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让医院建议变成致命陷阱，医院不能把经济利益放第一位！

司法鉴定书上冰冷的“医疗过错占比45-55%”，对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儿来说，是医院为了经济利益而轻率决定的证据。

何女士的父亲何奎（化名）走进山东冠县人民医院时，仅仅是走路有些不稳。几个小时后，这位脑梗症状轻微的老人被建议接受一项名为DSA的脑部造影检查。

随后发生的造影剂外溢让老人陷入昏迷，一个多月的抢救后，司法鉴定报告揭示了残酷真相：医院在不需要进行DSA评价的情况下选择了这项风险手术，并在出现并发症后错误判断、继续造影，导致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01 被检查摧毁的生命

何奎的悲剧并非孤例。山东冠县人民医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医疗过错与患者体质因素在死亡后果中“作用基本相当，难分主次”，医院被认定过错占比45-55%。

司法鉴定指出，医院在不需要进行DSA评价的情况下选择进行手术“欠慎重”。当患者在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时，医院又错误判断、继续造影，造成患者二次严重损害。

这种专业判断失误，最终导致老人因造影剂外溢致中枢性呼吸衰竭继发肺部感染，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何女士无法接受这一结果，她的父亲原本不该接受这项危险检查。“我父亲是走着进医院的，最后却是躺着出来。”这句话道出了无数遭遇类似情况患者家属的心声。

02 过度医疗的真实代价

过度医疗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生命与健康的巨大损失。一系列被曝光的案例显示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2018年，湖南长沙一名中年男子因腰椎不适就诊，被一家民营医院诊断为“严重腰椎间盘突出”，接受了多项昂贵检查和不必要的手术。术后患者症状反而加重，最终在其他医院被确诊为普通的腰肌劳损，简单的物理治疗就能缓解。

2020年，江苏一位老人因轻微头晕被诊断为“脑血管狭窄”，医生强烈推荐放置支架。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老人脑部出血导致偏瘫。后续医疗鉴定认为，老人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控制，无需冒险手术。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医院将经济效益置于患者安全之上。有调查显示，某些医院存在按检查项目提成的激励机制，导致医生倾向于开具更多、更昂贵的检查。

03 为何医疗决策偏离轨道？

过度医疗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医院的经济压力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医疗市场化趋势下，一些医院将科室收入与医生绩效挂钩。

防御性医疗也成为推手之一。医生为避免漏诊引发的法律风险，倾向于开具尽可能多的检查，形成“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漏检一个”的思维模式。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处于弱势地位。面对专业医学术语和看似权威的建议，大多数患者难以做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

04 难以辨识的医疗迷雾

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识别过度医疗如同在迷雾中穿行。医学的复杂性使得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哪些检查真正必要。

医疗决策往往缺乏透明度，患者通常只能被动接受医生建议。而医患关系中，患者对医生有着天然的信任依赖，这种信任有时会被不当利用。

患者自主权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常被忽视。知情同意书往往变成形式化流程，而非真正的风险告知与共同决策。

05 重建信任的艰难之路

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需要系统性改革。必须打破“以检查养医”的畸形模式，改革医疗机构收入结构，使医生收入与检查数量脱钩。

加强医疗行为监管同样关键。建立医疗检查合理性评估机制，对异常高频率开具特定检查的医生和科室进行调查。

提高医疗决策透明度迫在眉睫。推广共享决策模式，确保患者充分了解各项检查的风险与收益，能够参与医疗决策过程。

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也至关重要，建立独立、专业的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公正划分责任，维护患者合法权益。

一家知名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电子屏上滚动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标语。而在另一侧，医生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弹出的却是“本月科室检查收入达标情况”的窗口。

当何女士最终拿到司法鉴定书时，医院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健康筛查推广月”活动。走廊里，又一位老人被建议接受“全面深度检查”，以排除“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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