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之父”于敏之子于辛：父亲认为自身工作好坏“直接影响国家安危”

•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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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氢弹之父”之誉的于敏（1926年—2019年）是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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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26日，于敏之子于辛受邀参加一场主题为“传承守初心，擎诚创未来”的活动时，讲述了自己的父亲淡泊名利、潜心科研的几个人生片段。
  

▲于辛

童年生活的影响

1926年，我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宁河区）。1937年天津沦陷，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沦陷区度过的。

1939年，天津遭遇大水灾。在一条极为狭窄的道路上，日本军车朝着我父亲直冲过来。我父亲（当时骑着车）幸亏反应迅速，急忙往河堤陡坡上骑去，最终摔倒在地，才侥幸躲过这一劫。他目睹列强在我国领土上肆意横行，心中满是愤恨。

▲童年时期的于敏

在晚年回忆时，我父亲仍满含悲愤地说：“中华民族不欺凌他人，也绝不能受他人欺辱。”

我父亲自幼便崇敬民族英雄。他曾说，中华文化拥有5000年历史，虽历经重重磨难，却依旧长盛不衰。他认为，中华文化蕴含着一股浩然正气，这集中体现在民族英雄身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我小的时候，他常常给我讲述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

一生有三次选择，两次转行

“两弹一星”事业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以及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下开展的。在这一进程中，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在五个核大国里用时最短、实验次数最少。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下定决心研制尖端武器。自此，中国踏上了一条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核武器发展道路。

我父亲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事量子场论研究。1952年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因国家需要，转到原子核理论研究，深耕原子核理论研究近十年，“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钱三强所长语）。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他曾说，“在我这里，除了ABC是国外的，其他都是中国的”。但他也期望能够走出去，因为科学需要开放与交流，如此才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只是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957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访问中国时，我父亲遵照组织安排，向其介绍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成长的经历与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担任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交流甚多。回国后，朝永振一郎评价我父亲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丹麦核物理学家阿格·玻尔访华，我父亲按照上级指示担任翻译。他向小玻尔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小玻尔先生也给我父亲留了一道题。最终，我父亲圆满解答了这道题，小玻尔先生称赞我父亲是“出类拔萃之人”，还盛情邀请他前往丹麦哥本哈根的实验室学习工作。我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离出国最近的一次。

因为在此前的1961年，我父亲已投身氢弹领域的研究，于是他婉言谢绝了小玻尔先生的邀请。

我父亲十分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曾说道：“从量子场论研究转向原子核理论研究，同样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只不过没有量子场论那么抽象。后来转而进行氢弹理论研究，那便是一项大型的系统工程了，是应用研究，不是基础理论研究。”

父亲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10年，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他总共发表了23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还与北京大学的杨立铭教授共同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 使我国的原子核理论从一片空白迈向了世界前沿。（因与前面重复，此处换彭桓武的话）彭桓武副所长评价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朱光亚也说过：“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于敏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来。”

在转入氢弹研究后，父亲和团队也经历过诸多困惑与迷茫，生活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许多科研人员甚至饿着肚子坚持做研究。不过，父亲在困境中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难关。6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了解到核武器研究队伍的艰苦状况，从全国调拨了一些黄豆、牛奶等物资支援，大家就这样顽强地挺了过来。

1969年11月，我们全家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四川。但是由于四川不具备工作条件，没有计算机，没有文献，没有资料，国家任务又很重、很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部大部分人不久又回到了北京。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出差生活。那个时候买粮买油需要粮票、油票，甚至副食都需要凭户口本才能得到供给，还有子女的升学、工作也需要户口，在北京出差的人面临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困难。1978年，钱三强先生再次找到父亲，希望他回到中国科学院，承诺解决全家户口及各种生活困难，在学术上回到父亲非常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上来。但在这时核武器理论部相当一部分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由于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而此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全家期盼的目光中，以国家任务为重，选择了留下来，并且挑起了理论研究、设计的重担，不久他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使我们国家的核武器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党和国家不会忘记那些无私奉献之人。1982年父亲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1987、1989年，三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他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同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做了获奖发言。2015年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我父亲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

1982年9月，戈壁滩即将进行一次热核试验，第二天试验便要开启，前线已准备就绪。然而，远在北京的父亲却寝食难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反复思索着一个个物理因素，突然意识到有一个物理参数，虽在之前的试验中并无影响，但此次环境变了，若起到破坏作用，这次试验将面临失败，国家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包括数千万资金的投入以及人员的劳动付出。此次试验场地的人员与设备已基本就绪，前方参试人员有解放军、观摩人员、科研人员，还有各个单位的测试人员，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青年时期的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紧急之下，第二天一早，父亲请计划科同事越过好几级，请求紧急联系国防科工委主要领导。见到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后，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等待着领导的批评。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听他讲述完情况后，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表扬了他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以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并同意暂停戈壁滩的试验作业。

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计算与分析，发现这个参数会与另一个参数相互抵消，影响不大，实验可以继续进行。

我父亲再次向领导汇报，请求恢复实验。这时，其他的领导问道：“老于，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父亲回答：“现在没有了。”其他领导又问：“再有问题怎么办？”我父亲回答到：“再有问题，我在如实汇报。”

本次试验圆满成功。在总结大会上，我父亲说：“我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只要有一个数据出错，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的工作要做细致，做扎实。”

淡泊名利，潜心科研

许多媒体朋友称我父亲为“氢弹之父”，但我父亲一直婉言谢绝。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作为理论设计的主要决策人，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魄力，扎实的理论功底，谦虚谨慎的品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才能组织开展协同攻关。”

父亲的经历，在同时代科学家中具有代表性。在工作上，他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当年，父亲因四川条件所限无法开展工作，以出差的方式回到北京后一直处在高负荷工作状态。

▲于敏

1971年，父亲由于长期的工作和精神压力，身体状况极差。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带着我们再次回到北京。一天夜里，刚从青海回到北京不久的父亲突然坐起来说难受，随后便晕倒了。母亲赶忙找来同事，借了一辆平板三轮，将父亲送往北医三院，这才抢救过来。康复不到两个月，他又前往了青海高原。1973年在回北京的列车上，父亲出现便血症状，到家后母亲见状，直接将他送到北医三院，输液时父亲再次休克了过去。

当时在北京生活颇为困难，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我们上学需要借读，看病没有户口本就挂不了号，还闹过笑话。我姐姐生病时，母亲借了一个户口本让父亲去医院挂号，父亲拿着别人的户口本，一时紧张，挂号的小护士察觉出异样，问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父亲一时回答不上来。后来九所内部便传言：“老于搞科研搞疯了，连爱人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当时，我们一家五口（还有年迈的奶奶）挤在两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父亲为了照顾我们休息、学习，把房间让给我们，自己躲在狭小的过道，借助昏暗的灯光，坐在小马扎上看书。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爱国之情和赤子之心从未改变。他们专注于科研工作，使我国核武器小型化取得了快速进展。

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势

我父亲十分喜爱诸葛亮《诫子书》里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对我一生的思想和性格影响极大。所谓“淡泊”，就是不为物欲所惑，这样才能志存高远；所谓“宁静”，就是不为权势所屈，这样才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移，才能坚持真理。

父亲的挚友邓稼先先生曾说过：“老于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1970年年底，三次冷实验均告失败。1971年春节前，上级下令组织学习班，我父亲和邓稼先两人前往青海参加“学习班”。

我父亲到达后，先查阅材料，接着查看实验数据，并与实验的人员进行了一番交流，以了解三次实验失败的具体情况。在首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对于实验失败的原因，大家提出有两种观点，一是技术问题，二是政治问题。我个人认为，实验失败属于技术问题。”

此言一出，立刻惹恼了军管会。许多矛头都指向了他。在小组会议上，军管会的人找到我父亲说：“老于，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你不用表态，就算你过关了。”这时，我父亲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厉声说道：“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行不通。”学习班结束后，他被留下来带领团队继续进行实验。经过半年时间，实验圆满成功，军管会的领导放我父亲回了北京。高度的精神压力、高原环境使本身身体就不好的父亲累到了，回北京不久就休克了。因此当时的领导特批我母亲可以来北京照顾多病的父亲。

我小时候再调皮捣蛋，父亲也从未打骂过我，我更想象不出父亲发火是什么样子。在同事们眼中，父亲一直是个温文儒雅的人，从未发过火。在他晚年时，我问起这件事，他依旧记忆深刻。

宁静家风，勤俭节约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他对生活、工作都很低调。那时，我不明白其中缘由，也不清楚父亲从事何种职业。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国防高技术工作，需对外界严格保密，不能有任何信息泄露。

我想了解父亲，始于2013年看到的1987年5月份的一份《工人日报》，上面有当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的描述与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相距甚远。我记得在1985年那时我大学快毕业了，在院门口的一块黑板报上，看到“向于敏、胡家赣学习”的大字，我特别高兴，跑回家跟父亲说：“爸爸，外面都在向您学习呢！”父亲看了我一眼说：“都是大家做的，你不要在外面乱说。”

我父亲深爱自己的小家，更热爱祖国。小时候，因父亲工作特殊，经常很晚才回家。他回来时我都已入睡，他经常会把我抱起来，用长满胡子的脸亲我。那时我很怕父亲亲我，他的胡子扎得我生疼，因为他总是不刮胡子。在那个年代，刮胡子得用热毛巾敷很久，为了节约时间，他便常常不刮。

父亲即便在出差时，也不会忘了我们。记得他去上海出差，买了大白兔奶糖。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没牛奶喝，我就把三分之一的奶糖直接吃，三分之二用来沏水当牛奶喝。

父亲在生活中对自己要求极为节俭。他那张铁床陪伴了他三十多年，我多次想换掉，父亲都不让，说自己已经习惯了，省点钱给孩子读书。于是我把床垫加厚，让床能继续使用。还有一个写字台，是70年代末由两个“一头沉”改造而来的，我多次想扔掉，父亲坚决不同意，说这写字台陪伴他许久，用着很舒服，还能继续用。

在物质方面，父亲教导我们不要追求奢靡，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他更强调我们要自立、自强，要自信。

小时候，父亲因国家任务重、时间紧，即使在我们面临高考时，也很少教导我学习。但他教孙子许多东西。他强调做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引用北宋苏洵的话：“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他希望我们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

父亲在73岁时写了一首诗，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感悟，也是对年轻人的展望。

抒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撰文：张玲梅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