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女孩来华旅游对什么都好奇，但不敢进餐馆吃饭？

朴英姬第一次站在丹东火车站广场时，感觉自己像被投入了一个色彩过于鲜艳的万花筒。中国的阳光似乎都比平壤的刺眼——或者说，是那些玻璃幕墙反射的光芒太过耀眼。作为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她获得了为期两周的中国考察旅行奖励，这是她二十四年来第一次踏出国门。

“英姬，记住你代表的是朝鲜新一代的形象。”临行前，系主任的叮嘱犹在耳边。她摸了摸胸前简洁的徽章，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这个传闻中的邻国。

在沈阳高铁站让英姬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是“速度晕眩”。

当列车悄无声息地加速到时速300公里，窗外的风景连成一片模糊的色带，她紧紧抓住座椅扶手，指节发白。邻座的中国女孩注意到她的紧张，友善地笑了笑：“第一次坐高铁？”

“第一次……坐这么快的车。”英姬用流利但略带书卷气的中文回答。在朝鲜，她从平壤到开城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而这段同等距离的中国旅程，只需要不到一小时。

女孩热情地介绍：“这不算最快呢，现在有更快的高速磁浮列车！”说着掏出手机，给她看上海磁浮线的视频。

英姬盯着那块薄薄的玻璃屏幕，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在平壤，她使用的是阿里郎牌智能手机——那是她获得全国大学生中文竞赛一等奖的奖品，全校只有三个人拥有。而眼前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年轻的中国女孩，手机比她的大，屏幕更亮，操作起来行云流水。

“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手机吗？”英姬忍不住问。

女孩愣了一下，似乎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差不多吧，现在小学生都有手机了，爸妈为了联系方便。”

英姬想起自己十二岁的妹妹，在平壤第八中学读书，学校电脑室的设备还是十年前捐赠的。妹妹最大的梦想是摸一摸智能手机的屏幕，她曾答应这次回去一定要让妹妹实现这个愿望。

沈阳中街的人流让英姬几乎窒息。

不是空气稀薄，而是人太多、车太多、灯光太多、声音太多。在平壤，最繁华的千里马大街也不会出现这种摩肩接踵的景象。更让她惊讶的是交通——八车道的宽阔马路，居然能堵得水泄不通，汽车尾灯连成一条红色的河流。

“在平壤，我们提倡步行和公共交通。”英姬对陪同的中国翻译小赵说，“很少有这样的堵车。”

小赵是个热情的东北姑娘：“我们这儿车太多了，每家每户都想买车。不过现在政府也在推广新能源车和公共交通啦。”

英姬点点头，举起她的阿里郎手机，小心翼翼地拍照。镜头里的一切都让她惊奇：高达三十层的住宅楼、外墙巨大的电子屏幕播放着广告、外卖骑手像鱼一样在车流中穿梭、路边小摊上堆成小山的各色水果——在平壤，苹果和橘子是按季节供应，而这里，热带水果和温带水果并排陈列，仿佛季节失去了意义。

最触动她的是一家大型超市。当英姬推着购物车走在货架之间时，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调味品区绵延五十米，酱油就有二十多种；零食区色彩斑斓得令人眼花缭乱；冷冻柜里整整齐齐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鲜——有些她只在教科书上见过名字。

“想要什么就拿，”小赵大方地说，“我请客。”

英姬摇摇头，只是继续拍照。她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大约300元，而这里一盒精致的巧克力就标价98元。在平壤，这样的巧克力只会出现在外交商店或高级酒店，用外汇券才能购买。

第三天的傍晚，小赵提议去一家“很有特色”的本地餐馆。

英姬站在餐馆门口，盯着玻璃窗内的景象犹豫不决。店内灯火通明，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菜肴——不是朝鲜餐馆那种按份分配的小碟，而是大盘叠小盘，有的菜甚至只吃了一小半。

菜单上的价格让她倒吸一口凉气：锅包肉48元，地三鲜28元，清蒸鲈鱼88元……她快速心算，一顿饭可能吃掉她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我……不太饿。”英姬最终说，“你去吃吧，我在外面走走。”

小赵察觉到了什么：“没关系，我请客呀！来中国怎么能不尝尝地道东北菜？”

“真的不用，”英姬坚持，“我想拍些街景。”

实际上，她走到餐馆对面的小公园，坐在长椅上，看着那扇明亮的窗户。窗内的人们笑着、碰杯、夹菜，那份随意和丰足刺痛了她的眼睛。她想起去年冬天，平壤配给站多发了半公斤猪肉，母亲高兴地做了顿饺子，全家像过节一样。弟弟舍不得吃完，留了两个第二天当早餐。

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跑到她面前：“姐姐，你的衣服好漂亮，是朝鲜族的吗？”

英姬低头看看自己的传统衣裙——浅粉色的上衣配深蓝色长裙，确实是朝鲜风格，但和中国的朝鲜族服饰又有微妙不同。

“我是从朝鲜来的。”她轻声说。

“哇！朝鲜！”女孩眼睛亮了，“老师说朝鲜小朋友都很勇敢！姐姐你勇敢吗？”

英姬不知如何回答。她想起自己跨越边境时的紧张，想起面对中国繁华时的无措，这算勇敢吗？

女孩的母亲走过来，抱歉地笑笑，拉着孩子走了。临走前，小女孩回头喊：“姐姐，你笑起来一定很好看！”

英姬摸了摸自己的脸，发现自己一直绷着嘴角。

接下来的日子，英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傍晚，她会去不同的餐馆外“参观”。

她观察过快餐店里独自吃饭的年轻人，面前一份简单的盖饭，眼睛盯着手机屏幕；观察过家庭聚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着大圆桌，孩子们跑来跑去；观察过情侣约会，男孩细心为女孩夹菜，两人分享一份甜点。

有一次，她鼓起勇气走进一家面馆，点了最便宜的阳春面——8元钱。面端上来时，她愣住了：碗比她脸还大，汤清见底，面条雪白，点缀着葱花和两片薄如纸的叉烧。

“姑娘，不够可以加面，免费的。”老板娘热情地说。

英姬慢慢吃着，这碗面温暖了她的胃，也触动了她的心。邻桌一个老爷爷看她吃得认真，笑眯眯地说：“小姑娘吃饭真香，像我孙女。”

“很好吃。”英姬认真地说。

“咱们中国现在日子好了，想吃啥有啥。”老爷爷感慨，“我小时候，能有碗白面条就是过年了。”

英姬想起祖父讲过的“苦难行军”时期，想起配给制最艰难的那些年。她突然意识到，这个老爷爷说的“小时候”，可能就是朝鲜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而中国，已经走过了那段路。

离开面馆时，英姬多付了2元钱。“面很好吃，谢谢。”她对老板娘说。

那是她在中国第一次独自进餐馆吃饭，也是她最满足的一餐。

旅行结束前最后一天，小赵带英姬去了手机店。

“你要不要买个中国手机回去？比你的好多了，还便宜。”小赵指着柜台里琳琅满目的机型。

英姬看着标价：最便宜的智能手机599元，是她两个月工资。而那些最新款的，价格后面跟着好几个零。

“我的手机很好，”她摸摸口袋里的阿里郎，“是奖品。”

但最终，她还是在一个二手摊位前停下，用省下的餐费——150元——买了一部旧的华为手机。屏幕有细微裂痕，但功能完好。

“给我妹妹的，”她对小赵解释，“她想看看智能手机是什么样的。”

小赵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英姬，你知道吗？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常说，朝鲜人民很坚韧。”

英姬抬头，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对她提到那场战争。

“他说，战争结束后，他们离开朝鲜时，老百姓把最后一点粮食塞给他们。”小赵眼睛有点红，“所以我爷爷一直说，朝鲜人值得过上好日子。”

英姬的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你妹妹会喜欢这个手机的。”小赵拍拍她的手，“等以后朝鲜发展好了，你再来中国，我请你吃最贵的餐馆！”

回程的列车上，英姬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高铁、超市、堵车的街道、餐馆的橱窗、孩子们的笑脸、那碗阳春面。

她想起系主任的话：“你代表的是朝鲜新一代的形象。”现在她明白了，她代表的不仅是形象，更是一种可能性——看到差距的可能性，向往美好的可能性，以及有一天也能让妹妹自由走进任何餐馆的可能性。

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英姬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对岸是她熟悉的土地，灰蒙蒙的天空下，是等待她归去的家人、朋友和那个虽然不富裕但属于她的世界。

她握紧了口袋里的两部手机——一部是象征荣誉的阿里郎，一部是给妹妹的礼物。两部手机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价格，还有一段需要时间才能追赶的距离。

但至少现在，她知道了这段距离的存在。而知道，就是改变的开始。

车窗外，中国的灯火渐渐远去，朝鲜的夜色温柔包裹而来。英姬闭上眼睛，脑海中不再是餐馆里令人却步的价格标签，而是那个中国小女孩的声音：“姐姐，你笑起来一定很好看。”

她试着弯起嘴角。是的，要笑着回去，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化作前进的力量。因为最珍贵的不是橱窗里的丰盛，而是那份能让每个人自由走进任何餐馆的底气——而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她，朴英姬，会是这努力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