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36年，上海。
一个牌局正在进行。牌桌边坐着几位民国政要，其中包括少帅张学良。顾维钧正专注地看着手中的牌，旁边一位穿着时髦旗袍的女子凑得很近，笑意盈盈地和他交谈着。
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女人闯了进来。她穿着一袭墨绿色的织锦旗袍，脖子上挂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项链，满头珠翠在灯光下闪烁。
"黄蕙兰？"张学良认出了她。
黄蕙兰没有理会任何人，她的目光只盯着那个靠近丈夫的女人——严幼韵。
"维钧，跟我回家。"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顾维钧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你先回去，我们还没打完。"
黄蕙兰的脸色变了。她开始骂人，先骂顾维钧，再骂严幼韵，骂得很难听，说他们是奸夫淫妇。张学良试图制止，但根本拦不住。最后，黄蕙兰拿起桌上的一杯热茶，劈头盖脸地泼在了顾维钧头上。
茶水顺着顾维钧的脸颊流下来，他只是淡淡地擦了擦，对在场的人说："诸位见笑了。"
黄蕙兰转身离开，背影决绝。
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谁能想到，这位曾被称为"远东最美珍珠"的名媛，会用如此失态的方式面对丈夫的背叛？
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场闹剧之后，这段婚姻又维持了整整二十年。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1889年，黄蕙兰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垄。她的父亲黄仲涵是当时东南亚最富有的华人，人称"糖王"，坐拥糖厂、航运公司和大片种植园，财富富可敌国。
黄蕙兰从小就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三岁时，她戴的金项链上镶嵌着80克拉的钻石；十五岁时，她被送到美国留学，住的是最好的酒店，穿的是巴黎最新款的时装；她会六种语言，精通音乐、舞蹈、书法，骑马、开车样样拿手。
她天生丽质，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走到哪里，她都是焦点。
十六岁那年，黄蕙兰嫁给了一位英国外交官斯托克，还因此获得了伯爵夫人的头衔。然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斯托克对她冷淡疏离，从不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家人，骨子里瞧不起这个东方女子。他们分居多年，黄蕙兰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1919年，黄蕙兰主动提出离婚。这在当时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但她不在乎。她宁可不要这个伯爵夫人的头衔，也不愿意继续忍受这种屈辱的婚姻。
离婚后的黄蕙兰住在姐姐黄琮兰家里，日子过得有些落寞。虽然她依然是那个光彩照人的名媛，但失去了丈夫的庇护，她在欧洲社交圈的地位多少有些尴尬。
就在这时，姐夫简崇涵提到了一个人——他的老同学顾维钧。
1919年的顾维钧，刚刚在巴黎和会上惊艳亮相。他代表中国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震惊了整个世界。他年仅三十一岁，就已经是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中国外交官。
但顾维钧的私人生活却一片狼藉。他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留学归来后便与她协议离婚；第二任妻子唐宝玥是前总理唐绍仪的女儿，两人恩爱有加，却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中不幸病逝，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顾维钧第一次看到黄蕙兰，是在姐夫家的钢琴上摆着的一张照片。那个明艳动人的女子让他一见倾心，当即请求姐夫代为引荐。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8月的一场巴黎晚宴上。黄蕙兰穿着一套绿色雪纺纱的土耳其裤装，搭配金色马甲和简洁的黄色外套，颈间戴着卡地亚的珍珠项链。她走进来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厅的目光都被她吸引。
顾维钧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他穿着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举止儒雅，眼神里带着一种沉稳的光芒。
黄蕙兰暗暗打量着眼前的男人。说实话，比起她在伦敦、巴黎见过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顾维钧算不上英俊。但当他开口说话时，黄蕙兰却被他的口才和智慧深深折服。
那一晚，他们聊了很久。顾维钧谈他的外交理想，谈他对中国未来的期望；黄蕙兰谈她在欧洲的见闻，谈她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他们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话题。
黄蕙兰心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