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把进城名额让给女同学,20年后,她身居高位指名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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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国柱!快!把你手里那猪食瓢给扔了!别喂了!”

洼子村现任村支书王大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脸的肥肉都在乱颤,一脚踹开了那个破烂的木栅栏门,带起一阵腐朽的灰尘。

李国柱正弯着腰,往满是馊味的猪槽里倒泔水。他直起那早已被重担压弯的腰,木讷地看了一眼王大拿:“大拿,咋了?猪还没吃饱呢。”

“吃个屁!天都要塌了!”王大拿一把扯住李国柱那件沾满猪粪和泥点的破汗衫,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少见的惊恐和讨好,“省里来的车队进村了!那个女领导……她点名要见你!警察都在外头站岗呢!”

李国柱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铁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泔水溅了他一裤腿。



一九九七年的秋老虎还在发威,洼子村的黄土路上热浪滚滚。

那一排挂着省城“000”牌照的黑色奥迪车队,像是一群来自外太空的钢铁怪兽,硬生生挤进了这个几百年都没变过样的穷乡僻壤。车轮碾过坑洼不平的路面,底盘刮蹭的声音听得人心惊肉跳,卷起的黄土把路边的野草都盖了一层灰。

李国柱被王大拿硬拽着往大队部走。

他想回家换件衣裳,王大拿却死活不让,说领导的时间比金子还贵,只给十分钟,晚了全村都得吃挂落。李国柱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鞋帮子上还沾着早晨踩的鸡屎,又看了看远处那些站在车边、穿着白衬衫黑西裤、戴着墨镜一脸严肃的人,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二十年了。

哪怕是在最荒唐的梦里,他也没想过会是这么个见面法。

路两边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张家嫂子、李家二大爷,还有那一群光屁股的小孩,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指指点点,嗡嗡声像是一群苍蝇。

“看,那就是国柱!当年为了那个女知青,把自己前程都毁了。”“毁了又咋样?人家现在是京城里的大官,能记得他?”“我看悬。刚才那女领导下车的时候,我离得近,看得真真的。那脸色冷的,跟腊月里的冰刀子似的。那眼神往村里一扫,我腿肚子都转筋。这哪是来探亲的,分明是来找麻烦的。”“该不会是国柱当年做了啥亏心事吧?”

这些细碎的闲话,像针一样往李国柱的耳朵里钻。他低下头,缩了缩脖子,像是想把自己藏进这件破汗衫里,藏进地缝里。

时间像是被人猛地往回拨弄,指针飞快地旋转,倒回了那个要把人骨头冻裂的一九七七年。

那也是个秋天,但比现在冷得多。

那时候洼子村还叫红旗大队。李国柱也不是现在这个唯唯诺诺、满脸皱纹的喂猪老汉。那时候他是大队里最精神的小伙子,两条眉毛浓得像墨染的,胳膊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是村里唯一能把那台老掉牙的“东方红”拖拉机开得飞起的人。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一响,冒着黑烟冲上坡,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要停下手里的活儿,多看两眼。

那时候的吴文娟,是知青点里最不受待见的一个。

她成分不好,据说家里以前在上海开大工厂,是资本家的大小姐。大队里分派农活,最脏最累的总是归她。

那时候大队修水库,男劳力挑土,女劳力碎石。大冬天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别人都在背风的地方干活,老支书偏偏把吴文娟分到风口上。她穿着单薄的棉袄,那是她从城里带来的,补丁摞补丁,里的棉花都板结了,根本不顶暖。

李国柱开着拖拉机拉石头路过,看见吴文娟蹲在地上,脸冻得发青,手肿得像红萝卜,全是冻疮裂口,血丝渗出来,又被风吹干,结成了黑红的痂。

李国柱看不得这个。

他的心像是被人揪了一把。他故意把拖拉机停在路边,掀开引擎盖假装修车,嘴里骂骂咧咧说是水箱开锅了。趁着别人不注意,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捂了一上午、热乎乎的烤红薯,像做贼一样塞到吴文娟的篮子里。

“趁热吃,别让人看见。”他压低了声音,脸红到了脖子根,根本不敢看吴文娟的眼睛。

吴文娟不敢说话,甚至不敢抬头。她只是捧着那个红薯,感受着那一点点传来的温度,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砸在冻硬的土地上。

在那个所有人都能上来踩她一脚、以此来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的年月,李国柱是唯一一个把她当人看的人。



那个冬天特别漫长。

知青点里冷锅冷灶。吴文娟因为没干完定额,被扣了工分,分到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她经常饿得头晕眼花,走路都打晃。

李国柱就想方设法地接济她。

有时候是一把炒熟的黄豆,有时候是半袋玉米面,有时候是他在山上下的套子套住的一只野兔子。

有一天晚上,月亮很亮,照得雪地一片惨白。

吴文娟在河边洗衣服。那时候也没有手套,手泡在冰水里,疼得钻心。

李国柱悄悄摸过来,把自己那一双也是补丁摞补丁的羊皮手套扔在石头上。

“戴上。”他只说了这两个字。

“那你呢?”吴文娟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那是她第一次敢直视李国柱。

“我皮厚,抗冻。”李国柱憨憨地笑,露出一口白牙,“你是城里来的,手是要拿笔杆子的,不能废在这河水里。”

那句话,吴文娟记了一辈子。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年十月。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来了,但还没说到恢复高考的事。县里来了一个通知,说是省里的工农兵大学有一个推荐名额。这是最后一次推荐了,不用考试,只要大队推荐、公社审批、县里通过,就能去省城上大学,端铁饭碗,彻底跳出这个穷山沟。

这个名额,比金子还金贵。全村人的眼睛都红了,像是一群饿狼盯着一块肉。

李国柱家里根正苗红。他爹是老民兵连长,那是真正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人,在公社里说话硬气,跟负责招生的张干事那是过命的交情。

家里为了这个名额,那是下了血本的。李国柱他娘把压箱底的银手镯都卖了,换了烟酒,上下都打点通了。大家都说,这名额铁定是李国柱的。连李国柱自己也觉得,这或许就是他的命,去城里,穿制服,当干部。

可就在公示前三天的晚上,李国柱去大队部还拖拉机钥匙。

路过支书办公室的时候,他听见了里面的动静。

“文娟啊,这个名额的事儿,也不是不能商量。”说话的是当时的老支书王德发,也就是王大拿他那个死鬼老爹。

王德发那时候五十多岁,一脸横肉,满嘴黄牙,看女知青的眼神总是带着钩子。

“你成分是不好,这大家都知道。但只要你表现好,大队里也是可以破格推荐的嘛。”王德发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令人作呕的猥琐,“今晚别回知青点了,就在这儿,给我写个思想汇报……深刻一点……”

接着就是一阵撕扯声,还有吴文娟带着哭腔的尖叫:“支书,你放开我!我要回去了!请你自重!”

“给脸不要脸!”王德发拍了桌子,“啪”的一声巨响,“你个资本家的臭小姐!信不信我让你一辈子烂在这山沟沟里!哪怕那个李国柱不去,名额我给我侄子,也轮不到你!”

李国柱站在窗户根底下,拳头攥得咯吱吱响,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他想冲进去,想一脚踹开门,把王德发那个老东西按在地上锤死。他浑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

但他忍住了。

他知道,如果现在冲进去打了支书,吴文娟的名声就全毁了。在这个吐沫星子能淹死人的地方,一个女知青半夜在大队部和支书拉拉扯扯,再加上他这个小伙子,那谣言能编出花儿来。到时候,吴文娟别说上大学,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他转身跑回了家。那天晚上,李国柱一宿没睡,那是他这辈子最长的一个夜。

他看着窗外的风雪,想了很多。他想到了吴文娟那双流血的手,想到了她在煤油灯下看书时专注的样子。那样的人,是该飞在天上的凤凰,不该烂在这泥坑里。而他自己,看着书本就头疼,去了大学也是受罪。

天快亮的时候,李国柱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和吴文娟的命运。

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摸到地窖里。那里藏着他爹准备送给公社书记的两瓶茅台酒,那是他爹用半条命换回来的战利品,一直舍不得喝。他又摸到他娘藏钱的罐子,把里面的一百多块钱——那是给他攒了好几年的彩礼钱——全都揣进了怀里。

外面风雪交加,积雪没过了膝盖。

李国柱顶着风雪,连夜走了三十里山路。到了公社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他敲开了负责招生的张干事的家门。张干事披着大衣,看着满身是雪、眉毛上都结了冰碴的李国柱,吓了一跳。



“柱子?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家里出事了?”

“张叔。”李国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把那两瓶酒和那一叠钱放在桌子上。

“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李国柱撒了谎,他的心跳得快要蹦出嗓子眼,但眼神却死死地盯着张干事,“我爹说了,这个名额,我们家不要了。”

张干事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这是跳龙门的机会!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爹糊涂了?”

“我不爱读书。”李国柱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看见书本就头疼,去了也是给公家丢人,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想开一辈子拖拉机。但这名额不能废了。张叔,你能不能把它给吴文娟?”

“那个女知青?”张干事皱起了眉头,点了一根烟,“柱子,这事儿难办。她成分不好,政审这一关……”

“她书读得好,比我强一百倍。她的文章还在县报上登过呢。”李国柱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张叔,求你了。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酒你也别喝,我给砸了。我就说是你收了礼不办事。”

“你这浑小子!敢威胁我?”张干事气乐了,但也看出了李国柱的决绝。

那一天,李国柱在张干事家里磨了整整三个小时。他甚至说了,如果吴文娟走不了,他也绝不去,这名额最后还是便宜了王德发的侄子。

张干事最后叹了口气:“行吧。既然你爹都同意了,我就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柱子,你会后悔的。”

“我不后悔。”李国柱傻笑。

第二天名单公示的时候,全村都炸了锅。

大红纸上,“李国柱”三个字不见了,赫然写着“吴文娟”。

王德发气得跳脚,跑到李国柱家里大闹了一场,说李国柱私自就把名额让了,没经过大队同意,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李国柱他爹这时候才知道儿子干了什么好事。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顶门的粗木杠子,劈头盖脸地打。

“你个败家子!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为了个女人,你连前程都不要了!”

李国柱一声不吭,跪在地上硬挨。

“咔嚓”一声,那是肋骨断裂的声音。李国柱疼得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床上了,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

吴文娟要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雪化了,到处都是泥泞。

李国柱肋骨断了,起不来床。他求着邻居二蛋,把他背到了村口的歪脖子树下。

大解放车停在那里,要把这一批知青拉走。

吴文娟背着铺盖卷,穿着那件破棉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这几天也听说了,是李国柱把名额让给了她,还为了她挨了打。

她走到李国柱面前,看着他惨白的脸,眼泪止不住地流。

“国柱哥,为什么?”她问,声音哽咽。

“我不爱读书,你知道的。”李国柱咧嘴笑,这一笑牵动了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冷汗直流,“你是金凤凰,不该窝在鸡窝里。去了城里好好念书,将来成了大人物,别忘了咱们村就行。”

吴文娟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给李国柱重重地磕了个头。额头磕在泥地里,沾了一块黑泥。

“国柱哥,你这恩,我吴文娟这辈子要是忘了,我就不是人!”她死死抓着李国柱的手,指甲掐得李国柱生疼,“你等我。我到了学校就给你写信。等我安顿好了,我想办法接你出去。你一定要等我!不管是一年还是十年,我一定回来接你!”

“哎,我等。”李国柱傻笑着,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去吧,车要开了。”

车开了。吴文娟把头伸出窗外,拼命挥手,直到那辆车消失在尘土里,直到连那点黑烟都看不见了。

李国柱靠在树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把心挖走了,留下一个呼呼漏风的大洞。

他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李国柱活得像条狗。

吴文娟走后,王德发把对吴文娟的恨,连同没弄到名额的怨气,全撒在了李国柱身上。

开拖拉机的活儿被撸了,理由是“私自动用集体财产”。李国柱成了最普通的社员。

分地的时候,好地都被王德发的亲戚分走了,分给李国柱的是最贫瘠的坡地,全是石头,种啥啥不长。

最让李国柱寒心的是,吴文娟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却好像彻底断了线。

头一年,李国柱天天往大队部跑,问邮递员有没有他的信。

“没有!哪有你的信!”王德发每次都把瓜子皮吐在他脚边,一脸的嘲讽,“人家现在是大学生,那是天上的星宿,还能记得你个泥腿子?别做梦了!”

村里人的闲话也越来越多。

“国柱这傻小子,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呢。”“那女知青就是利用他,名额骗到手了,谁还理他啊。城里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一年,两年,三年。

李国柱的心一点点凉了。

他爹因为这事郁郁寡欢,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没两年就气死了。临死前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个蠢货,被女人骗了一辈子!”

他娘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家里就剩下李国柱一个人,守着三间破瓦房。

为了传宗接代,也为了有个人做伴,李国柱在三十岁那年,娶了邻村一个有点跛脚的女人,叫翠莲。

翠莲长得不好看,脾气还泼辣,说话像放炮,但能干活,不嫌弃李国柱穷。日子就这么在吵吵闹闹、穷困潦倒中一天天熬了过来。

李国柱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不再提吴文娟,甚至别人提起来,他还会发火,摔东西。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被全村人茶余饭后嚼舌根的笑话。

他恨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问过自己。

恨。

怎么能不恨呢?哪怕不接他进城,哪怕不报恩,写封信报个平安也行啊。怎么能这么绝情,这么干净利落地把他从记忆里抹去呢?

直到今天。

大队部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王大拿把李国柱推进门的时候,李国柱觉得自己的腿肚子都在转筋。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乡长,而眼前这个阵仗,让他想跪下。

会议室正中间的主席台上,坐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职业装,领口别着一枚精致的胸针。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虽然眼角有了细纹,但皮肤依然白皙。那眉眼,分明就是当年的吴文娟,只是当年的怯懦和青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和气场。



旁边坐着县长、乡长,一个个都只敢坐半个屁股,手里拿着本子,随时准备记录指示。

“吴……吴领导,人带来了。”王大拿点头哈腰地凑上去,脸笑成了一朵烂菊花,顺手给李国柱递了个狠厉的眼色。那意思是:老实点,别乱说话,小心你的皮。

李国柱站在门口,手足无措。他想叫一声“文娟”,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个名字,现在太重了,他叫不动了。

“你就是李国柱?”

吴文娟开了口。声音不大,却冷得像冰碴子,没有一丝温度。

李国柱愣了一下。她不认识我了?还是装作不认识?

“是……我是李国柱。”他低下了头,看着那光亮的水磨石地面,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全场一片死寂。连县长都不敢喘大气。

吴文娟没有像村里人猜的那样,走下来拥抱恩人,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她只是坐在那里,用一种审视犯人一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李国柱。

那种目光里,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没有感激,只有压抑不住的愤怒、痛楚,还有深深的失望。

李国柱心里最后那一点点期盼,像肥皂泡一样,“啪”的一声碎了。

果然,她是嫌弃我的。她是怕我这个穷亲戚赖上她,怕我提当年的恩情,所以才摆出这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想拿钱打发我,或者干脆就是来划清界限的吧。

“好,很好。”吴文娟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她站起身,拎起放在桌上的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你们都出去。”她对周围的干部们说,语气不容置疑。

县长和乡长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违拗,赶紧起身往外走,像是一群得到了大赦的囚犯。

王大拿磨磨蹭蹭不想走,他怕李国柱乱说话,抖搂出当年的那些破事。

“王支书,你也出去。”吴文娟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王大拿打了个哆嗦,赶紧溜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沉重的木门关上了,把外面的喧嚣隔绝开来。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空气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是敲在李国柱的心口上。

李国柱局促地搓着手,黑乎乎的手指纠结在一起,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粗大变形。

“文娟……不,吴领导,当年那事儿是你凭本事考上的,跟我没关系。我后来也没想找你,我是怕给你丢人……”李国柱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只想赶紧逃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

“闭嘴!”

吴文娟突然厉声喝断了他。这一声吼,把李国柱吓得一哆嗦。

她快步走到李国柱面前,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那股逼人的气势逼得李国柱连连后退,直到腰撞在了后面的桌子上,退无可退。

“李国柱,你真行啊。”吴文娟咬着牙,眼圈却突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二十年了,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愧疚?”李国柱猛地抬起头,满眼的不可置信,“我愧疚啥?我把名额让你,我为了你挨打,我在这穷沟沟里熬了一辈子……我愧疚啥?”

“你还装!”吴文娟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她猛地把公文包举起来,拉链拉开,用力向下一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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