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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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深秋，南京街头，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径直朝一个杂货摊走去。
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在收拾货物，看上去跟普通的摆摊小贩没什么两样。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脸上布满皱纹，佝偻着背，谁也不会把他跟二十多年前那个叱咤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联系在一起。
领头的公安人员走到摊前，亮出证件，问道："你就是鲍君甫？"
老头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这一点头，他就被带走了。
起初，鲍君甫对此并不在意。哪怕被关在看守所里，他也显得异常冷静，对审讯员的问题爱答不理。
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底细，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很快就能澄清。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审讯人员翻出了他的档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南京中央感化院院长......这些头衔一个比一个吓人。在那个年代，这些职务足以让他人头落地。
当审判长念出"判处死刑"几个字的时候，鲍君甫终于坐不住了。
他猛地站起来，用力拍着桌子，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我不是特务！我救过共产党！陈赓能作证！周恩来也认识我！"
全场顿时安静下来。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竟然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为自己作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垂死挣扎的谎言，还是另有隐情？
南京法院不敢怠慢，立即给陈赓发函求证。那时陈赓已奔赴朝鲜战场，文件辗转多地，好不容易才送到他手上。
三周后，陈赓的亲笔回信送到了法院，审判长看完信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便下令暂缓执行死刑..
【一】从香山到早稻田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殷实人家。
香山这个地方，自古人杰地灵，孙中山先生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鲍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供养孩子读书还是绰绰有余的。
鲍君甫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中学毕业后，家里决定送他出国深造。
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凤毛麟角，鲍家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
就这样，十几岁的鲍君甫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他先是在明治学院学习，后来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在东京的那些年，他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也翻阅过不少，虽然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但那些关于社会公平、劳动者解放的理念，在他心里悄悄埋下了种子。
多年的留日生涯，让鲍君甫不仅精通日语，还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都了如指掌。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腔日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日文，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子里颇有名气，被同学们称为"日本通"。
1919年，鲍君甫学成归国。那一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爱国浪潮席卷全国。
鲍君甫也投身其中，和无数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
这场运动深深触动了他，让他意识到，光有学问是不够的，还要有行动，要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点什么。
回国后，鲍君甫来到上海发展。
凭着流利的日语和丰富的学识，他很快在几家日本通讯社找到了撰稿的工作。
上海滩那时候是冒险家的乐园，各路人马鱼龙混杂，机会与危险并存。鲍君甫凭着自己的本事和人脉，很快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他为人八面玲珑，交际广泛，黑道白道都能说上话。
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里，他有不少朋友；上海滩的各路帮派，他也都能搭上关系。
这种广泛的人脉，为他日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鲍君甫加入国民党。那时候的国民党还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跟共产党是合作关系。
鲍君甫加入国民党，是出于一腔救国热情，他希望能够通过革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的枪杀，造成十余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地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鲍君甫积极投身这场运动，和上海总工会的工运领袖们建立了联系。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两个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人：一个是共产党员陈养山，一个是同为广东老乡的杨剑虹。
陈养山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在上海活动。
他和鲍君甫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交流思想，虽然一个是国民党员，一个是共产党员，但在那个国共合作的年代，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杨剑虹则是青帮中人，跟国民党高层陈立夫、张道藩关系匪浅。
他看中了鲍君甫的才干和人脉，刻意拉拢，两人很快成了亲如兄弟的关系。
这两个人，一个把鲍君甫引向了共产党，一个把他拉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成就了他日后"双面特工"的传奇人生。
【二】风云突变的1927年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血腥的一年。
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一夜之间，上海滩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惨遭杀害。
紧接着，汪精卫也在武汉"分共"，叫嚣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鲍君甫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他骨子里并不认同这种做法。
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天上海滩的惨状：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到处是搜捕的军警，到处是惊恐的哭喊声。
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喊口号、搞运动的工人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有的被抓进了监狱，有的被秘密处决，还有的不知所踪。
鲍君甫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曾公开批评蒋介石"独裁"，说这样搞下去，国家没有希望。
这话传到上面，他很快被抓进了看守所。好在他在上海滩人脉广，蔡元培出面说情，他才被放了出来。
这段经历让鲍君甫对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这条路，真的对吗？
就在他彷徨的时候，老朋友陈养山找上了门。
原来，陈养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候正被国民党通缉。到处都是眼线，到处都是密探，他实在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处，只好冒险来找鲍君甫。
鲍君甫明知陈养山的身份，明知收留他意味着什么，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他接进了家门。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这份情谊比什么都珍贵。
陈养山在鲍君甫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白天深居简出，晚上就关起门来谈天说地。
陈养山跟他讲共产党的理念，讲工人运动的意义，讲中国未来的出路。鲍君甫听得入神，心里头那颗种子开始悄悄发芽。
有一天晚上，两人喝了几杯酒，鲍君甫突然问陈养山："养山兄，你说我怎样才能在国民党中当官，却不得罪共产党呢？"
陈养山听出了话里的意思，心里一动。
他知道，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他放下酒杯，认真地看着鲍君甫说："君甫兄，你可以为共产党秘密提供情报。你在国民党那边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只要你愿意帮忙，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鲍君甫沉默了很久。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说："好！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就帮你们！"
就这样，两人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从这一天起，鲍君甫开始为共产党工作。
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陈养山传递给党组织。
第二天，陈养山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鲍君甫跟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高层关系密切，如果能把他正式吸收过来，无疑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条捷径。
他决定派陈赓亲自去接触鲍君甫，把这件事落实下来。
【三】霞飞路上的秘密会面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正式成立。
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了臭名昭著的"中统"，是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务组织之一。
调查科成立后，需要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
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剑虹，任命他为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同时兼任驻上海的特派员。
这个位置虽然不显眼，但权力极大——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实际上，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
杨剑虹上任后，急需帮手。他想来想去，想到了老朋友鲍君甫。
鲍君甫人脉广、头脑活，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他找到鲍君甫，希望他加入调查科，帮自己打理上海的情报工作。
鲍君甫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搜捕共产党人。接还是不接？接了，就要跟共产党为敌；不接，又会引起杨剑虹的怀疑。
他没有急着答复，而是先找到陈养山商量。陈养山一听，眼睛亮了——这不正是天赐良机吗？
如果鲍君甫能够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那就等于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了一把刀，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将大有裨益！
陈养山立即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上报给党组织。报告先送到省委，又转到中央。
周恩来研究了报告后，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必须慎重对待。
他决定派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赓亲自去与鲍君甫接触，一来试探他的真实态度，二来交代具体任务，三来建立正式的工作关系。
1928年5月的一天，上海霞飞路上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陈赓与鲍君甫正式会面。
陈赓那时候三十出头，英俊潇洒，谈吐不凡。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看上去就像一个成功的商人。鲍君甫走进咖啡馆的时候，陈赓已经靠窗坐着等他了。
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陈赓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组织决定正式吸收鲍君甫为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
他的任务是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搜集情报，保护同志，必要时协助惩处叛徒。
鲍君甫听完后，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每月需要四百块活动经费，用于在国民党内部打点关系、应酬开支；第二，需要一辆汽车代步，方便出入各种场合；第三，需要一个可靠的保镖，保护自己的安全。
陈赓一口答应。他说："组织会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给你设立一个办事处，就叫'杨登瀛办事处'。车子会给你配一辆别克高级轿车，保镖我们派连德生来跟着你，他是在苏联受过特工培训的，绝对可靠。另外，我们还会派一个秘书给你，帮你处理日常事务。"
鲍君甫点点头，表示同意。
从这一天起，鲍君甫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代号"杨登瀛"。
他的直接上线是陈赓的助手刘鼎，两人保持单线联系。
为了确保安全，除了陈赓、陈养山、刘鼎几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鲍君甫的真实身份。
不久后，中央特科又派来了秘密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鲍君甫的秘书。安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志，能干利落，后来成了著名剧作家田汉的夫人。
就这样，鲍君甫开始了他的双面特工生涯。白天，他是国民党调查科的重要成员；夜里，他却在为共产党传递情报。这一干，就是三年多。
【四】步步高升的"杨登瀛"
鲍君甫打入调查科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信任？
陈赓早就想好了办法。他让中央特科定期送一些"情报"给鲍君甫，让他拿去"交差"。
这些情报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的是已经过时的文件，有的是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地址，有的是故意编造的假消息。
鲍君甫拿着这些东西去"破案"，每次都能有所"斩获"，在国民党那边逐渐建立起了威信。
有时候，中央特科还会安排几个"进步青年"故意被鲍君甫"抓获"。
这些人被抓进去关几天，做做样子，然后就被"保释"出来了。
国民党那边不知道这些是演戏，还以为鲍君甫真的能干，对他越来越器重。
凭着这些"功绩"，鲍君甫在调查科里平步青云。1929年7月，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鲍君甫成了上海情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不久后，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正式任命鲍君甫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陈立夫亲自到上海，将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他。
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从此，鲍君甫成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
调查科的几任主管——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对鲍君甫表示信任。
张道藩跟他更是有着特殊的交情。据说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一个政敌，鲍君甫曾帮他设法将此人除掉，让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来还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
为此，张道藩对他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后对鲍君甫极力拉拢。
他把调查科南京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都告诉了鲍君甫，还送给他两部曾国藩的《家书》以示笼络，并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
与此同时，鲍君甫还跟法租界、英租界的巡捕房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和英国巡捕督察长兰普逊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网球、吃饭、聊天。
兰普逊什么情况都告诉他，遇到重大案件也找他商量，还聘请他做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兼探长。
有了这层关系，鲍君甫几乎可以掌握上海滩所有的风吹草动。
国民党方面要抓什么人、什么时候行动、从哪里下手，他往往比当事人还先知道。而这些情报，很快就会通过刘鼎传到陈赓手里，传到周恩来手里。
更重要的是，鲍君甫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帮助中共将更多的同志安插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1929年，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的无线电管理局和调查科。
鲍君甫充分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帮他们牵线搭桥，介绍关系，使三人顺利进入了敌人的心脏。
钱壮飞甚至成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能够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这三个人后来在敌营潜伏多年，获取了无数绝密情报，为党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龙潭三杰"。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鲍君甫。
1929年11月11日，叛徒白鑫在鲍君甫提供的情报帮助下，被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击毙于霞飞路附近的71号门牌前。
1929年9月，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也是鲍君甫利用自己跟租界督察长兰普逊的关系，将他营救出来。
1931年初，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捕，又是鲍君甫冒着巨大风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保住了他的性命。
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个都足以拍成电影。
鲍君甫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在国共两党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稍有差池，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可他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一次次化险为夷，为党保护了大批重要人物。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这个掌握着中央特科大量机密的人一开口，几乎所有地下党员都将暴露。
鲍君甫收到陈赓的紧急通知，让他立即转移，可他觉得自己在国民党内关系深厚，足以应付这场变故，坚持留了下来。结果没过几天，他就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