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那边又派人来催了，那份‘第一类名单’您签好没有？内务部等着存档执行呢。”
1937年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间陈设考究却气压极低的办公室里，秘书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催促着办公桌后的老者。
坐在那张巨大的橡木桌后面的，正是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
他戴着标志性的金丝眼镜，留着那撮让他看起来像个乡村教书匠的山羊胡。
听道秘书的话，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钢笔尖在纸上晕开一小团墨迹。
01
他没有抬头，更没有去翻看那份厚厚的文件。
他心里很清楚，“第一类名单”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话，意思是“立即枪决”。
加里宁甚至不敢去看名单上的名字。
那里可能有他上个月还一起喝过茶的老战友，可能有曾和他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过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可能有看着他长大的红军将领。
但他什么也没问。他只是机械地在文件末尾那个以此来决定生死的横线上，签下了自己花体的名字：M. Kalinin。
随着这一笔落下，又一批人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在那个年代的苏联政治版图中，加里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在法律层面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拥有接受外国大使国书的外交权，拥有颁发国家勋章的荣誉权，更拥有一个至高无上、连斯大林在法理上都不具备的特赦权。
理论上，苏联境内任何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只要加里宁大笔一挥，就能免于一死。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黑色幽默。
这位拥有“免死金牌”发放权的老人，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里最大的囚徒。
斯大林之所以把加里宁放在这个位置上，恰恰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软弱”和“无害”。
加里宁出身贫农，长相憨厚，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深厚的派系背景。
他就像一尊精心雕琢的菩萨，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专门用来接受百姓的香火，却不能显灵。
就在加里宁签署死刑名单的同一时刻，他办公室外面的接待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里每天都挤满了从苏联各地赶来的上访者。
他们大多是穿着草鞋、裹着破棉袄的农民，或是满脸风霜的工人。
他们手里攥着皱皱巴巴的申诉信，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见一眼传说中的“全联盟老伯伯”。
在苏联官方的宣传机器中，加里宁被塑造成了一个“慈祥的祖父”、“农民的保护神”。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他关心民间疾苦的故事：他如何帮一个集体农庄的挤奶女工讨回公道，如何给一个退伍老兵安排工作，如何严厉斥责底下办事的官僚。
加里宁也很配合地演好这场戏。
他会亲自给来访的老农倒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耐心地听他们絮叨今年的收成不好、村里的拖拉机坏了没人修。
对于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加里宁总是乐呵呵地当场解决，那一刻，他确实像个慈祥的长者。
这种精心的包装极其成功。
在那个肃杀的年代，无数老百姓依然天真地相信：“斯大林可能是严厉的，但加里宁是爱我们的。”
可是，一旦申诉信的内容涉及到了“政治问题”，比如某人的丈夫被内务部抓走了，某人的儿子被定性为反革命了，加里宁脸上那慈祥的笑容就会瞬间消失。
他会立刻变得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沉默不语，示意秘书把人送走。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那支钢笔，只能用来批示修拖拉机，绝不能用来从内务部的虎口里夺人。
每天下班后，加里宁都会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文件锁好。
他活在一种深深的割裂感中：白天，他是万人敬仰的国家元首；晚上，他是随时可能被清洗的惊弓之鸟。
他看着身边的同僚一个个消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每一次清洗浪潮打来，他都战战兢兢地观察斯大林的脸色，然后更卖力地在处决名单上签字，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有用”。
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听话，足够顺从，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橡皮图章，就能在这场残酷的政治危机里幸存下来。
但他忘记了，有时候危险不仅仅来自工作，还可能来自那个最亲密的枕边人。
就在他为了自保而如履薄冰时，他的妻子，性格刚烈的叶卡捷琳娜，却正在家里，对着窃听器，说出了一些足以让整个家庭万劫不复的话。
02
“米沙，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是那个在彼得堡街头跟宪兵玩命的革命者吗？你现在就像只被吓破了胆的老鼠！”
在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叶卡捷琳娜·罗博格一边愤怒地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指着丈夫的鼻子痛骂。
面对妻子的咆哮，此时已是苏联名义元首的加里宁，只能缩在沙发里，摘下眼镜不停地擦拭，眼神游离，甚至不敢回嘴一句。
这对夫妻的性格反差，在当时的克里姆林宫高层中是出了名的。
如果说加里宁是一团任人揉捏的面团，那么叶卡捷琳娜就是一块棱角分明的花岗岩。
这位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一贫如洗的农家女，早在1905年就投身革命，是货真价实的“老布尔什维克”。
她在纺织厂当过女工，在地下印刷所印过传单，资历之深，让她在面对那些靠政治投机上位的新贵时，有着一种天然的心理优势。
更要命的是，她不仅是“第一夫人”，还有一份正经工作，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成员。
这让她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大清洗背后荒谬的司法逻辑。
当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消失，当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被扣上“日本间谍”或“德国特务”的帽子，别的官太太们选择了明哲保身，要么装聋作哑，要么主动和受害者划清界限。
但叶卡捷琳娜不干。
她那张爱沙尼亚人的嘴，就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匕首。
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聚会上，她敢公然抱怨特供商店里的布料质量太差，嘲讽莫斯科的物资供应还不如沙皇时代；
在私下的茶话会里，她敢当着其他高官夫人的面，为那些被捕的人鸣不平：
“什么反革命？上个月他还和米沙一起下棋呢，怎么突然就成特务了？这简直是发疯！”
加里宁为此吓得睡不着觉。
他深知家里的墙壁有耳朵，电话线里有第三只手。
每一次妻子开口，他都恨不得冲上去捂住她的嘴。
他无数次哀求：“凯特，为了孩子，求你少说两句吧。”
但叶卡捷琳娜对此嗤之以鼻。
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是“苏维埃第一夫人”，丈夫是国家元首，她觉得斯大林就算再狠，也得看在加里宁这个“全联盟老伯伯”的面子上，对她网开一面。
这种盲目的自信，在1938年的一次电话事件中，达到了顶峰，也彻底封死了她的退路。
那是一个平常的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当时加里宁不在家，叶卡捷琳娜拿起了听筒。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个让全苏联都战栗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沉稳男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家吗？”
是斯大林。
换做任何一个人，此时都应该毕恭毕敬，甚至诚惶诚恐。
但叶卡捷琳娜当时正处在极度的愤怒中，就在几天前，她得知自己在爱沙尼亚的亲哥哥弗拉基米尔·罗博格被内务部逮捕了，罪名是莫名其妙的“图哈切夫斯基反党集团成员”。
听到斯大林的声音，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
这位性格刚烈的女人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苏联作死史的举动。
她冷冷地对着话筒说了一句：“他不在。”
然后，“咔嚓”一声，她直接挂断了苏联最高领袖的电话。
那一刻，电话线两端大概都陷入了死寂。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握着传来忙音的听筒，脸上的表情令人玩味。
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摔电话，反而转过头，对站在一旁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笑着说：“看来我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家里，有一位脾气很大的女主人啊。”
那个笑容，比暴怒更可怕。
这件事很快就在高层的小圈子里传开了。
加里宁得知后，吓得差点当场晕倒。
他回家后第一次对妻子发了火，但与其说是发火，不如说是绝望的哀嚎：“你疯了吗？你这是想让我们全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吗？”
叶卡捷琳娜依然倔强：“我哥哥是无辜的！你们抓错了人，我要去申诉，我要去最高法院，我要当面问问斯大林凭什么抓人！”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内务部那个著名的黑色笔记本里。
在斯大林的棋盘上，这个“疯女人”的存在价值已经发生了转变：她不再是一个需要容忍的老革命遗孀，而是一个完美的筹码。
03
加里宁回家的次数变少了，他开始频繁地留在克里姆林宫加班，或者说是为了躲避家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每一次面对妻子关于哥哥案件的追问，他都感到无地自容且恐惧万分。
其实，加里宁早就收到了风声。
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虽然他没有实权，但他在文件流转的缝隙中，看到了一些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
那是内务部呈送给政治局的一份绝密简报，标题平淡无奇《关于部分高层干部家属的反苏维埃言论调查》。
但在那份名单里，“叶卡捷琳娜·罗博格”的名字赫然在列，旁边还用红笔打了一个醒目的问号。
那个问号，是斯大林的笔迹。
在苏联的政治语言里，红色的问号通常意味着：查下去，不管涉及到谁。
内务部的特工开始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离叶卡捷琳娜的社会关系。
先是她在纺织厂工作时的老同事被捕，接着是她常去的那家裁缝店的老板失踪。
在卢比扬卡的审讯室里，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在酷刑之下，被迫承认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他们是一个以暗杀斯大林为目标的“恐怖小组”，而这个小组的幕后资助者和精神领袖，正是加里宁的妻子。
这套把戏拙劣得令人发指，但在当时却是致命的铁证。
10月25日，这天是叶卡捷琳娜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日。
那天下午，加里宁照常去克里姆林宫上班。
临出门前，他看着正在灯下给旧大衣缝补扣子的妻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那一刻，他或许想提醒她一句“快跑”，或者至少是一句“别再乱说话了”。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戴上帽子，转身走进了深秋的寒风中。
他他害怕此刻家里哪怕一颗螺丝钉都是窃听器，害怕自己的一句提醒会被解读为向“阶级敌人”通风报信。
在保全自己和保护妻子之间，这位国家元首本能地选择了前者。
傍晚时分，一辆并没有挂着警灯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公寓楼下。
没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破门而入的喧嚣。
那是内务部执行“特殊任务”时的惯例：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就像这栋楼里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
几名身穿便衣的特工敲开了门。
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叶卡捷琳娜表现出了最后的高傲。
她没有哭闹，只是冷冷地看着领头的人，质问道：“你们有逮捕令吗？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领头的特工面无表情，甚至连一张废纸都没拿出来，只是冷漠地说了一句：“夫人，有人想请您去谈谈关于您哥哥的事情。
请配合，不要让大家都难堪。”
叶卡捷琳娜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没有再争辩，转身回卧室拿了一件厚披肩。
临走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家，桌上还摆着她刚准备好的一半晚餐，那是加里宁爱吃的罗宋汤，锅里还在冒着热气。
车门关上的声音很沉闷，像是棺材盖落下的声音。车子发动，很快消失在莫斯科的夜色中。
两个小时后，加里宁下班回家。
推开门的一瞬间，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让他心头一紧。
往常这个时候，妻子或许会在厨房忙碌，或许会在客厅里对着报纸发牢骚。
但现在，只有那锅罗宋汤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暗红色的油膜。
没有打斗的痕迹，没有翻乱的抽屉。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整洁，只是少了一个人。
加里宁站在玄关，手里的公文包滑落在地。
那一刻，作为国家元首，他本可以冲到电话机旁，拨通内务部的号码咆哮质问；
他本可以抓起那部直通斯大林的红色专线，以老战友的身份求情，哪怕是大哭一场。
但他没有。
他像一尊被抽干了灵魂的雕塑，在客厅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缓缓地走到餐桌旁，拉开椅子坐下。
面对着那碗凉透的罗宋汤，这位拥有宪法特赦权的最高领导人，拿起勺子，一口，一口，机械地把冷汤送进嘴里。
勺子碰到碗壁，发出清脆而孤独的“叮”声。
这顿沉默的晚餐，是他这辈子吃过最漫长、最寒冷的一顿饭。
0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这里有一封……特殊的信。
是内务部刚刚转交过来的，说需要您亲自处理。”
秘书的声音有些发颤，他用两根手指捏着那个信封的一角，仿佛那里面装的是炭疽病毒。
加里宁从文件堆中抬起头。
那是一个用粗糙的包装纸糊成的信封，上面沾着暗褐色的污渍，隐约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和霉烂的味道。
这种味道与克里姆林宫里名贵的古龙水味格格不入，它属于那个遥远的、被称为“古拉格”的世界。
此时距离叶卡捷琳娜被捕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在西伯利亚的科米共和国，北纬60度的寒风正如刀割般刮过劳改营的铁丝网。
曾经的“苏维埃第一夫人”，如今只有一个冷冰冰的代号“235号犯人”。
为了彻底羞辱这位高官的妻子，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安排她去伐木或挖煤，而是给她分配了一份极其特殊的苦役，清理厕所和清洗重病号的衣物。
一位年近六旬、养尊处优的知识女性，每天要跪在结冰的地面上，用满是冻疮的双手，在刺骨的冰水中搓洗那些沾满了血污、脓液和排泄物的囚服。
她的十指很快就溃烂了，指甲脱落，露出鲜红的肉。
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会吃人的。
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叶卡捷琳娜脚上那双单薄的皮鞋早就裂开了口子。
她的脚趾变成了黑紫色，那是坏疽的前兆。
如果不截肢，她就会死；但在这里，没人会给她做手术。
在无数个濒死的夜晚，她缩在漏风的木棚里，靠着回忆丈夫的名字取暖。
她依然天真地以为，丈夫只是暂时受制于人，一定在想办法救她。
终于，通过一位即将刑满释放的好心狱友，她冒着被加刑的风险，偷偷带出了一封求救信。
信里没有抱怨，没有谈政治，只有卑微到了尘埃里的乞求：
“米沙，我快要活不下去了，我的脚趾已经没有知觉了。
求求你，给我寄一双旧毡靴来吧。
哪怕是破的也行，哪怕是不合脚的也行……只要能让我熬过这个冬天。”
这封信经历了几千公里的颠簸，奇迹般地避开了部分审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内务部故意“放水”，把它送到了加里宁的办公桌上。
这又是一次测试。
加里宁看着桌上那封脏兮兮的信。
他认得那个笔迹，虽然扭曲潦草，但那是他妻子的字。
窗外是莫斯科温暖的午后阳光，室内有着恒温的暖气，而信纸上透出的却是西伯利亚刺骨的寒意。
仅仅是一双毡靴。
作为国家元首，给自己的妻子寄一双靴子，这违背党纪国法吗？不违背。
这会威胁到斯大林的统治吗？也不会。这仅仅是生而为人，对自己结发妻子最起码的一点恻隐之心。
他那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这封信，脑海里浮现出的不是妻子冻烂的双脚，而是斯大林那双似笑非笑、洞穿灵魂的眼睛。
在令人窒息的沉默后，加里宁突然猛地站了起来。
他没有叫秘书去买靴子，也没有把信扔进碎纸机销毁。
他抓起那支签署过无数死刑令的钢笔，在那封带血的求救信上，用力地写下了一行批示。”
秘书接过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上面的批示。
只看了一眼，这位见惯了政治斗争的秘书就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秘书猜到加里宁肯定不会答应，但是信件的答复，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狠毒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