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5年8月6日,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八十岁的保罗·蒂贝茨将军坐在话筒前,面对着几十台摄像机和上百名记者。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代表站在人群中,手里攥着一封抗议书。五十年前的那个夏日清晨,他驾驶着"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现在,日本方面要求他公开道歉。
记者们等待着这位老兵低头认错的时刻。但蒂贝茨缓缓抬起头,眼神里没有半分愧疚,反而闪烁着某种压抑已久的愤怒。"道歉?"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会场,"你们日本人给中国道歉了吗?给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无辜平民道歉了吗?给被你们残害的慰安妇道歉了吗?"
会场陷入死一般的沉默。
这个回答,要从五十年前的那个夜晚说起。
1945年8月5日深夜,提尼安岛美军基地。三十岁的蒂贝茨上校躺在简陋的军营床铺上,辗转难眠。窗外椰子树在海风中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明天,他将执行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向日本投掷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在欧洲战场上看到的景象。纳粹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瘦骨嶙峋的幸存者空洞的眼神。盟军士兵们看到这一切时,很多人当场呕吐。那时他就明白,这场战争的敌人不只是军队,而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形态,一种对人性的彻底践踏。
情报官递给他的那份文件更让他彻夜难眠。文件里详细记录了日军在亚洲各地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中被活埋的妇女儿童,被用作细菌实验的战俘,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少女们。其中一张照片让他至今难忘——一个中国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跪在废墟中,眼泪已经流干,只剩下绝望的麻木。
"如果不尽快结束战争,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指挥官的话在他耳边回响。
根据军方估算,如果采取常规方式入侵日本本土,美军将损失至少五十万人,而日本平民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动员全民参战,甚至训练妇女儿童使用竹竿作为武器。这将是一场惨烈的消耗战。
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蒂贝茨起身穿好飞行服。他在出发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却没有提及任何任务细节,只是说:"妈妈,等这一切结束,我会回家的。"他把母亲的名字"艾诺拉·盖伊"刷在了那架B-29轰炸机的机身上,这是他能做的唯一告别。
起飞前,随军牧师为机组成员做了祈祷。蒂贝茨注意到,年轻的投弹手双手在微微颤抖。"别怕,我们是在拯救生命,包括那些日本平民的生命。"他拍了拍投弹手的肩膀,"战争越早结束,死的人就越少。"
飞机升空的那一刻,太平洋上空繁星满天。机舱内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和偶尔的无线电通讯声。蒂贝茨握着操纵杆,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画面: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的战友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葬身火海;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虐待致死的美军战俘;菲律宾人民控诉日军暴行时的泣不成声。
六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人道?是眼睁睁看着战争继续吞噬生命,还是用一次致命打击换来和平?
凌晨七点,广岛出现在地平线上。城市还沉睡在晨雾中,街道上开始有行人走动。蒂贝茨深吸一口气,按下通话器:"准备投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