非洲军阀分享霸权，还找到了一个「温和的」外星人。艾默里奇或许想用这个角色将多元主义从地球推广到全宇宙的生命体中。

《独立日2》

但讽刺的是，站在这个外星人立场上根本看不见的多元的地球文化，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白人还是黑人，所有地球人统统属于「温和的外星人」。只有借助这个非人的外星人视角，观众们才能意识到实用主义无视人与人内在的差异与共性，将人群简单地划分成「朋友」和「敌人」是多么的粗暴。

今天的世界既非多元也非一元，如果我们今天仍抱着克拉图一般实用主义的立场，仅仅对霸权进行一番拆分组合，那么我们将没有希望看到混乱的终结。而民族国家越来越不足以成为维持意识形态的天然边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将演变成怎样的形态，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