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共党史资料》、《隐蔽战线英雄传》等相关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1年冬日，南京城西的小巷里，寒风刺骨。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正颤巍巍地摆弄着手中的香烟和画片，准备开始一天的小本买卖。
几名便衣警察装作买东西的样子走了过来，当老人抬起头的瞬间，手铐就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邻居们都震惊了——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卖烟老汉，竟然是前国民党高级特务。
更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法官宣判他死刑时，这位老人却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动的话。
这个人就是鲍君甫，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双重间谍，而他口中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
【一】东瀛求学的热血青年
1893年，鲍君甫出生于广东珠海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清朝末年，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侵略者用炮火轰开，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身处东南沿海的广东成为了通商口岸，与外界接触频繁。
随后，清朝废除了科举制，一时之间，去国外留学之风兴盛。
在这个背景下，家境殷实的鲍君甫跟随家中亲戚远赴日本留学。
在早稻田大学的求学岁月里，鲍君甫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那时的日本，正值各种进步思潮涌动的时期。鲍君甫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资本论》等革命著作，聆听着河上肇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讲座。
在求学多年中，鲍君甫能够熟练掌握日语，不光如此，对日本的其他知识，甚至包括一些风俗知识，鲍君甫都颇为了解，被同行称为"日本通"。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919年，26岁的鲍君甫学成归国，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兴起。
回到祖国后，鲍君甫来到了上海，在日本人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就职。
凭借着流利的日语和丰富的学识，他很快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找到了工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台柱子"。
闲暇时，他还为日本通讯社撰稿，赚取稿费，这些活动有效提升了他的社会知名度。
受到学生感染的鲍君甫走上街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
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他很受欢迎，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改组完成并推行"联俄联共"政策。受到革命浪潮感染的鲍君甫决定投身革命，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二】命运转折的关键相遇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鲍君甫积极投身其中，为工人们奔走呼号。
正是在这次运动期间，鲍君甫结识了同乡杨剑虹。
杨剑虹当时供职于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也是青帮中的高层人物和国民党党员。
当时两个年轻人都是单身，索性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关系莫逆。
杨剑虹很快表露了自己的帮会和国民党双重身份。
通过他的关系，鲍君甫认识了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又结识了国民党要员张道藩，受到了陈立夫和张道藩的赏识，成为上海滩黑白两道通吃的名人。
在上海期间，鲍君甫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相识，并保持往来。
他还去一家日本人开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有私交。
1926年，一个看似偶然的相遇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
有朋友告诉他，有一个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希望能够拜会。
鲍君甫欣然答应，而这个人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
陈养山1925年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租住在四川路虬江路口鸿庆坊。
他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的关系不错。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经常能看到《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书刊，两人经常彻夜长谈，逐渐成了知己。
鲍君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思想方面其实是倾向于中共的，对于中共的印象非常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鲍君甫因为同情共产党，主动为共产党说了一些好话，被蒋介石的党徒知道后险些被投入大牢，幸亏老朋友蔡元培出面保释，才免于一死。
【三】深入虎穴的重要决定
1928年春，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运动失败后辗转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在鲍君甫家中。
他住在北四川路，排场很大，杨剑虹也常到鲍家来吃喝玩乐。
就在这时，蒋介石开始筹建特务组织，重新上台的他痛定思痛，认为自己下台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失败。
于是蒋介石决定秘密成立一个情报机构，在他的委任下，陈立夫开始筹备建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便是后来的中统。
这个机构主要负责调查党内人员，以各种资料和侦察手段，暗中调查党内人员的忠诚度。
作为总负责人的陈立夫自然不可能事事亲为，于是他将亲信杨剑虹提拔为采访股总干事，负责在各地物色人员组建全国联络点。
杨剑虹投奔了陈立夫，很快成了陈立夫心腹。
在考虑上海联络点的负责人时，杨剑虹脑海中第一时间就浮现出了鲍君甫的名字。
杨剑虹立即找到了鲍君甫，希望他加入调查科，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国民党的秘密情报组织，为蒋介石铲除政敌，以及打击中共地下党。
面对这个邀请，鲍君甫敏锐地意识到这既是危险，也可能是机遇。
一天夜里，鲍君甫将自己面临的选择告诉了陈养山，并征求他的意见。
陈养山早就有把好朋友拉过来的想法，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机会。
到了第二天，陈养山把鲍君甫的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觉得鲍君甫是国民党调查科的负责人，假如把他拉过来，无疑是一个快捷获得敌人情报的渠道。
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鲍君甫家搬走。
1928年5月，陈养山了解到鲍君甫在上海敌特机构工作的情况，就想将他发展为我党情报人员。
他开始让鲍君甫参加地下组织的一些会议，鲍君甫主动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报告诉陈养山。
【四】双重间谍生涯的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面谈，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鲍君甫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
陈赓稍稍化了下装，西装笔挺，戴了副宽边的太阳镜，头上还戴了顶英国的花呢礼帽。
两人在巴夏礼的铜像下面碰了面，稍稍打了个招呼，便沿着一侧垂着铁链串起的江堤，一侧绿树蔽荫的大道，边走边谈，走进了外滩公园。
鲍君甫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的苦衷。
陈赓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他跟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鲍君甫回答说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他关系很好，会更加用心地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帮家伙都是吃客，上一次在新雅饭店动辄需要几十块光洋。
陈赓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鲍君甫，表示以后每个月给他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这次会谈确定了鲍君甫的特殊使命：他要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成为一名双重间谍。
由特科情报科副科长、陈赓的助手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并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镖。
为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
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
鲍君甫逐渐取得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
中央特科当时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还破例给他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助提高他的社会地位。
鲍君甫很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联系。
他精通日语，交友广泛，与英、法、日等租界的外国人都有很深的交情，确实是一个搞特工的理想人才。
1929年8月，杨剑虹因青帮内讧自杀身亡。
不久，中统局长徐恩曾任命杨登瀛为上海区特派员，信任有加，对他办的案、处理的事从不插手过问。
法租界捕房又任命杨登瀛为顾问兼探长，他常陪同兰普逊探长等外籍巡捕头子乘车外出办案，头戴英国礼帽、身穿黑呢绒大衣，腰挎手枪，威风十足。
表面上鲍君甫是国民党调查科信任的得力干将，实际上却是中共在敌人心脏安插的一把尖刀。
陈立夫、张道藩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对鲍君甫极为满意，便正式委派鲍君甫为杨剑虹的副手，为了保密，鲍君甫改名为杨登瀛。
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掌握了调查科在上海的大权。
有了鲍君甫这个重要内应，中央特科开始实施更加大胆的计划。
在他的精心安排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位共产党员成功打入了国民党核心特务机构。
而当1929年8月24日那个震惊党中央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鲍君甫将面临他双重间谍生涯中最关键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