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去世的第三年,爹领回了村里的"母老虎",一进门就逼我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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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八六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娘去世三年后,爹领回了一个女人——村里人人背后都叫她“母老虎”的张秀芹。

她第一天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让我在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

那一刻,我恨透了她。

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却不知道,正是这个“母老虎”,最终把我逼成了全县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娃。



01

一九八六年的农历腊月,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着,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我裹着一件破旧的棉袄,缩在炕头,一边烤着火,一边翻着一本满是褶皱的小人书。我叫林峰,那年我十二岁,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娘因为肺病,在三年前的冬天走了。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变得冷冷清清。

爹叫林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个人既要下地挣工分,又要照顾我和八岁的妹妹林芳,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我的成绩在班里不好不坏,吊在中下游,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一有空就揣着个小板凳,跑到村头的河边去钓鱼摸虾,没少因为逃学被老师揪着耳朵训。

大概半个月前,村里就开始传闲话,说爹要给我和妹妹找个后娘。

那个人,就是邻村的张秀芹。

我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拼凑出了她的形象:三十九岁,死了丈夫,没生过孩子,以前在村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性格厉害得很,管教起自家侄子侄女来,那是出了名的严厉,说一不二,村里半大不小的孩子见了她都绕道走,人送外号“母老虎”。

我心里又怕又恨,娘才走了三年,爹怎么就能忘了她?怎么能领一个“母老虎”进门来欺负我们?

那天傍晚,雪越下越大。我正看得入迷,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爹搓着手,满脸堆笑地领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那女人个子不算高,但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外套,虽然打了几个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

她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利落的发髻,一点碎发都没有。最让我心里发怵的,是她的那双眼睛,不大,却异常明亮,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她扫了一眼屋里,目光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这就是张秀芹。

“峰儿,芳儿,快……快叫人。”爹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和讨好。

妹妹林芳吓得躲到了我的身后,抓着我的衣角,小声地哭了起来。我梗着脖子,把手里的书往炕上用力一扔,扭过头去,不看他们。



张秀芹的目光落在了那本被我扔在炕上的课本上,她那原本还算缓和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她没有理会我爹的尴尬,径直走到我面前,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林峰,出去,到院子里站着。面朝墙壁,站两个小时,不许动。”

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凭什么?她算老几?

“秀芹,你看这天……”爹想上来求情。

张秀芹一个眼神扫过去,爹剩下的话就全咽回了肚子里。她就那样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冷冰冰的、不容挑战的命令。

我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就爆发了。我狠狠地瞪着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想起了我娘,娘在世的时候,别说罚我了,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现在,这个陌生的女人,第一天进我们家的门,就要给我下马威。

雪花落在我的脸上,冰冷刺骨。

我倔强地走出屋门,站在院子中央的墙壁前。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女人赶走!这个家,不欢迎她!

雪越下越大,没一会儿我的头发和肩膀上就落了白白的一层。我冻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妹妹躲在门缝里,偷偷地看着我,无声地抹着眼泪。

02

夜色渐深,我感觉自己快要冻成一根冰棍了。透过窗户的灯光,我隐约看到张秀芹的身影在窗前晃动。

她好像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观察着我的站姿,然后自言自语般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后来,我看到她拿起了我扔在炕上的作业本,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表情严肃而专注。

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对她的仇恨,和对未来的恐惧。

那个雪夜的罚站,只是一个开始。从张秀芹进门的第二天起,我和妹妹林芳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

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张大白纸,用毛笔在上面写下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作息时间表,贴在了堂屋最显眼的墙上。

早上五点,必须起床,在院子里站半个小时的桩,然后背半个小时的课文。 放学后,不准在外面疯跑,必须立刻回家,先完成所有作业,检查无误后,才能帮着家里干活。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是固定的学习时间。她会亲自坐在我们旁边,辅导我们做功课。

对于一个在山野里疯惯了的孩子来说,这张时间表简直就是一副枷锁。我打心底里抗拒,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

有一次,我趁她去地里送饭,偷偷溜出家门,约上村里的小伙伴,跑到五公里外的“野猪湾”去钓鱼。我们玩得正欢,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我一回头,就看到张秀芹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了河对岸。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她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她只是把我的语文课本扔在我面前,平静地说:“抄,把这篇课文抄二十遍。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睡觉。”

我一边抄,一边在心里把她骂了无数遍。那天晚上,我一直抄到后半夜,手腕都快断了。

我的作业,以前都是胡乱应付。张秀芹来了之后,每天都要仔细检查。有一次,我的数学作业写得潦草不堪,还错了一大半。她看了一眼,二话不说,直接撕了个粉碎,扔进了灶膛。

“重写。”她冷冷地丢下两个字。

我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但一点用都没有。她就坐在油灯下,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最后,我只能哭丧着脸,重新铺开作业本,一道题一道题地演算,直到深夜。

最严重的一次,是期中考试。我为了能考个好成绩,偷偷在手心里写了几个公式。结果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通报了全校。我以为回家后会迎来一顿暴打,没想到,张秀芹只是让我跪在了堂屋的搓衣板上。

她什么话也没说,就让我跪着,跪了一个小时。那种屈辱和疼痛,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哎,林大山真是瞎了眼,娶了这么个母老虎回家,看把那俩孩子折磨的,都瘦了。”“就是,后娘哪有亲娘好啊,这俩娃以后有罪受了。”

我和妹妹对她的反抗也愈发激烈。我们故意不吃她做的饭,把碗筷摔得震天响;我们当着她的面顶撞她,说她不是我们的娘,管不着我们;我甚至偷偷抓了几条毛毛虫,放进了她的被窝里。

可无论我们怎么闹,张秀芹都像一座山,巍然不动。她精力旺盛得不像话,每天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给我们做好早饭,然后下地干活,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再去干活,晚上还要熬到深夜,盯着我们学习。她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插秧、割麦,样样不比村里的男人差。村里人背地里叫她“母老虎”,当着面却又不得不佩服地说:“秀芹真是个能人,里里外外一把抓。”

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心疼我们,想替我们说几句好话,但每次都被张秀芹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他也知道,这个家自从张秀芹来了之后,确实变得干净整洁了,我和妹妹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03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时间到了期末。考试成绩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的数学,竟然破天荒地考了八十五分。要知道,我以前能考及格,都算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拿着卷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我以为张秀芹会表扬我几句,可她只是拿过卷子,淡淡地看了一眼,说:“这才刚开始。”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升入了乡里的初中。在张秀芹那近乎残酷的管教下,我的成绩竟然奇迹般地进入了班级前十。

我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没想到,她对我的要求,变得比小学时更加严格了。

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初中三年的所有课本,每天晚上,除了辅导我当天的功课,还要逼着我预习后面的内容。

周末的时间,更是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复习,下午做她找来的各种练习题。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拧紧了发条的陀螺,一刻也不得停歇。

我对她的反抗,从激烈的正面冲突,变成了消极的抵抗。但我渐渐发现,这个被我视为“敌人”的女人,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酷无情。

有好几次,我因为顶撞她被罚站,寒冷的冬夜里,冻得瑟瑟发抖。

等我站完回到屋里,总能发现门槛上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红糖水。我知道,那是她悄悄给我准备的。

还有一次,她去镇上赶集,回来时,竟然给我带回来一本崭新的书——《全国初中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辅导》。那本书的封皮亮得晃眼,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是天价。

我知道,那是她靠着每天起早贪黑,攒下鸡蛋去卖,一个一个铜板攒出来的钱买的。她对自己很吝啬,一件衣服穿好几年,缝缝补补,却在我的学习用品上,从来没有吝啬过。

那年冬天,村里来了一个从县城转学回来的学生,叫王建国。他的父母在县里工作,因为政策原因,把他送回老家上学。

王建国成绩非常好,特别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在张秀芹的“熏陶”下,我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比较”意识,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跟他比个高低。

张秀芹看出了我的心思。从那以后,她开始给我“加餐”。每个周末,她都会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去三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图书馆。

来回六十多公里的土路,她骑得气喘吁吁,却从来不喊累。到了图书馆,她会陪着我待上一整天,看我埋头在书堆里,她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欣慰。



从图书馆出来,她舍不得花五毛钱坐一趟公交车,却会毫不犹豫地花几块钱,给我买下我眼馋了很久的习题集。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她被汗水浸湿的后背,忍不住问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没有回头,只是蹬着车,淡淡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脑子活。婶年轻的时候,也想考大学,可家里穷,供不起。婶不想让你也留下遗憾。”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了一下。

她的手因为常年干农活,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关节也有些粗大。可就是这双手,在晚上给我批改作业,讲解错题的时候,动作却异常的温柔和耐心。

在初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我的总分第一次超过了王建国,拿到了全班第一。拿着成绩单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又忐忑。

04

晚饭时,我鼓起勇气,对着正在给我夹菜的她,小声地叫了一句:“秀芹婶……”

她的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开心,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光。

虽然我还是没能叫出那个“娘”字,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她“那个女人”了。我对她的态度,从最初的仇恨和抗拒,慢慢变成了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困惑和动摇。我不再那么抵触她的管教,甚至开始在学习中,体会到了一丝丝的乐趣和成就感。妹妹林芳,也渐渐地不再怕她,有时还会主动凑到她身边,让她帮忙梳辫子。这个曾经冰冷的家,似乎有了一点点温度。

日子在严格的管教和悄然的温情中,不紧不慢地滑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被张秀芹逼着学习的生活,也习惯了在她的辅导下,看着自己的成绩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对她的情感越来越复杂,既有畏惧,又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依赖。

真正让我从心底里开始理解和接纳她的,是一次偶然听到的对话。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闷热,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我做完作业,准备去后院的水井边冲个凉。刚走到院墙下,就听到邻居李婶和张秀芹在墙那头说话。

“秀芹啊,不是我说你,”李婶的大嗓门传了过来,“你对人家这两个孩子,比亲生的还好。可你自己呢?整天省吃俭用,一件衣服穿几年,何必过得这么苦?”

我停下脚步,贴着墙根,竖起了耳朵。

只听张秀芹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嫂子,你不懂。林峰这孩子,聪明,脑子灵光,是个读书的料。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像我一样,因为家里穷,读不成书,这辈子就困死在这山沟沟里。”

“那也用不着你这么拼命啊,”李婶说,“我看你每天天不亮就起,比村里的牛还能干。你自己也该享享福了,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看着孩子有出息,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张秀芹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

我站在墙角,一动不动,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爹看我情绪不高,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聊了很久。他告诉我,当初张秀芹要嫁给他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不理解。以她的条件,虽然丧夫,但人能干,又识字,完全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没必要嫁给他这个带着两个拖油瓶的穷光蛋。

“你秀芹婶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爹抽着旱烟,眼睛有些湿润,“她说,她看上我,不是看上我这个人,是看中了你。她说,你是个能读出书来的苗子,她想嫁过来,帮我一把,供你考上大学,走出这大山。”

爹还告诉我,张秀芹嫁过来的时候,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说这是专门给我的“教育基金”,谁也不能动。

我的心,被这些我从未知道的真相,狠狠地撞击着。

秋天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对她的感情,发生了彻底的转折。那天下午,学校因为暴雨提前放学。

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心里一阵失落。我知道,爹在地里干活,肯定顾不上我。张秀芹……她应该也不会来吧。

我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雨水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

我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一件破旧的蓑衣,骑着车,在雨幕中艰难地向我驶来。

是张秀芹。

她浑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她看到我,立刻从车上跳下来,把身上唯一的一件雨衣脱下来,不由分说地披在了我的身上。



“快穿上!可不能让你感冒了,感冒了就得耽误学习!”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声音却异常坚决。

回去的路上,她骑着车,我坐在后座,为她撑着那件小小的雨衣。我第一次主动关心她:“婶,你不冷吗?”

她笑了笑,声音在风雨中有些模糊:“不冷,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05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帮她扫了地,擦了桌子。妹妹林芳也偷偷地凑到我耳边说:“哥,我觉得,秀芹婶对咱们,比亲妈还好。”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从那一刻起,我从心底里,真正地接纳了她。我不再恨她,甚至开始感激她。这个女人,她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在爱着我们。

自从那次雨中送伞之后,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不再需要张秀芹拿着棍子在后面逼着我学习,而是开始主动地、甚至是贪婪地吸收着知识。我把她给我制定的学习计划,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截。

我开始主动要求她给我布置更多的作业,主动向她请教更难的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的“管教与被管教”,悄然变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默契。

时间飞快地进入了初三,中考的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所有人的心头。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几乎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晚上,我都会学习到凌晨一点,甚至更晚。而张秀芹,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她会默默地坐在油灯的另一头,借着昏暗的光线,为我缝补衣服。看到我的铅笔秃了,她会拿过去,用小刀仔细地削好;看到我打瞌睡了,她会端来一杯滚烫的热茶;遇到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她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凑过来,跟我一起研究,有时候,为了一个几何题的辅助线,我们能讨论到后半夜。

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几里外的河边,下网捕鱼,给我熬鱼汤喝。她的手在冰冷的河水里泡得又红又肿,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自己舍不得吃一口鱼肉,总是把鱼肚子上最嫩的肉挑出来,满满地盛在我的碗里。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中考成绩出来了。我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重点高中。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爹激动得搓着手,一个劲地说着“好,好”。而张秀芹,这个在我印象中永远坚强、严厉的女人,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刻,竟然第一次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

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声音哽咽:“峰儿,婶……婶就知道你行!你没让婶失望!”

我也忍不住哭了。我抱着她,郑重地对她说:“婶,您放心!等我考上大学,毕了业,我一定挣大钱,让您过上好日子!”

她擦掉眼泪,笑着拍了拍我的背:“傻孩子,你有出息,能走出这大山,婶就心满意足了。”

村里人对张秀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些曾经在背后说她闲话的人,现在见到她,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满脸堆笑地说:“秀芹啊,你可真有本事,把林峰这野小子教得这么出息!”“林大山真是娶对人了,秀芹这后娘,比亲娘还亲!”

开学前的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祝贺我考上重点高中。当着所有人的面,我端起一杯酒,走到张秀芹面前,看着她那因为操劳而过早染上风霜的脸,我鼓足了所有的勇气,清晰地、大声地喊了一声:

“娘!”

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张秀芹愣住了,她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睛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几秒钟后,她猛地站起来,一把将我拉到身边,对着满屋子的亲戚,笑得合不拢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比骄傲和幸福的笑容。

“哎!哎!我的好儿子!”她一遍遍地应着,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才像一个真正的一家人。

06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我背着行囊,满怀着憧憬和骄傲,走进了县重点高中的大门。可这份骄傲,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这里,云集了全县各个乡镇最顶尖的学生。我那点在中考里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

曾经在初中时引以为傲的数学,在高手如林的课堂上,也变得平平无奇。第一次月考,我的成绩单下来,排名赫然写着:年级第五十名。

这个数字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下,让我从里到外凉了个透。

巨大的落差和挫败感,让我几乎崩溃。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只是一个在小池塘里称王称霸的“井底之蛙”?

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张秀芹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但她没有像以前那样严厉地责备我。

周末我回家,她只是更加耐心地,帮我分析每一张卷子,找出我的知识漏洞,然后系统地、有条理地教我适应高中的学习方法。

“峰儿,从山脚爬到半山腰,肯定比从平地爬到山脚要累。”她一边帮我整理错题本,一边说,“但只要你不停下,总能爬到山顶。娘相信你。”

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慢慢地调整了心态,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一九九零年的春节前。我带着期末考试年级排名第二十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寒假。



可我刚一踏进院子,就感觉到气氛不对。

院子里站着好几个邻居,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看到我回来,都用一种同情的、欲言又止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里。

屋里的景象让我瞬间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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