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大船的“德泽”——读方远的《大船队》

文|马兵

山东作家习惯“大”处落笔，《大法官》《大染坊》《大铁像》《国土大铝》……几乎新世纪以来每一个重要时段，都有一部以“大”命名的厚重之作出自山东作家之手。它们普遍具有深邃的历史感、丰沛的文化意识和宏阔的时代容量，其内蕴的现实主义品格和深沉的道德立场更是为文坛瞩目。

2016年，方远出版了《大河入海流》，在鲁籍作家的“大”字谱里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之后，他一直为家族跌宕的历史和先辈可歌可泣的故事鼓舞着，于是，八年过去，将家族史与民族史熔于一炉的长篇新作《大船队》问世了，小说不但延续了“大”字当头的写作立场，也努力在“大”的格局上做出新的拓展。

《大船队》的故事发生在胶东半岛掖县的方家村，说的是以耕读传家的宏德堂到了方英典堂主这一辈，打开眼界向大洋，创立宏德堂大船队，并亲自带领船员穿越渤海湾，驶向东三省，开启海上贸易。从莱州湾到东三省的旅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心理跨越。

方英典的成功引发匪性十足的宋占山的觊觎，在接下来的三十余年中，方、宋两家围绕船队生意和人事往来屡生波折：方家以仁德立身，在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而宋占山无所不用其极的下三滥作为居然也为自己开出一片黑暗天地，正邪相争，善恶相衡，读来很是令人难忘。

笔者以为，宏德堂的“大船队”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小说的骨干情节围绕船队发起、成立、远航、贸易和海洋历险展开，这是其写实的一面；而大船之于大洋，又是一个极富中国近现代史意味的象征——众所周知，《老残游记》开篇即写一艘破船行将沉覆，其破败不堪、遍体鳞伤的状态，直指甲午战争以后的老大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刘鹗开启的“以船喻国”不断被后辈作家所摹仿。

《大船队》里方英典敢于扬弃祖训，一是他本人有敢为人先的气魄，二来也是为时局所迫的应变。宏德堂船队以海上贸易变更自古以来的家族经营方式，且由海洋贸易带动方家涉足百货商业，逐步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这何尝不是民族企业发展的缩影呢？方英典在渤海之上经历的惊涛骇浪，又何尝不是波谲云诡的大时代中国民族产业经历的一个隐喻呢？

小说从“暗潮涌动”写起，到“乘风破浪”收束，虽然方家的“牡丹号”货船惨遭日本敌机轰炸，方兴通和三位游击队员落入大海不知所踪，可在象征的意义上，方家与中国革命志士风雨同舟，必将在民族之“德泽”(方兴通的儿子叫方德泽）的庇佑下，驶向新生的港湾！

小说将方家的盛衰浮沉叠印在大时代的景片之上，不过并不着意在“史诗”性上用力，其重心还在家族的传奇故事以及以方英典为代表的主人公的文化人格上。方远对于小说故事性有自己的理解，内心里也一直把“读者能否读得下去，读得进去”作为评判小说得失的一个标准。

小说采取了类似神魔斗法的叙述结构，开篇就写宋占山气势汹汹地闯入宏德堂兴师问罪，引出方、宋两家之争；在故事展开后，又不断通过插叙、预叙等交代前情或设置悬念，始终保持小说的情节强度。此外，方远还很娴熟地援用了一些影视的叙事手法，像闪回、交叉蒙太奇等，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冲突。比如第九章“明火执仗”，此章写宋占山又去宏德堂挑衅，却被方英典几句话呛得无地自容。剑拔弩张之后，小说忽然荡开一笔，写方英典看到南书房院子里十几只鸽子正飞过来，随即便闪回到四十多年前方英典发现一只受伤的鸽子，由此开始驯养信鸽的往事。这一笔很是巧妙，不但借鸽子衬托方英典清雅的人格，亦通过闪回与前文一起形成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

而把同一时间发生在方家和宋家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行动交叉叙事，如电影蒙太奇一般渲染紧张的气氛、加强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在小说中更是所在多有。小说中很多悬念，比如方家船队遭遇海匪可否化险为夷，宋占山指使手下人去烧方家船队能否得逞等等，其结果其实读者早可判断分晓，但小说并不因此减损它的吸引力，这是与作者调用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分不开的。

张炜说过：“兴致勃勃和有滋有味的讲述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阅读《大船队》的感受正是如此，作者饱满的叙事激情洋溢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方英典是小说最核心的角色，“保守”与“进取”在他身上构成一种奇怪的扭结，正如论者所言，方英典的矛盾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这一时期，自由意志、启蒙思想等各式现代理念与传统道德频生龃龉，传统与现代的嬗变在制造‘进步’与‘新人’的同时，也制造出伦理的冲突与身处两难境地的‘历史中间物’”。在这一点上，他与《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很相似，他的命运也折射了“最后一代乡绅”的命运。

不过，除此之外，我以为方英典的文化性格构成还体现出山东作家特有的思考，那就是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弘扬齐文化与鲁文化并做现代之转化。方家所在的掖县现称莱州，春秋时为莱子国故地，属齐国。齐文化求革新、尚智谋、重工商，崇拜海洋也敬畏海洋，这在方英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山东是儒家文明的发祥地，鲁文化的重文崇文、重人伦宗法、讲究秩序稳定、追求“仁”“礼”的观念早已经内化为方英典为人处世的一种习惯法。他接受刘小虎的自由恋爱，甚至敢于收留宋占山的女儿，可是又不能容忍自己儿子抗拒强加在他身上的婚锁，张扬与退守间，一个立体的人却立了起来。我想，方英典的犹疑与矛盾，其实也是作家自觉文化反思的一种体现吧。

所谓“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质而言之，《大船队》的“大”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作家的兼容并包，对故事性、传奇性的追求和细节真实的平衡，对浪漫和革命的平衡，对变与常的平衡，对世情和史识的平衡，对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平衡等等，在“来自生命深沉情感”的激荡之下，那大船穿越骇浪向我们驶来了。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