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包惠僧回忆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包惠僧研究资料集》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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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上旬，一封从澳门发来的加急电报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电报纸张因长途传输略显褶皱，但文字清晰可辨：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电报的落款让刚刚处理完繁重政务的周恩来停下手中工作。
包惠僧这个名字对新中国的领导层意义重大且复杂。
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名代表之一，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与伟人在上海石库门里共商建党大业。
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投靠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内任职长达十八年。
周恩来拿着这封电报走向中南海菊香书屋。
伟人看完电报内容后沉思良久，这个曾经的中共元老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求回归的举动，牵动着党中央领导人的心思。
【一】湖北黄冈的书香门第与求学之路
1895年1月15日，在湖北黄冈上巴河包家畈的书香门第里，包惠僧出生了。
他原名包道亨，学名德芬，号梅生。
父亲包存嘉是个秀才，曾候补巡政司，后来弃官回家乡务农。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深谙诗书。
包家虽然家境小康，但包存嘉对儿子教育颇为严格。
由于父亲阻挠，包惠僧直到六岁才开始发蒙入私塾，先后师从熊继昌和邱介甫。
这种传统的私塾教育为包惠僧打下深厚国学基础，也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性。
1909年，14岁的包惠僧考入黄州高等小学堂。
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思想，了解孙中山学说，也知道了熊十力、李四光、李仲揆、刘子通、吴昆等黄冈四杰的事迹。
这些同乡前辈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包惠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枪声在武昌响起。
听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包惠僧激动异常，决定要到武昌看看这个新世界。
重阳节回家祭祖时，因受到族人不平等待遇，性格刚烈的包惠僧怒杖房长，愤然离家，独自流浪到武昌。
在武昌期间，包惠僧受到时任教育司长姚晋圻帮助，成功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包惠僧在这里接受系统新式教育，也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
1915年，包惠僧正式进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师范学校的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各种新思想在这里碰撞交融。
1917年夏天，由于各科成绩优秀，包惠僧提前毕业，被派往一师附小任教。
然而包惠僧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满足于平静的教书生活。
同年冬天，他和同学燕大明一起回到上巴河小学教书。
在教学过程中，包惠僧经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引起当地保守势力不满。
地方恶霸李品三、林化成等人认为包惠僧思想过于激进，联合起来将他赶走。
【二】新闻记者生涯与思想启蒙
被撵走的包惠僧再次来到武汉，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
1918年，23岁的包惠僧正式开始新闻工作，先后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多家报馆担任记者。
凭借师范学校练就的扎实文字功底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他很快在武汉新闻界站稳脚跟。
包惠僧常常使用"雷"、"鸣"等笔名发表文章，寓意要用雷电轰鸣震撼死气沉沉的社会，撞出一个缺口，展现新世界。
他的新闻报道有个鲜明特点，就是敢于披露社会黑幕，敢于为民请命。
稿件常常揭露军阀腐败行为，批评政府不作为，为普通民众发声。这种正直的报道原则为他赢得读者赞誉，但也得罪了权势人物。
由于包惠僧的稿件过于尖锐，触及某些大军阀利益，几个报馆在压力下取消了他的记者证件。
为了生存，包惠僧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
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是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个正当职业，不要在新闻界"惹是生非"。
包惠僧申辞说："我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
这句话体现了包惠僧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爱国运动深深震撼了包惠僧的心灵。
他积极参与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用手中的笔为这场运动摇旗呐喊。
同年，他还到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更多新思想新观念。
1920年1月，为了采访学生运动情况，包惠僧专门到北京、天津采访了周恩来等运动领袖。
这次采访让他对学生运动有了更深入了解，也让他结识了周恩来这位未来的伟大革命家。
随着五四运动浪潮的平静，武汉政治环境也发生变化。
官僚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件越来越难以刊发。
靠稿费为生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暂时回到黄冈农村老家避风头。
【三】与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
1920年2月，包惠僧人生迎来重要转折点。
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邀请，从上海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武汉，准备进行系列学术讲演。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他的风采言论早已为武汉进步人士所仰慕。
得知他来汉消息后，一时间邀请他演讲的人和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包惠僧作为江汉通讯社编辑，被派去采访这位思想家。
2月6日下午，在武昌文华大学会客室里，包惠僧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
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给年轻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中等身材，面容严肃而又透着学者儒雅，说话时条理清晰，思路敏捷。
采访开始后，包惠僧首先请陈独秀谈谈对社会改造的看法。
陈独秀侃侃而谈："社会改造的方法，必须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必须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享安；必须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
听到这三个"打破"，包惠僧内心受到强烈震撼。
他说："您所讲的这三个打破，卓识谠论，颇受青年学生欢迎，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陈独秀对包惠僧的评论颇感满意，接着说："中国社会的改造，要靠青年。我在去年6月就讲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随后，两人又谈到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婚姻自由等热点问题。
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请教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门路，要求陈独秀指导他读书自学。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过去了，包惠僧受益匪浅。
8日晚上，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京。
包惠僧特地赶到汉口火车站为这位心目中的"圣人"送行。
站台上的这一幕告别，成为包惠僧人生中的重要节点。
从此，包惠僧的名字深深印在陈独秀脑海中，而包惠僧也从此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这次采访和会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正是这次与陈独秀的谈话，让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也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
这次会面，实际上成为包惠僧思想转变的分水岭。
【四】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与中共一大
与陈独秀的会面深深影响了包惠僧的思想轨迹。
1920年夏天，一个名叫刘伯垂的中年人找到正在金家客栈居住的包惠僧，说有一封陈独秀的信要交给他。
包惠僧接过信件仔细阅读，信中说北京的一些师生正在筹备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希望他能联系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武汉也创建共产党组织。
看完这封信，包惠僧内心激动不已，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当时在金家客栈与包惠僧同住的还有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陈潭秋。
然而陈潭秋从未向包惠僧透露过自己也在准备建党活动。
后来陈潭秋去北京拜见陈独秀时，才知道陈独秀与包惠僧早有联系。
随着武汉建党步伐加快，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开始正式筹备工作。
1920年8月，在蛇山的一次偶然相遇中，包惠僧通过同学了解到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情况。
经过刘伯垂介绍，包惠僧与董必武、张国恩、李汉俊、李启汉等人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
在这个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中，包惠僧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这个选择并非偶然，包惠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功底，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丰富社会活动经验和新闻工作背景，这使他能够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各界进步人士。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包惠僧和其他同志们开始在武汉各工厂展开深入调查，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
他们以时中书局和徐家棚的粤汉工人俱乐部作为活动据点，发展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
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马念一（马哲民）等4人前往上海，准备赴苏俄学习。
然而到达上海后，包惠僧得知维经斯基已经回国，由于没有足够经费，暂时无法成行。
于是他留在上海，和李汉俊、杨明斋一起负责上海小组工作。
5月1日，上海小组在天后宫举行集会，不料被巡捕发现并搜查。
包惠僧受李汉俊指示，紧急前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情况。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将包惠僧留在身边，让他帮助广州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开展工作。
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等人商量，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确定了召开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前夕，陈独秀因为筹备广东大学工作无法脱身，于是他做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决定：指派包惠僧作为自己的代表，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参加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7月20日，包惠僧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广州动身赴上海，住进法租界博文女校，与周佛海同住一室。
此时的上海正值盛夏，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初来乍到的包惠僧有些不适应，但他内心的激动却无法抑制。
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
会议室是个典型石库门房子的客厅，面积不大，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伟人、何叔衡代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
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东；周佛海代表旅日党员。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伟人很快相识并建立友谊。
两人年龄相仿，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在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方针时，经常交换意见，相谈甚欢。
会议期间，包惠僧积极参与各项讨论，对党的纲领、工人运动计划以及对孙中山的态度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不仅参加了各项议题的讨论，还参与了选举，这些都充分说明他是会议的正式代表，而不是简单的列席者。
7月30日晚上，正在进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声称找人，随后匆匆离去。
机警的马林立即意识到可能是便衣警察在侦查，建议立即停止会议，所有人员迅速撤离。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国巡捕就包围了会场。
危机之后，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
在波光粼粼的南湖上，在轻柔摇摆的红船里，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包惠僧作为13名代表之一，亲眼见证了这个伟大历史时刻的诞生。
中共一大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组织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被安排负责《劳动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然而，包惠僧与张国焘在工作理念上存在分歧，两人从此开始产生隔阂。
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包惠僧再次南下广州，动员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9月9日，陈独秀在包惠僧陪同下到达上海，住在渔阳里2号。包惠僧出色地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后，返回武汉继续开展建党工作。
1922年春，包惠僧调到北京工作，经李大钊介绍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职，以此作为掩护身份。
随后，包惠僧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
伟人因遭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避居武昌时，曾与包惠僧同住二十余天，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朝夕相处，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前途和方向。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准备成立总工会，包惠僧被派到郑州主持召集筹备会议，担任委员兼秘书。
然而，军阀吴佩孚对工人运动极为仇视，下令禁止总工会成立。
2月7日，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爆发，吴佩孚派军警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包惠僧以"鼓动工潮罪"被通缉，不得不回到武汉，接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经组织同意，包惠僧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出现管理真空。
廖仲恺破例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黄埔军校在同一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的周恩来和后方的包惠僧。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
包惠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党代表，与师长钱大钧搭档，跟随北伐军一路北进。
1927年1月，包惠僧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与师长夏斗寅搭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5月，夏斗寅终于露出真面目，发动叛乱，包惠僧一度被扣押。
凭借过人机智和勇气，包惠僧设法脱逃，回到武汉。
然而，此时的武汉也不再安全，汪精卫集团也开始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包惠僧因患严重疟疾，高烧不退，根本无法参与起义准备工作。
起义军撤离时，周恩来专门前往包惠僧住处看望这位病中的战友，从挎包里掏出一些钱和一封介绍信交给包惠僧。
包惠僧在南昌亲戚家住了一个多月，病情稍有好转后，化装离开南昌，辗转到达九江，然后搭船回到湖北黄冈老家。
然而，此时的黄冈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包惠僧在家乡根本无法安身。
无奈之下，包惠僧又转往江苏高邮岳父家暂住，后来不得不携家眷再次逃离，前往上海躲避。
面对国民党猖獗的白色恐怖，包惠僧内心的恐惧、苦闷和失望日益加重，他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
从香港辗转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派上海党组织的人找到包惠僧，希望他能参加党的工作。
然而，此时的包惠僧已经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对党组织的同志百般躲避和敷衍，最终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失去革命工作后，他的经济状况日趋困难，不得不为生计奔波。
1931年，包惠僧到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处担任幕僚，正式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任职生涯。
可是，脱党22年后，在遥远的澳门，包惠僧将面临人生最重要的抉择，而中央的回复却让他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