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杨登瀛》百度百科、《中共情报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1年初,南京城笼罩在镇反运动的严肃气氛中。随园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公安局的车子缓缓停下,几个穿制服的人走进一座老旧的院落。
屋里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袄。他看着来人,放下手中的茶杯,平静地站起身。
"杨登瀛,跟我们走一趟。"
邻居们纷纷探头张望,窃窃私语。这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鲍老先生,谁能想到他的档案里竟然清清楚楚写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中统局骨干,在敌特机关任职长达十余年。
审讯室的灯光昏暗,桌上摆着厚厚的卷宗。那些发黄的档案记录着他在国民党机关的一切,每一页都写满了"罪证"。
【1】从留学生到革命者
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户殷实人家。
香山县就是今天的中山市,那里出过不少名人。鲍家虽然不算大富大贵,可在当地也算得上体面人家。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在巨变之中。父母见识过外面的世界,知道读书的重要。鲍君甫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去日本留学。
那个年代,留学日本是很多有志青年的选择,孙中山、鲁迅、蔡元培这些人都曾在日本学习过。
1910年代,鲍君甫在东京读完了高等商专,又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早稻田大学是日本的名校,培养了无数人才。
在那里,鲍君甫不光学到了知识,还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圈子里,革命、共和、民主这些词语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
在日本的几年时间里,鲍君甫的日语说得越来越流利,到后来几乎和母语一样。
他在日本商行工作过一段时间,结识了不少日本商人和上层人物。这些经历和人脉关系,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了很大作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鲍君甫回到了上海。那时候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被称为"东方巴黎"。
租界林立,高楼耸立,霓虹闪烁,各国势力在这里交汇。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在上海滩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华界和租界犬牙交错,各种帮派势力盘根错节。
鲍君甫凭借在日本积累的经验,很快在上海找到了立足之地。他和几家日本通讯社建立了联系,也认识了不少日本商人。
更重要的是,他很快摸清了上海租界的门路,和工部局、巡捕房的人都混得很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从北京开始,很快席卷全国。上海的学生走上街头,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鲍君甫也投身其中,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在觉醒,年轻人都在寻找救国的道路。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
那一年,31岁的鲍君甫加入了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他改名杨登瀛,开始在上海的国民党组织中活动。
那时候他住在上海大学附近的江湾路。上海大学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于右任,教务长是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这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都在那里任教。
鲍君甫经常能见到这些人,听他们讲课,和他们交流。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游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十人。
这场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人民的愤怒。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整个上海陷入了反帝斗争的热潮。鲍君甫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参加各种活动,组织募捐,宣传抗议。
运动期间,他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进步书刊。在那里,他认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是广东人,在上海青帮中地位很高,势力很大。
两人都是广东老乡,又都参与五卅运动,很快就熟络起来。这个关系,后来改变了鲍君甫的一生。
1926年春天,鲍君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养山。陈养山在上海大学读书,说是想跟鲍君甫学日语。鲍君甫答应下来,两人就成了师生。
陈养山是个很有心的人,经常带些进步刊物来。《中国青年》《语丝》《向导》这些杂志,让鲍君甫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
陈养山那时候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
他住在四川路虬江路口的鸿庆坊,鲍君甫有时候帮他去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寄来的刊物,还帮他在公共租界找安全的收信地点。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又认识了敖景象、沈雁冰、陈望道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当时的文化界名人。虽然那时候鲍君甫还是国民党员,可他对共产党并不排斥,甚至很有好感。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4月12日凌晨,上海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蒋介石发动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那天早上,街头巷尾都是士兵和武装特务。他们冲进工会,冲进学校,冲进居民区,见人就抓。很多人甚至来不及逃跑,就被当场枪杀。
短短几天时间,上海街头血流成河,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枪口下。
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租界里到处都是抓捕的消息,每天都有人被杀。鲍君甫眼睁睁看着那些曾经一起参加五卅运动的朋友,一个个被抓走,再也没有回来。
鲍君甫自己也没能幸免。他因为平时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有过批评,被人告发了。很快,国民党的人就找上门来,把他抓进了监狱。
关在监狱里的日子,每天都能听到枪声。一批批人被拉出去枪毙,鲍君甫也以为自己活不成了。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关键时刻,旧友张道藩出面保释。张道藩那时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关系密切。
他出面担保,说鲍君甫不是共产党,只是言语上有些过激。这样,鲍君甫才从死囚牢里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鲍君甫,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彻底失望了。他本来是怀着救国理想加入国民党的,可现在看到的却是屠杀和背叛。那些曾经一起为革命奋斗的人,现在成了刽子手手下的亡魂。
【2】打入敌人心脏
1928年春天,上海的街头已经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可在这平静之下,各方势力的较量从未停止。
一天深夜,有人轻轻敲响了鲍君甫家的门。鲍君甫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陈养山。只见他风尘仆仆,衣服上还沾着泥土,满脸疲惫。
原来陈养山在浙江参加农民暴动,可暴动失败了,他只能逃回上海。现在到处都在搜捕共产党人,他无处藏身,只好来找鲍君甫。
鲍君甫二话不说就把他接了进来,安排在家里住下。他清楚现在窝藏共产党人的风险,可朋友有难,他不能不管。
陈养山在鲍君甫家住了一段时间。两人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有天晚上,陈养山提到了一个想法。
他说鲍君甫现在在国民党里做事,可心里向着共产党,这种处境其实可以变成优势。
陈养山说,现在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遭受重创,急需获取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鲍君甫如果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暗中为共产党提供情报,作用会非常大。
这个建议让鲍君甫想了很久。他知道这条路一旦走上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稍有不慎,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可想到那些死在屠刀下的无辜百姓,想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朋友,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央特科。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情报保卫机关,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和行动等工作。
中央特科分为四个科,第一科负责总务和会计,第二科负责情报,第三科负责行动,第四科负责交通。陈赓担任第二科科长,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陈养山把鲍君甫的情况报告给了组织。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
周恩来认为,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的关系非常重要,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完全确定,可对于打入敌人内部确实有很大价值。权衡利弊之后,周恩来决定发展鲍君甫为情报人员。
1928年5月,陈赓在上海见了鲍君甫。两人约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找了个角落坐下。
陈赓说明了来意,组织希望鲍君甫能够继续留在国民党调查科,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为党组织提供敌人的情报。
鲍君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要做好这件事,每个月需要四百元的活动经费。
国民党内部的官员们经常应酬,要想搞好关系,必须有资金支撑。他还需要一辆汽车,方便出入国民党在上海的各个重要机构。
陈赓表示这些要求都可以满足。组织会派连德生做鲍君甫的保镖,还会派一个化名安娥的女党员张红惠做他的秘书。
这两个人表面上是鲍君甫的手下,实际上是地下党的联络员,负责和他保持单线联系。
更重要的是,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站稳脚跟,陈赓会提供一些过期的党内文件和无关紧要的情报给他,让他拿去"破获"。这样他就能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功劳,获得更多信任。
那时候,国民党的权贵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张道藩正在筹建特务组织。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他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专门负责调查和清除共产党。
调查科在南京设立总部,又在上海、武汉、开封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调查科主管情报的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正在上海招兵买马,筹建侦察机构。杨剑虹是上海青帮的重要人物,势力很大。他和鲍君甫本来就是老乡兼好友,现在需要人手,自然想到了鲍君甫。
杨剑虹把鲍君甫推荐给了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和继任者张道藩。陈立夫见鲍君甫精通日语,在上海人脉广,和租界的人也熟,觉得是个人才。很快,鲍君甫就进入了调查科,成为杨剑虹的副手。
鲍君甫在调查科的工作主要是搜集情报,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他跟着杨剑虹去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租界巡捕房这些地方,慢慢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
上海的警探机关都把鲍君甫当成"中央派来的人",给他很多方便。
调查科特派员办公室可以动用市公安局特务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鲍君甫也能调动这些力量。只要有钱,这些机关都很"听话",还经常主动提供情报。
1929年7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的矛盾,在家中自杀身亡。这个消息传来,整个上海滩都震动了。杨剑虹在青帮中地位很高,他的死牵扯到很多人和势力。
杨剑虹的死,对鲍君甫来说既是打击也是机会。杨剑虹是他的上司,也是他的朋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可从另一方面说,杨剑虹的位置空出来了,也给鲍君甫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果然,不久之后,中统局长徐恩曾任命鲍君甫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接替杨剑虹的位置。这个任命大大提高了鲍君甫的地位。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深得陈立夫信任。他对鲍君甫也很器重,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都告诉了他。
那是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是调查科的核心机关所在地。徐恩曾还送给鲍君甫两部曾国藩的《家书》,表示对他的赏识。
徐恩曾每次到上海,都要到鲍君甫家里探望。他给鲍君甫发函电指示工作,却从不检查他的工作,完全是放手让他做。
有一次徐恩曾对鲍君甫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鲍君甫放手去做,钱不是问题。
1930年初,陈立夫亲自到上海,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鲍君甫。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有了这份委任状,鲍君甫的权力更大了,蒋介石交办给调查科的重要案件,也会由他独自负责处理。
法租界巡捕房也看中了鲍君甫的能力和人脉,任命他为顾问兼探长。鲍君甫经常戴着英国礼帽,穿着黑呢绒大衣,腰间别着手枪,陪着兰普逊探长这些外籍巡捕头子乘车外出办案。
在外人看来,他就是个威风八面的大特务,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人物。
调查科的主任几经更换,先后有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担任,可他们对鲍君甫都很信任。
张道藩和鲍君甫的关系更是特殊。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个政敌,他曾请鲍君甫帮忙除掉此人。
鲍君甫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手段,帮张道藩解决了这个麻烦,让张在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来还爬上了副部长的位子。为此,张道藩对鲍君甫感激不尽,把他当成知己。
陈立夫、张道藩每次到上海,鲍君甫都要尽心招待。今天"一品香"茶楼,明天"大都会"饭店,后天又是舞厅酒吧,声色犬马,应有尽有。
这些应酬花费巨大,可有中央特科每个月提供的四百元活动经费,加上他从国民党那边领的薪水,倒也足够支撑这种生活。
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的张国栋,和鲍君甫共事了四年。他后来回忆说,鲍君甫每次来南京,徐恩曾都要派采访股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到高档大饭店宴请。
那些饭店都是南京最好的,一顿饭下来花费不菲。可见徐恩曾对鲍君甫有多重视。
就这样,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越来越高,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他表面上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实际上却是共产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3】刀尖上的舞蹈
有了双重身份,鲍君甫开始为党组织做更多的事。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助中共其他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
1928年,钱壮飞通过鲍君甫的介绍和安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国民党无线电训练班。
钱壮飞本来是个医生,可他聪明伶俐,学东西很快。在无线电训练班里,他表现突出,很快就获得了徐恩曾的赏识。
毕业后,钱壮飞被安排在徐恩曾身边工作,逐渐成为他最信任的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是个关键位置,可以接触到很多重要文件和情报。钱壮飞利用这个便利,窃取了国民党的高级密码本,截获了无数重要情报。
在鲍君甫的帮助下,李克农也进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深得徐恩曾重用,被委任为电务股股长。
他和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了一个情报小组,李克农是组长,负责指导工作并与中央特科直接联系。
胡底在1930年被国民党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胡底利用通讯社社长的身份,为中共探取了大量情报。
钱壮飞在南京,李克农在上海,胡底在天津,三个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每有重要情报,他们就层层传递,最终送到中央特科手里。
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可很少有人知道,是鲍君甫为他们打开了进入敌特机关的大门。
另一个叫宋再生的地下党员,也是经鲍君甫介绍,担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还有一些其他的地下党员,通过鲍君甫的关系,打入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各个机构。这些人就像一根根钉子,钉进了国民党的心脏,为党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
鲍君甫自己也在不断提供重要情报,多次让党组织避免了重大损失。1928年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印刷厂暴露了。
这份刊物是党中央的重要宣传阵地,印刷厂的地址一直高度保密。可不知怎么,国民党方面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印刷厂的位置。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鲍君甫查办此案,务必一网打尽。鲍君甫拿到命令,表面上答应得很爽快,说一定办好。
可他转身就通知了当时还没有叛变的顾顺章,让编辑部和印刷厂的人员及时转移。等国民党的人马赶到,早已人去楼空。
1928年秋天的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接到了一份密报。
密报是叛徒戴冰石提供的,说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在平凉路某处活动,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警备司令部如获至宝,立刻组织人马准备抓捕。
鲍君甫那天正好在警备司令部办事,接到命令后跟着去了现场。他们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大批巡捕包围了目标地点。地下党员猝不及防,7个人当场被捕。
鲍君甫眼睁睁看着这7个同志被抓走,心里像刀割一样。可当时那种情况,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回去后,他立刻把戴冰石告密的事情报告给陈赓,还设法查出了戴冰石的住处和行踪。
过了几天,戴冰石主动找上门来。原来之前巡捕房抓了一批人,鲍君甫以各种理由把其中的工会人员都放了,只剩下戴冰石的小姨子还关在监房里。
戴冰石的老婆闹着要救妹妹,戴冰石就想通过鲍君甫这条线搭上关系。
戴冰石来找鲍君甫,说自己手里还有共产党的情报,想卖个好价钱。他还说自己在湖北老家有关系,可以帮忙搞到更多情报。鲍君甫表面上很热情,说这个好办,大家可以长期合作。
鲍君甫带戴冰石去虹口区一家日本裁缝店做西装。他说你要做大事,形象很重要,先做套好西装。
在裁缝店量尺寸的时候,中央特科的人早已在附近盯梢,把戴冰石的长相、身高、特征都记得清清楚楚。
三天后,西装做好了。鲍君甫亲自把西装送到戴冰石住的旅社。戴冰石和他老婆很警觉,透过窗户看到了在附近埋伏的地下党员。
戴冰石夫妇想逃走,可已经来不及了。枪声响起,戴冰石当场毙命。中央特科的红队迅速撤离,等工部局的人赶到,戴冰石已经被送到望平街天主教堂医院,最终不治身亡。
1929年初,又有个叫陈慰年的叛徒,想出卖党内机密文件。有个姓王的掮客来找鲍君甫,说陈慰年手里有一批中共的秘密文件,有情报价值,问鲍君甫要不要。
鲍君甫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用两根小黄鱼稳住他们,说要看看货色再定价。他暗中通知了中央特科,商量好了对策。
几天后,鲍君甫约陈慰年和王某在"一品香"茶楼见面。茶楼是上海很有名的地方,来往的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
席间,鲍君甫假装讨价还价,说这些文件有些过时了,不值那么多钱。陈慰年着急出手,最后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了。
鲍君甫表面上买下了文件,还约定以后继续合作,有新的情报优先卖给他。陈慰年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棵摇钱树。
可他不知道,等他回家的时候,中央特科的人早已盯上了他。陈慰年的住处、行踪、习惯,都被摸得一清二楚。不久之后,这个叛徒被清除了。
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被巡捕房逮捕。任弼时那时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他被捕的消息传来,中央特科非常着急。
鲍君甫得知消息后,立刻采取行动。他向巡捕房说任弼时是他手下的人,这次抓捕属于误会,是自己人。
巡捕房看在鲍君甫的面子上,又查不出任弼时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放了。任弼时安全脱险,这才躲过一劫。
1930年春天,中共军事干部史书元叛变,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告密。史书元掌握一些党组织的情况,他的告密可能会给地下党带来很大损失。
鲍君甫在市党部得知这个消息,立刻通知陈赓。陈赓迅速采取措施,转移了相关人员,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史书元很快被中央特科的红队清除。
1930年4月,一个叫黄第洪的人从苏联回国。黄第洪原本是共产党员,还去苏联学习过。可回国后,他动摇了,想投靠国民党。
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函,表示愿意归顺,还说自己掌握着周恩来的行踪,可以引周恩来出来。这封信如果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收到信后非常重视,把密函批给陈立夫、徐恩曾,让他们尽快办理。陈立夫、徐恩曾商议后,决定交给鲍君甫具体负责。他们觉得鲍君甫在上海根基深,办事能力强,这种大案交给他最合适。
鲍君甫拿到密函,看完内容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晚就通过秘密渠道把消息传给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及时得知黄第洪叛变的消息,立刻采取防范措施,改变了联络方式和地点。黄第洪的计划落空,最终被中央特科清除。
1930年秋天,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在街上被国民党特务认出来,当场被捕。这个人意志不坚定,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一些情况。
淞沪警备司令部得知这个人有价值,通知鲍君甫前去会晤,看看能问出什么重要情报。鲍君甫接到通知,立刻报告陈赓。陈赓派刘鼎假扮专家,以鲍君甫邀请的身份一起去见这个叛徒。
见面的时候,刘鼎带着相机,说是要拍照存档。趁着拍照的机会,刘鼎把这个叛徒的长相特征都记录下来。
回去后,中央特科根据这些信息确认了此人的身份。不久之后,这个叛徒在街上遭遇"意外",当场毙命。
1931年初,关向应在上海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关向应那时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上还带着一些秘密文件。巡捕房搜出了这些文件,可巡捕都是外国人,看不懂中文。
鲍君甫得知消息,主动提出帮忙。他对巡捕房说,这些文件需要专家鉴定,看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文件。巡捕房同意了,让鲍君甫找专家来鉴定。
鲍君甫请来刘鼎,介绍说这是研究共产党的专家。刘鼎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拿起那些文件,假装仔细研究,其实是在挑出其中最重要的秘密文件。
鉴定的过程中,刘鼎趁人不备,把几份最重要的文件藏起来,用事先准备好的普通文件替换掉。
鉴定完毕,他对巡捕房说,这些文件大部分是普通的宣传品,没什么重要内容。巡捕房信以为真,也就没太重视。
几个月后,鲍君甫又请律师出面,说关向应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个跑腿的。经过一番运作,关向应被保释了出来。
在这三年时间里,鲍君甫提供的情报,使白鑫、顾冰石、何家兴、史书元、戴冰石、陈慰年等近百个叛徒被及时清除。
他营救的地下党干部,包括任弼时、关向应等十几位重要人物。他提前通报的抓捕行动,让无数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免遭毒手。
1930年夏天,鲍君甫一个人悄悄来到南京。这次来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安排自己的后事。
他在上海的名气太大了,几乎无人不知杨登瀛这个名字。作为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青帮有仇家,租界有对头,国民党内部也有看他不顺眼的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走的这条路太危险,随时可能出事。
鲍君甫托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朋友路友廉,租下了大树根的一幢洋楼。这幢房子不大,可地段不错,环境也安静。他想着万一自己出事,至少家人有个住的地方。
他又在南京金城银行存了一笔钱,钱不多,可够家人过一段时间了。他甚至还去中央门外的广义山庄,那是广东人在南京的公墓,预购了一块墓地。
安排完这些,鲍君甫去看望了陈立夫和徐恩曾。他带了两份很贵重的礼物,都是陈立夫和徐恩曾喜欢的东西。两个上司见了很高兴,对他依然信任有加。鲍君甫这才放下心来,返回上海继续工作。
可他不知道,最危险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931年4月24日,武汉传来一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地下党组织中炸开。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领导地下工作多年,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
他知道中央特科的组织结构,知道很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知道秘密机关的地址。他的叛变,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防止内部的卧底得知消息,顾顺章特意叮嘱,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
可就是这个细节,让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察觉到了异常。他发现武汉连发六封紧急电报到南京,这很不寻常。
钱壮飞用之前窃取的高级密码本破译了电文,看到内容后大惊失色。他立刻向中央发出警报,地下党组织连夜转移,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可顾顺章的叛变,还是暴露了很多人的身份,其中就包括鲍君甫。
顾顺章供出鲍君甫就是共产党的间谍,一直在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几天后,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鲍君甫的住处,把他抓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