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晨光总是带着几分神秘。当第一缕曦光掠过北壁的供养人像,一行漫漶的题记在光影中若隐若现:“敕封河西节度使张公义潮统军破吐蕃收凉国……”朱砂与松烟墨混合的字迹,在千年风沙的侵蚀下已有些斑驳,却依然透着一股穿透时空的凛冽。1899年那个燥热的午后,道士王圆箓的锄头意外敲开藏经洞的那一刻,成千上万卷脆黄的唐代文书喷涌而出,其中一卷《张义潮变文》,以说唱文学独有的激昂笔调,为我们定格了这样的场景:“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纸页边缘早已被岁月啃噬得参差不齐,墨色却依旧浓亮如漆。仿佛那个被尘封了六百年的名字,正顺着笔尖流淌的墨迹,拨开河西走廊的漫天黄沙,带着沙州城头的呐喊与铠甲上的霜雪,重新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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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彼时的敦煌早已不是盛唐“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繁华都会。吐蕃铁骑的铁蹄踏碎河西走廊的安宁后,这片土地已在异族统治下熬过了六十一个春秋。曾经的汉家子弟被迫脱下襦裙,换上吐蕃的裘衣毡帽;学堂里不再诵读《论语》《诗经》,取而代之的是晦涩难懂的吐蕃语;就连祭祀祖先的礼仪,都只能在深夜的密室中悄悄进行,生怕被吐蕃监军发现。长安的明月,长安的宫阙,长安的杨柳枝,都成了父辈口中遥远的传说,在一代代沙州人的记忆里慢慢褪色。
文化的窒息比肉体的压迫更令人绝望。吐蕃统治者推行“抑汉扬蕃”的政策,汉文典籍被肆意焚毁,华夏礼仪被强行禁止,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残酷镇压。有老吏回忆,曾见吐蕃士兵将汉文经书抛入火中,笑着说“此等无用之物,不如取暖”;有孩童因传唱大唐歌谣,被割去舌头;有儒生因私藏《左传》,被流放昆仑雪山。沙州,这座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枢纽,正一步步沦为华夏文明的“孤岛”。
就在这片暗无天日的绝境中,一个名叫张义潮的男人,做出了改变历史的抉择。
史书对张义潮的早年记载寥寥,仅留下“世为州将,家饶财货”的只言片语。作为沙州豪门子弟,张家在吐蕃统治下依然保有一定的特权,良田千顷,奴仆成群,张义潮本人更是被吐蕃当局授予“部落使”的官职,衣食无忧。如果选择顺从,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张使君”,在乱世中保全家族的荣华富贵。但如果选择反抗,等待他的将是吐蕃铁骑的疯狂报复,整个家族乃至沙州一城百姓,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张义潮的选择,藏在他少年时的经历里。据敦煌文书《张义潮别传》残卷记载,他自幼便“好读兵书,习练弓马”,更对吐蕃的残暴统治深恶痛绝。十岁那年,他亲眼目睹吐蕃士兵强抢汉家女子,其父亲出手阻拦却被活活打死。临终前,父亲攥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勿忘大唐,勿忘华夏……”这句话,如同烙印般刻在了张义潮的心底。成年后,他暗中结交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一边囤积粮草、打造兵器,一边秘密联络河西各地的汉人豪强与佛门高僧,等待着反击的时机。
他的底气,不仅来自家族的实力,更来自河西百姓心中从未熄灭的大唐情结。那些被僧侣们藏在佛窟夹墙中的汉文典籍,那些在暗夜里悄悄流传的《秦王破阵乐》曲谱,那些老人给孩童讲述的贞观、开元盛世,都在无声地证明:吐蕃可以占领土地,却永远无法征服人心。对大唐的认同,对华夏文明的归属感,如同地下暗河,在河西走廊的土地下汹涌流淌,等待着一个喷薄而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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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二年三月,春风掠过沙州城头,却依旧带着刺骨的寒意。吐蕃国内突然爆发内乱,赞普朗达玛被僧人刺杀,诸子争位,驻守河陇的吐蕃军队因抽调平叛而兵力空虚。这是六十年不遇的良机,张义潮知道,他不能再等了。
三月初十的夜晚,月黑风高。张义潮召集了三百名心腹勇士,在自家宅院的密室中歃血为盟。“今日举义,只为驱逐胡虏,光复河西,回归大唐!”他拔出腰间宝剑,剑锋划破掌心,鲜血滴入酒碗,“若有退缩者,犹如此碗!”话音未落,宝剑劈下,酒碗应声碎裂。三百勇士齐声高呼:“驱逐胡虏,回归大唐!”声震屋瓦,穿透夜幕。
子夜时分,起义的号角突然在沙州城内响起。张义潮身披铠甲,手持长枪,一马当先冲出宅院。三百勇士紧随其后,如猛虎下山般扑向吐蕃守军的营房。熟睡中的吐蕃士兵猝不及防,纷纷从梦中惊醒,来不及披甲执锐便被斩杀。巷战在沙州的街巷中激烈展开,汉家百姓听闻起义,纷纷手持锄头、扁担加入战斗。“杀胡虏!归大唐!”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
《张义潮变文》用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记录了这场战斗:“义潮一呼,万众响应,铁甲如流,戈矛如林。吐蕃守军,望风披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须臾辕门荡元凶,薄暮天地皆清肃。”经过一夜激战,沙州城内的吐蕃守军被彻底肃清。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亮沙州城头,张义潮亲手将一面残破的大唐旗帜插上城楼。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城楼下的百姓热泪盈眶,跪倒一片,高呼“大唐万胜”。
收复沙州,只是张义潮光复之路的第一步。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孤悬塞外的沙州,随时可能遭到吐蕃援军的反扑;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是否能收到他们的求救信号,还是一个未知数。
张义潮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他深知,仅凭沙州一城之力,难以长久支撑。于是,他迅速采取了两项关键举措:一方面,整军备武,加固城池,将沙州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另一方面,他决定派出使者,向长安禀报沙州光复的消息,请求朝廷出兵支援。
派出使者的决策,充满了悲壮与决绝。从沙州到长安,千里迢迢,途中不仅有茫茫戈壁、漫天黄沙,更有吐蕃军队的重重封锁。为了确保消息能够送达,张义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派出十队使者,携带完全相同的奏表,分十路出发,穿越不同的路线前往长安。
这十路使者,如同十支射向命运的箭矢。他们乔装打扮,或为商人,或为僧侣,或为牧民,带着张义潮的殷切期盼,踏上了凶险未卜的征途。茫茫戈壁滩上,他们要面对缺水少食的困境;草原深处,他们要躲避吐蕃骑兵的巡逻;雪山脚下,他们要抵御刺骨的严寒。九路使者,不是在戈壁中渴死、饿死,就是被吐蕃军队发现后残忍杀害。只有悟真和尚率领的一队,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与过人的智慧,躲过了吐蕃军队的层层搜捕,历经千辛万苦,在两年后终于抵达了长安。
当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悟真和尚将那份浸透了汗渍与血色的奏表呈递到唐宣宗面前时,整个朝堂都为之震动。唐宣宗展开奏表,看着上面“沙州光复,百姓归心,恳请朝廷速发援兵,共复河西”的字句,不禁慨然长叹:“关西出将,岂虚也哉!”他当即下旨,册封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并下令调集军队,准备支援河西。
朝廷的褒奖与援军还在路上,张义潮却没有坐等。他深知“兵贵神速”,决定以沙州为根基,主动出击,收复河西其他失地。大中三年,张义潮率军攻克瓜州(今甘肃安西);大中四年,他联合河西其他部落,连克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等九州。短短两年时间,除凉州外,陷没百年之久的河西故地,几乎全部光复。
张义潮的军事指挥艺术,堪称传奇。他并非一味强攻,而是充分利用河西走廊复杂的地形与吐蕃内乱后各部离心离德的政治态势,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每收复一州,他便立刻修缮城池,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推行大唐的典章制度,将新收复的土地迅速转化为稳固的后方。他还注重民族团结,对愿意归顺的吐蕃部落采取安抚政策,对顽抗到底的则坚决打击。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让他赢得了河西各族百姓的支持与拥戴。
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最后的堡垒——凉州。凉州是吐蕃经营多年的重镇,城池坚固,兵力雄厚,是连接河西与中原的咽喉要道。为了攻克凉州,张义潮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准备。他集结蕃汉精兵七千,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一年的深秋,张义潮亲率大军,向凉州发起了总攻。
这场战役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张义潮变文》中这样描绘:“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冒着吐蕃军队的箭雨,架起云梯攻城。张义潮身先士卒,手持长枪,第一个登上凉州城头,与吐蕃守将展开殊死搏斗。经过三个多月的血战,唐军终于攻克凉州,将吐蕃守军全部歼灭。
凉州的光复,标志着河西走廊的彻底打通。“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一个完整的河西走廊,在张义潮手中奇迹般地重生。消息传到长安,唐宣宗大喜过望,下旨册封张义潮为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统领河西十一州军政事务。
此时的张义潮,已成为河西走廊当之无愧的统治者。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割据一方的野心。咸通八年(867年),已届古稀之年的张义潮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离开他一手收复并经营了近二十年的河西,亲自前往长安为质。
这个决定,震惊了所有人。部下们纷纷劝阻:“将军功高盖世,河西百姓离不得您。您若入长安,恐遭朝廷猜忌。”张义潮却摇了摇头,平静地说:“我起兵反蕃,只为回归大唐,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如今河西已定,我入长安,一来可表对朝廷的忠诚,二来可换得朝廷对河西的长久庇护。”他知道,归义军是一个特殊的政权,只有获得朝廷的绝对信任,才能在乱世中得以存续。
这一年的深秋,张义潮带着家人与亲信,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途。河西百姓夹道相送,哭声震天。他们舍不得这位拯救了他们的英雄,更担心他此去长安的安危。张义潮勒住马头,回望这片他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土地,眼中满是不舍与牵挂。最终,他挥了挥手,毅然转身,向着长安的方向驶去。
抵达长安后,唐懿宗对张义潮礼遇有加,授予他右神武统军、司徒等崇高爵位,赐田宅,赏珍宝。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朝廷的安抚之策。张义潮名为功臣,实为质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他魂牵梦萦的河西。
咸通十三年(872年),七十四岁的张义潮在长安病逝。这位一生为光复河西、守护华夏文明而奋斗的英雄,最终客死他乡。他或许不会想到,在他身后,归义军政权陷入了长期的内斗,加上外部回鹘、党项等势力的侵扰,他辛苦收复的河西故土,最终又一步步被蚕食。
有人说,张义潮的毕生奋斗,终究是一场徒劳。但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们走进敦煌莫高窟,看到那些归义军时期开凿的洞窟,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汉文典籍,看到那些融合了中原与西域风格的壁画与雕塑,我们便会找到答案。张义潮的意义,不在于疆土的永固,而在于文明的存续。
在唐末五代那个天下崩裂、文化黯淡的时代,正是因为张义潮的坚守与收复,河西走廊才奇迹般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火种。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敦煌迎来了又一个文化繁荣的高峰。僧侣们大规模抄经存典,学者们著书立说,工匠们开凿洞窟、绘制壁画,汉家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佛教艺术,在这里得以延续、交融与发展。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敦煌文书与艺术珍品,都得益于归义军政权下相对稳定、崇文重教的社会环境。
张义潮就像一位在历史长夜中固执守护孤灯的守夜人。那盏灯,是华夏文明的火种,或许微弱,却从未熄灭。他守护的,不仅是大唐的一缕残魂,更是华夏文明向西域眺望的眼睛与沟通的桥梁。直到两百多年后,北宋的使臣再度踏足河西,他们依然能在这里找到熟悉的衣冠礼仪与典籍教化。这根文明的血脉,未曾彻底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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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的《张义潮变文》最后唱道:“千古名传海内外,岁寒松柏显忠坚。”如今,当我们在敦煌壁画前驻足,在泛黄的文书中流连,仿佛还能看到那位身披铠甲、策马奔腾的将军。他的身影,早已与河西走廊的风沙融为一体,与敦煌的壁画文书一起,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河西走廊的风,呜咽了千年。它吹散了王朝的兴衰,吹散了战场的硝烟,却永远吹不散英雄的传说。张义潮用一生告诉我们:有些坚守,足以超越一朝一代的兴亡;有些魂魄,能在最深的黑夜里,燃起照亮后世的光。
文明不灭,英雄便永存。这,便是历史给出的最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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