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包惠僧回忆录》、《中共一大代表传》、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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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北京，中南海。
周恩来手捧一封从澳门辗转发来的电报，快步走进伟人的书房。
"这封电报，您得看看。"
伟人放下手中的文件，接过电报。电文不长，用词恳切，带着几分试探，也带着几分忐忑。他的目光最终落在落款处——"弟 包惠僧 叩"。
这五个字，让伟人沉默了。
包惠僧，这个名字承载着太多的记忆。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十三位代表齐聚一堂，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包惠僧正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他受陈独秀委派，作为代表出席了那次具有开创意义的会议。
那一年，包惠僧27岁，伟人28岁。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会议间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后多年，他们书信往来，互相勉励，共同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
可谁能想到，这位建党元老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选择脱党，此后更投入国民党阵营，在蒋介石的政府里任职长达二十二年。
如今，新中国成立了。那个曾经的建党元老从澳门发来电报，字里行间流露出想要回归的心意。
伟人放下电报，点燃一支烟，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北京城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千里之外的澳门，那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正惴惴不安地守在收音机旁，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许久之后，伟人终于开口，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决定了包惠僧此后三十年的人生走向......
【一】从黄冈走出的热血青年
1894年，包惠僧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黄冈地处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
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日后更成为著名的革命老区。
包惠僧就是从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的第一批革命者之一。
包惠僧自幼聪颖好学，在艰难的家境中刻苦读书。1917年，他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武昌一所学校任教。
教书的日子平淡无奇。每天面对着讲台下一双双懵懂的眼睛，包惠僧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环伺，国家积贫积弱。
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包惠僧不甘心就这样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一生。
半年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去教职，投身新闻界。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包惠僧的人生轨迹。
他先后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社担任记者。
记者的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民间疾苦，也让他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北洋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不断蚕食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任何希望。
作为一名记者，包惠僧走遍了湖北的城镇乡村，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
他采访过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记录过军阀混战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也见识过洋人在租界里的趾高气扬。
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9年，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消息传到武汉，包惠僧热血沸腾，立即投身其中，参加游行示威，撰写文章声援北京学生。
这一年，包惠僧25岁。五四运动在他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同年，包惠僧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
在这所当时中国最高学府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新思想。
他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
在这里，包惠僧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学说。他参加了各种讨论会、读书会，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0年初，包惠僧以记者身份前往北京、天津采访学生运动。在天津，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领导学生运动的周恩来。
彼时的周恩来年仅22岁，却已经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他英俊儒雅，思维敏捷，言谈之间透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睿智。
包惠僧与他一见如故，两人就国家大事、革命前途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这次会面，在包惠僧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此后的岁月里，他与周恩来的命运会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1920年2月，包惠僧返回武汉。恰在此时，陈独秀应邀到武汉文华大学讲学。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在当时的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包惠僧早就仰慕他的大名，听说他来武汉，立即前去拜访。
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
陈独秀向包惠僧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
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包惠僧，让这个热血青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从那以后，包惠僧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随后，他们开始指导和帮助其他地区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陈独秀想到了武汉。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人阶级力量雄厚，革命条件得天独厚。他委托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刘伯垂前往武汉，发展党的组织。
刘伯垂到武汉后，很快找到了包惠僧。两人早在之前就有交往，志同道合，一拍即合。
1920年8月，在刘伯垂的主持下，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聚集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的寓所，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也是湖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小组成立后，推举包惠僧担任书记。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包惠僧与同志们商定了小组的工作计划：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二是深入工厂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三是创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四是发展组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此后的日子里，包惠僧和同志们废寝忘食地工作。
他们深入武汉各工厂，与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诉求；他们创办《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他们举办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提高他们的觉悟。
那时候的武汉，是一座充满矛盾和活力的城市。
长江和汉水在这里交汇，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
汉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林立，洋行遍布；武昌是湖北的政治中心，军阀势力盘根错节；汉阳则是工业重镇，汉阳铁厂等大型企业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
包惠僧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工人运动上。
他经常深入到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企业，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先生"。
包惠僧还利用自己的写作特长，撰写了大量宣传文章，在《群报》等刊物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文章文笔犀利，观点鲜明，深受读者欢迎。
1921年春节前夕，包惠僧来到上海，与李汉俊、杨明斋等人一起工作。
上海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在这里活动。包惠僧在上海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形势的认识。
5月1日，上海小组在天后宫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劳动节。
不料集会被法租界巡捕发现，进行了搜查。包惠僧受李汉俊指示，连夜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情况。
到广州后，陈独秀将包惠僧留下，让他帮助广州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开展工作。
包惠僧欣然接受，在广州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他不知道的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
【三】南湖红船上的历史时刻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
他们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商议，认为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经过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大会的时间定在7月下旬，地点选在上海。各地小组接到通知后，纷纷选派代表赴会。
此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出席。他思来想去，决定委托包惠僧代为参加。
陈独秀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包惠僧："惠僧，这次会议关系重大，我因公务缠身不能亲往，特委托你代我出席。会上的一切情况，你如实汇报，相机处理。"
包惠僧深感责任重大。他郑重收下书信，与陈公博一道，启程前往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客厅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他们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13位代表中，有来自湖南的伟人和何叔衡，有来自上海的李达和李汉俊，有来自北京的张国焘和刘仁静，有来自武汉的董必武和陈潭秋，有来自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有来自广州的陈公博和包惠僧，还有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周佛海。
在这次会议上，包惠僧第一次见到了来自湖南的代表——时年28岁的伟人。
伟人身材高大，面容清癯，目光炯炯有神。他来自湖南湘潭，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已经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两人年龄相仿，一见如故。会议间隙，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畅谈理想，分析革命的前途和道路。
包惠僧文笔出众，言辞犀利；伟人思维深邃，见解独到。两个年轻人惺惺相惜，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几天的上海，正值盛夏，酷热难当。代表们挤在狭小的客厅里开会，汗流浃背，却热情高涨。
他们讨论党的纲领，争论革命的策略，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会议进行到第六天，7月30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
当晚，代表们正在开会，忽然有一个陌生人闯入会场，东张西望，说是找人，随即又退了出去。
代表们警觉起来，判断此人可能是法租界的密探。李汉俊当机立断，宣布休会，让大家迅速撤离。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幸运的是，代表们已经安全转移。
会议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了。经过商议，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8月初的一天，代表们来到嘉兴。王会悟事先租好了一艘游船，代表们登船后，将船划到湖心，开始继续开会。
南湖烟波浩渺，湖面上游船点点。代表们的这艘船混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以游湖为掩护，在船舱里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多年以后，这艘普通的游船被人们称为"红船"，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和象征。
而包惠僧，作为这艘红船上的十三人之一，他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了党的史册上。
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受马林委派，返回广州动员陈独秀赴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任务完成后，他回到武汉，继续从事建党工作。
此后几年，包惠僧与伟人书信往来不断。1922年，伟人因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被迫离开长沙，避居武昌。包惠僧得知消息后，邀请他来自己家中同住。
那二十多天的朝夕相处，是包惠僧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两人彻夜长谈，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伟人关于农民问题的许多见解，给包惠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2年5月，党组织调包惠僧去北京工作。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以此作为掩护身份，同时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史称"二七大罢工"。
包惠僧参与了罢工的组织工作。然而，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52名工人惨遭杀害，3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入狱。
包惠僧也以"鼓动工潮罪"被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武汉。
回到武汉后，包惠僧接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继续领导当地的革命工作。
【四】从黄埔军校到白色恐怖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包惠僧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
他被安排在宣传部，担任党员训练班委员，同时在国立广东大学师范部和滇军干部学校兼任教职。
广州，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府，国共两党在这里携手合作，无数革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准备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奋斗。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这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军事学校，成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奉命率领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参加东征，军校政治部一时无人主持。
廖仲恺考虑再三，决定任命包惠僧暂代政治部主任一职。
于是，黄埔军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同一时期有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东征的是周恩来，后方留守的是包惠僧。
包惠僧在黄埔军校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他认真负责，处事公正，深得师生的尊重。他还兼任党军一师三团党代表，参加了两次东征。
这段经历，让他在国共两党中都积累了相当的资历和人脉。
东征期间，包惠僧随军转战东江各地，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他看到了北伐军的英勇善战，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烈拥护。这一切，都让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包惠僧随军北上，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党代表。
北伐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随后，包惠僧被任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
1927年1月，包惠僧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与师长夏斗寅搭档。
那是包惠僧革命生涯中最意气风发的时期。北伐节节胜利，武汉国民政府一时风光无两，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包惠僧意气风发，觉得胜利就在眼前，革命很快就要成功了。
然而，他没有想到，一场血雨腥风正在悄然酝酿。
1927年4月12日，上海，一个黑暗的日子。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夜之间，无数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
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相继遇害。
紧接着，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蔓延至全国各地。
5月，包惠僧所在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也宣布叛变。包惠僧猝不及防，一度被夏斗寅部扣押。
在那几天里，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幸运的是，他设法逃脱，辗转回到武汉。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共产党人的处境极为艰难。包惠僧目睹了太多战友被捕、被杀的惨剧，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怀疑和动摇。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于7月下旬赶赴南昌，准备接手江西省委军委的工作。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然而，包惠僧此时因病重高烧不退，无法随军行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他只能独自滞留。
在南昌停留一个多月后，包惠僧化装离开，辗转来到湖北老家。可湖北的白色恐怖同样严重，他无法久留，又前往上海躲避。
在上海，包惠僧见到了李达、施存统等人。这些曾经的战友，也在困境中选择了脱离党组织。他们的选择，对包惠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7年，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包惠僧对革命前途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组织上曾派人找他谈话，安排他参加工作，但他百般推诿，最终选择了脱党。
这一年，他33岁。
从1921年参加建党，到1927年脱党离去，包惠僧的革命生涯不过短短六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脱党后的包惠僧失去了职业革命家的工作，经济陷入困窘。为了谋生，他重操旧业，以"亦愚"等笔名撰写文章。
1930年，包惠僧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又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
1931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包惠僧投靠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在其幕下任参议。此后，他又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
然而，蒋介石始终对这位"前共产党员"心存戒备，从未真正信任和重用他。
何成濬曾对包惠僧说过一句话："你是没有通天的，在武汉我能保你安全，出去可就不一定了。"
所谓"没有通天"，是指他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谅解。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调包惠僧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但这些职务都是有名无实的闲职，包惠僧在国民党内始终是一个边缘人物。
1936年，包惠僧退出军界，转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他升任户政司司长。1947年，户政司扩编为人口局，包惠僧继续任局长。
在国民党的二十二年间，包惠僧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与昔日的共产党战友断绝了一切往来。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南湖红船上的同志们。可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1948年底，三大战役相继打响，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国统区一片混乱。大批国民党官员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有的选择起义投诚，有的准备逃往台湾。
包惠僧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官员，他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建党元老。起义投诚，他没有足够的本钱；逃往台湾，他又心有不甘。
思前想后，包惠僧决定既不去台湾，也不贸然回大陆。
他向国民政府申请遣散，带着家眷悄悄离开广州，栖身于澳门一处偏僻的小楼，静观时局变化。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同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那一天，包惠僧守在收音机旁，听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
他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随后，广播里传来一个个名字：伟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
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曾与他有过交集。二十八年前，他们曾一起坐在南湖的游船上，共同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二十八年后，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而他包惠僧，却只能蜷缩在澳门的出租屋里，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远远地听着这一切。
包惠僧百感交集。他为这一天的到来感到欣慰，却又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深感后悔。
如果当初坚持下来，今天他也应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是，世上没有如果。
如今，他该何去何从？台湾，他绝不想去——那是一条不归路。
北京，他又不敢去——他是个脱党者，有什么脸面见昔日的战友？留在澳门，他带出来的钱已所剩无几，坐吃山空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包惠僧想起了一个人——周恩来。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前往内政部拜访部长张厉生，恰好遇到了在内政部任职的包惠僧。
那次见面，周恩来态度平和，没有责备他当年脱党的事，只是说了一句："我们欢迎你回来。"
这句话，包惠僧记了很多年。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包惠僧终于下定决心。
他铺开信纸，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电报。
电报发出后，包惠僧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然而，当周恩来的回电送到他手中时，包惠僧看着那几行字，老泪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