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理念的中国式解读

全球文化理念的中国式解读

夏林

【 摘 要 】全球文化，作为世纪新学全球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西方学者竞相解读，观点各异。西方学者鉴于其现代文明发生与发展之先进，往往倾向于将全球文化视为族地文化湮没于国际文化、归同于世界文化的类生态演化，提出优劣论等颇为极端的学说，试图将全球文化的本质诠释为对立和征服，虚无主义情绪亦难免随之悄然滋生。与之相反，或源自对于存在与延续的捍卫，或源自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追寻，当前众多中国学者认为，全球文化是区别于族地文化、国际文化、世界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其突出特征是兼容族地性、国际性与世界性的全球性。全球文化的运用及其价值展现，正是以其全球性为基础，将样态论与历程论、观照论与镶嵌论、别异论与统合论等方法相结合，批驳族地优劣论，纠偏文化虚无说。

【关 键 词】全球化 文化 中国式 全球文化

【作者信息】夏林（1982-），女，辽宁鞍山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球学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外关系史等。

引言

在经历了因对全球化的不满遍布全球[[1]]而出现的几番“逆全球潮”和“反全球化”涤荡之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呈现纠缠递增的态势，全球化发展进入熔断期，整个世界正处于近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动荡与不安的状态之中。意欲有效地治理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并从容地在愈发艰难的挑战中不断获取胜利，既需要丰赡的资源能量的支撑，更需要正向的思想能量的指引。中国式逻辑解读之下的全球文化理念，恰似一束复合能量，照鉴新时局，赋能新治理。然而，这条照鉴和赋能之路并非坦途。在世界局势的动荡起伏之中，如何不被族地优劣论的聒噪所困扰，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始终投以应有的尊重与包容；在时代更迁的十字路口之上，如何不被文化虚无主义的桎梏所束缚，坚定秉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与自信心，引人阐幽，发人探赜。

1. 互为烙印
2. 关于烙拓相互性的中国式逻辑

任何理念的产生与发展，都会烙拓时代的印记，而时代印记本身也会在一次次烙拓中呈现出延续性和独特性。这种悖论中的相互成就便是一例典型的中国式逻辑。在千年磨砺与赓续之中，可以尽展心无旁骛之少年般的鲜活生机；在直面百年屈辱与压制之时，可以成为时代最前沿的理性弄潮儿；在儒家之仁、释家之忍、道家之韧的加持之下，可以发射北斗之星、打造中国之芯；中国人百善孝先、礼尚往来，中国人特立独行、海纳百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合二为一的大旗，可以稳稳地矗立于中国特色的哲思大地。

一方面，中国式逻辑向来讲究有里有面、同担共享；另一方面，兼修之内外、无常之世事也在不断地锻造升级中国式逻辑。以中国式逻辑解读全球文化之理念，就是用一种相互性的观察视角来审视；将全球文化之理念交付中国式逻辑来解读，就是辨析相同、相似甚或是相悖的理念内涵中的包容性。因此，既可以说，全球化是时代烙拓在文化上的印记；也可以说，时代将文化烙拓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1. 关于全球文化的烙印互拓

邦国的建立，疾疫的传播，思想的碰撞，人口的迁徙……全球化最早的印记，或可如西方学者所言是古希腊文化构筑的“世界之城”。英文Culture（文化）源自于拉丁文Cultura（土地耕种和灵魂锻造）。从15世纪的一支队伍掀起地理大发现之浪潮开始，历经工业革命的洗礼，伴随资本主义的膨胀，文化曾被蛮横地用来标识全球族地之优劣。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文化进化论”企图为所谓“社会优胜劣汰”的殖民提供合法性依据。直至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经济链开启运转，“计划-执行-检查-处置”的全球管理闭环顺势形成，“多边合作-多元治理”的全球政治网络得以织就，“全球认知-全球意识”的全球文化才慢慢觉醒。

但是，这里不得不提请注意的是，另外还有至少一支队伍以另一种方式与之同行，从“华夷之辨”到“九服之礼”，从“天下为公之观”到“命运共同之体”，正如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在其原始文化观代表作《种族、语言与文化》中所提出的观点，“文化是世界上各个族群各自独特历史的集合，而非一个世界族群的整个历史的演进。”[[2]]伴随着21世纪历史卷轴的缓缓舒展，全球化在逆潮冲击与暗流涌动中历经蜕变，文化的特征与主题，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无不受到新全球化的影响与制约。百余年前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所提出的文化的适应性价值助推社会运转的功能性视角，如今再一次观察到了文化与全球化的互为烙印。

1. 内蕴交叠

什么是全球文化？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曾言：“你不问我它是什么的时候，我还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它是什么，我却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乍闻之，仿佛钱先生转换了话题，完全没有给出答案；细品之，对于全球文化，他不仅诙谐地解释了全球化之文化的特质，更巧妙引发了对于文化之全球化的内涵的深刻思考。

1. 全球化之文化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启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定义。一个定义，是对于某种具象事物或者抽象概念予以简明扼要的规定和描述；定一个义，才能更好地整理文献，进而指导实践。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就曾经在进行某项相关研究时，在其中的一篇文献成果中整理出多达160个版本的全球化之文化的定义。而这仅仅是众多学者中的一派学者所进行的众多研究中的一项研究所搜集的众多文献中的一篇文献所含纳的众多数据中的一个数据而已，九牛之一毛，冰山之一角。能够出现如此多的版本，可见其定义难达共识，又见欲定其义不可随意。许多中国学者采用与西方学者不尽相同的中国式逻辑和方法进行了思考、借鉴、研探与批判，笔者专门对此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归纳，在此将全球化之文化定义为，全球人类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有秩序的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类型关系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成果。[[3]]具体而言，全球化之文化，是全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同时也是社群特质的集合。

从结构上看内容，全球化之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发展而产生的以生存策略为主体的物质文化，主要指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性产品；第二类，是人类为了维持基本社会功能而产生的以发展策略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可进一步划分为展现权力距离的制度文化和共享知识、信息、观念等的精神文化。

从层次上看功能，全球化之文化可以对宏观群体和微观个体两类对象同时分别发挥作用：第一，在宏观上它可以对整个群体进行修整，在微观上它可以让个别个体彰显个性；第二，在宏观上它可以疏导群体的混沌与恐慌，在微观上它可以对个体进行情绪的抚慰；第三，在宏观上它可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安定秩序，在微观上它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认知闭合需求从而使其产生安全感；第四，宏观上群体的智识传承与微观上个体的思想表达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层面，这个过程被一些西方学者冠之以全球文化觅母（memes）[[4]]，用中国式逻辑和语言来解释，即全球化之文化的演进类似于生物的进化，文化主体的文化基因复制传递频率改变或文化基因自身突变引发文化主体风俗习惯等文化性状的传承和变迁，这种传承和变迁受非随机的自然选择或随机的类生态遗传漂变的影响而发生群体性普化并得以延续，诚如“道法自然”。

谈及生态与全球化之文化的关联，并非仅限于相提或并论的这种间接性关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具体而言，全球化之文化的亚种区分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生态。根据全球生态环境的不同，当前全球文化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第一种，平原文化，公元前4000年，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5]]出现了古巴比伦文化，它的璀璨楔入千年的玄武岩；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文化出现在尼罗河平原这片巨大的沙漠绿洲之上，它的雄伟至今神秘且险于窥探；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与恒河灌溉滋养了古印度文化，它的执念几经断续至今散布于南亚次大陆平原；公元前2100年，中华文明在黄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上诞生，它的辉煌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越发耀眼。第二种，草原文化，历史上蒙古帝国南征北战，统领过3340多万平方公里全球近1/5的地盘，那几乎是彼时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全部面积，它的粗犷与豪迈在游牧与征服中尽情挥洒。第三种，海洋文化，它像一枚种子，从克里特岛撒出，播及地中海沿岸，又从地中海流出，以探险的名义、抢夺的方式向外不断地扩张，甚至曾经宣称在他们所占据的地球上可以一直看得到太阳。第四种，森林文化，它仿佛在一场电竞游戏中集齐了采集、渔猎、农耕、游牧等各个类型的技能卡牌，阎崇年先生将这种收集与展现定义为“统合”[[6]]，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在加拿大北方、东西伯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针叶林，在刚果、新几内亚、婆罗洲和缅甸热带雨林，在瓦尔迪维亚温带雨林，在俄罗斯滨海边疆针叶林等森林深处栖息着它的多样，绵延着它的珍藏。

当然，除了生态因素之外，与其并列或由其衍生的种族、民族以及代际因素也是亚文化分类的重要依据。以种族为例，笔者写作本文之时正值2024年巴黎奥运会进行时，环环相扣的红绿蓝黄黑象征着公平竞逐之下五大洲不同种族运动员各自独有的运动精神和体育文化。比如，黑人运动员在田径赛场优秀的爆发力和持久力总是令人赞叹，而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运动员在乒乓球、跳水、体操等技巧类竞赛中总是震撼连连。民族因素影响下的亚文化分类，在我国56个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恣意彰显。比如大大小小的宴席之上，55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大都能歌善舞，而汉族的小伙伴则经常以“听我说……”熟练掌控全场的话语权。代际因素影响亚文化分类的例证则更加明显，你可能经常听到“代沟”一词，表示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的无形沟壑，但你是否想过这代沟之沟到底沟在哪里呢？比如，同样是户外舞蹈，广场舞和街舞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婚恋观念，八零后和零零后大抵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这代沟之沟，其实是亚文化之沟。

上述亚文化（或称为文化亚种）的集合，就是全球化之文化。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全球化之文化的浅层次具象性外在表现，对于完整意义上全球化之文化的认知，仅仅了解亚文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要探究的全球化之文化，或者说全球化之文化的深层次抽象性内在本质，更接近于另一个概念——类文明。类文明，是人类自身创造的经由历史沥滤沉淀的有益于人类拓知、符合人类期许并已经或可以在人类社会达成多数人共识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类文明，由不同文明融合而成，是人类达成共识的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7]]如果说，亚文化强调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种”；那么，类文明强调的，则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类”。在前者“种”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亚文化现象中，提炼出共同性、互惠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类”的核心理念，进而成就全球化之文化的发展。

（二）文化之全球化

文化之全球化，为我们细致展现了当代文化因素影响之下的全球化态势，对此，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解析。

第一，当代文化之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革命为依托。信息革命是继蒸汽动力、电子科技之后的又一个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也有学者将这一核心推动力推动之下的全球化称为继1.0版蒸汽全球化、2.0版电子全球化之后的3.0版信息全球化。更有人戏谑提问称，历经1.0版全球化，蓝领冲击了耕农；历经2.0版全球化，白领冲击了蓝领；历经3.0版全球化，码农冲击了白领；至于未来可能出现或可能已经出现的4.0版的全球化，冲击码农的又会是谁呢？无论核心推动力源自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皆属文化。那么，在信息革命的标识与推动之下的文化之全球化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却皆可为我们所用。第一种，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8]]之中，针对文化之全球化提出了同名观点，即“世界是平的”；第二种，英国学者简世勋在他的著作《世界不是平的》[[9]]之中，针对文化之全球化亦提出了同名观点，即“世界不是平的”。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并分别予以支持，这就是中国式逻辑，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悖论，但是合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平”的内涵与价值的理解。赛博空间的全球覆盖、离岸经营的便利畅通、产供销链的国际多元化连接，搜索引擎的瞬息捕捉等确实碾平了世界；然而，论及全球资源、财富、发展机遇、生活水准等的真正公平的达成，貌似还为时尚早，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又真的不平。笔者曾于2008年8月参加过一次关于公益性基层非政府组织（或称为草根NGO）的调研，调研地区是云南山区高山深处的彝族同胞居住地，当时主要是考察贫困山区孕妇产妇围产期保健的具体情形。调研进展顺利，调研小组也如愿获得了第一手的关于基层政府卫生机构妇幼保健以及相关草根NGO协同辅助的资料与数据。但此行对于笔者最为深刻的触动，却不仅仅是彼时调研的课题，而是一种从未想见过的生活状态。当时调研对象是距离山下公路最近的一户产妇家庭，但山路崎岖，任何型号的机动或非机动车辆都无法驶入。早上八点钟，调研小组背负着慰问品、相机、笔记本电脑、录音设备等进山，一路急行，到达时，晌午已过。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不足10平米的木质房屋，环视屋内四周才第一次知道“家徒四壁”这个词不是一种夸张修辞。女主人漂亮的面颊显露初为人母的喜悦，但身子却瘦弱得让人心疼，男主人特别热情，特意爬上一棵高高的大树摘下一大块蜂巢让我们品尝，我们哪里舍得分食这难得的天然补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捏起小小的一小块小心地放入口中，那应该是笔者平生所尝过的最甜蜜的味道，可这份甜蜜却浸在一种苦涩之中，这大概就是文化之全球化“平且不平”的滋味吧！

第二，当代文化之全球化伴生于世界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趋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经济活动的基础环节链，而这每一个环节的进行以及环节与环节之间的相互关联，都附着以相应的文化因素作为或中心或边缘的抽象介质发挥助力或反制的作用。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互动与关联的外向性伸展，这种伸展从以物易物开始就在不断地显露出对界限的突破本能与超越本性。时至今日，这种突破与超越已然成为全球总体趋向，而这种趋向的产生和扩大与作为经济活动背景和牵引的文化的全球性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以世界五大宫（中国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白宫）之首的北京故宫为例，它是在明朝、清朝两个朝代皇家宫殿建筑群原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目前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作为一种文物收藏、展览和学术研究的大型综合性营业机构，其职能、作用与意义无疑非常可观，但运行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依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赞保持基础维护已属不易，如果想要对珍稀文物和古老建筑等提供更好的保护、同时紧跟全球化极速发展的步伐优化参观感受并提升现实意义的开发与研究，还需要更好地运用当前数字科技和自媒体渠道等先进的文化手段，这便是文化之全球化的第二层内涵，也正因如此，全球经济及其文化也逐渐成为超国家层面最耀眼的领域。

第三，当代文化之全球化，渗透于非国家政治对于国家间政治的挑战之中，渗透于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转向之中，渗透于乌卡时代（乌卡，VUCA，是volatile易变，uncertain不确定，complex复杂，ambiguous模糊的首字母缩写组合；乌卡时代，也有人称之为“四不时代”，用以描述一个不稳定、不确定、不简单和不清晰的世界所处的时代）走向巴尼时代（巴尼，BANI，是brittle脆弱，anxious焦虑，non-linear非线性，incomprehensible费解的首字母缩写组合；巴尼时代，也有人称之为“四非时代”，用以描述一个非坚强、非淡定、非线性和非通俗的世界所处的时代）的颠覆性动态全球政治变迁之中。理论上，当代全球政治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轴心，以全球为平台，以全球价值为终极诉求，体现全球新特质的政治活动与现象。[[10]]这也是政治之全球性的彰显，涉及政治的价值导向性、主体利益观、规模规制设计等。从当代全球政治的界定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全球政治活动的主体或客体，还是全球政治结构体系的内部或外部，都具有明显的文化之全球化属性。但实际上，近年来非国家政治挑战国家间政治的阻力倍增，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政治文化两极分化严重，此二者又进一步加速了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的堕化。一则，地处北半球的发达经济体所构成的全球北方以“去风险”为由企图逆转全球化的原始方向，从而将其内部难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机转嫁出去，向整个世界大肆释放负面能量；另则，在世界范围内众多区域矛盾冲突战乱频仍的焦灼局势之下，全球南方正在快速成长，搭建起全球治理的新式平台，为全球注入正面能量。具体而言，全球北方政治文化泛风险的中心言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在文化之全球化中大行其道。例如，2022年，美国时任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堂而皇之地筑起了小院高墙。2024年，欧盟委员会紧随其后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推出小院高墙的欧洲版本。而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政治文化则高举合作共赢、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2023年至2024年，在充分听取中国方案并深刻汲取南方多元文化智慧的基础之上，金砖国家大扩容，非盟受邀加入二十国集团（G20），桩桩件件对全球化逆潮皆可谓有力的抵抗。

第四，全球治理的生态主题凸显。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之文化与生态之间存在着直接紧密的关联性，全球化之文化亚种的主要分类依据就是生态。实际上，这是对文化之全球化概念中的全球化的一种诠释，也是对文化之全球化概念中的文化样态的一种阐明。据此，亦可找到全球生态治理的法门，即在应对人与自然的新的挑战中，应更多地运用文化工具，在人类整体观、共同利益论的引导之下，全面深刻地体会全球价值的真正含义，进而齐心合力地展开行动并早日达成人们期盼已久的生态文明。例如，2020年9月，我国提出了“双碳”战略，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清晰地认知2030年碳达峰止步增生、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目标的真正意义，是不可能构建起成本和风险双高的碳市场并全力经营以期最终达成所愿的。[[11]]当对于全球价值的认知达到一定高度和境界之时，全球意识也便自然生成了。全球意识的形成与强大是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全球意识离不开全球文化的熏陶，甚至可以说，全球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全球文化，在全球意识支配之下的全球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之全球化。

第五，当代全球化正面临着一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文化博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外延在不断地扩大，而其最初的基本内涵自然就相对地缩小了，文化的特异性、民族性、空间性、趋异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逆转，转向普适性、世界性、时间性和趋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概念的改写，换言之，文化之全球化，是一个全球文化的地方化与去地方化并行不悖的过程。全球文化的地方化，主要是指全球性的共享文化需要通过与地方性的特色文化相互融合才能够被认同，地方文化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与本土相适应的改造才能够确保地方文化融入全球文化的同时又不会丧失其独立自主性。全球文化的去地方化，主要是指全球性的共享文化得以普及世界各地，并非是全球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吞没或清除，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的共生关系，以确保全球文化可以获得更充分且纯粹的普及的同时，又不会被个别地方所操纵或控制。以全球知名快餐连锁店肯德基入驻中国内地为例。1952年，美国人哈兰·山德士先生创建了一家跨国特许经营连锁快餐店，将其经营理念、服务模式、店面设计、人员培训以及烹饪秘方等专属于肯德基的餐饮文化推上世界平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化的全球化。1987年，中国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随之而来的是与精烹细调的川、粤、鲁、淮、扬等中餐菜系文化完全不同的西式快餐文化，汉堡、薯条、沙拉、圣代……从名字到味道与传统的中餐以及中式快餐都有着太多的不同。彼时的接纳与加盟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了中国为走向世界而理性地去地方化的勇气，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截至2024年，肯德基在中国开设门店已逾万家。而更为有趣的是，你现在也可以在肯德基餐厅吃到味道相当地道的豆浆、油条和老北京炸酱面，儿童餐的赠品也不再仅仅是诸如《玩具总动员》里的巴斯光年、《神偷奶爸》中的小黄人，而开始出现诸如故宫里的御猫、《原神》中的荧和空等。很显然，这是典型的全球文化的地方化。由此可见，文化之全球化，是一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博弈，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博弈居然在一张小餐桌上便可觅得。

文化是习得的，全球文化更是如此。如果某种文化被视为是全球化的，那么除了共享之外，它一定是习得的，就如同人类进食本身是基因的共享，但世界各地的人们进食的对象、时间、方式却是一种习得，[[12]]为数不少的学者已经对全球化、文化以及全球文化开启了系统的习得研究并且始有建树。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其著作《全球大变革》中曾言，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文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时空的扩展与延伸，它不仅超越了族地界限，并且无处不在。[[13]]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曾对作为全球文化的核心特质的全球性进行过沉浸式的研究，并在研究成果中特别强调了全球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可以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全球时代的关系类别或级别已然转化或升级为包罗万象的全球关系，它既高远得好似渺茫，又平凡得举目可见；第二，现在人们提到星际意义之地球，就好像以往提到国际意义之国家一样，同样是一种场域却更加开阔，同样是一种成员却似屏蔽了隔阂；第三，没有官方权威中心使得各种社会公共事业组织机构无差别地向各个层次的人群开放，这一原则已然突破了一直以来极其局限的取值范围；第四，各民族国家的威权性和阻尼性相对弱化，地球本身变成了每个独立个体的直接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对于格式化的刻意且有益的解构。[[14]]总之，在新的全球性架构中行动着的全球公民社会之公民，正在利用全球的开放性表达全新的全球主义，并从超越国家界限的共鸣中汲取着力量。通过学者们对于全球主义的思考与研究，全球文化的定义呼之欲出，但是呼出的版本数量却远超想象，鉴于此，在能寻范围之内，在拜读各版之阐述并汲取各家之所长的基础之上，立足于自身浅薄的学术积淀和浓厚的研讨志趣，笔者将全球文化定义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作为全球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复合体。

全球文化的发展与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密不可分。首先，人类社会的经济水平和政治态势直接影响全球文化的发展与否及相应程度；其次，全球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发展的显性表征，全球文化发展的过程更能够极大地反作用于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以及全球政治的脉络走向。当然，未来的全球，不是一定会悲催地深陷于文明的冲突，但是，全球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疑是一定的。

三、特质共融

在逐层剖析全球文化理念的构成之义之后，我们来做一些回顾、整理和归纳，从中探得更深层次的内涵，并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梳理并提炼出全球文化的特质及其共融性。

（一）从“亚型”到“类目”的样态跃迁

族地文化，是某民族在某地区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积累起来的突显本族、本地特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民族内部或地区内部的文化，它往往反映出族地居民整体的阅历与水平。国际文化，主要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文化关系以及民族国家或地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它往往和国家或地区间的外交活动存在着某种关联。20世纪中期，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国际关系行为模式的复杂化，注重文化本身而非行为体属性的公共外交引发了各国日益重视的同时[[15]]将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反映多项文化议题、多元文化主体和多类文化机制间性互动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的合理性在于突破壁垒和隔阂，为多元性文化类型、多样性文化关系及其相应的多维度机制、多范围议题能够进入国际关系的视野与议程提供论证与说明，但它更像是一种大杂烩，侧重对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现象的量的搜罗，却鲜有对全球整体性文化现象的质的概括，从而导致世界文化研究的泛泛性和模糊性。毕竟，我们对于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学术研究，绝不单纯是某种民族志的归整或环球旅行攻略的编辑。

全球文化，则尝试克服世界文化的泛泛性和模糊性，强调在世界文化大杂烩的烹饪及品尝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全球维度的文化新滋味。这种文化的内涵、外延、框架及理念无不渗透着全球性，从而超越了文化研究狭隘的族地性隔阂、壁垒和歧视，完成了从族地文化、国际文化、世界文化向全球文化的跃迁。

（二）趋异性与融合性的整合与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往往囿于人类学中的种族、社会学中的民族、国际关系学中的民族国家或地缘政治学中的区域，因此，无论是观念建构还是利益导向，都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和趋异性。人类依据各式各样的标准被分割为各式各样的群落，相应地，文化也便表现为各式各样的群落各自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文化领域的相关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虽然一直在尝试为形式各异的文化提供交流的空间与平台，但国际文化的行为主体仍然同步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始终坚守着民族国家的底线。

全球文化，虽然没有弃守这一底线，但却以其独有的方式反映出文化内涵中更为深刻的整合性与共融性。此处的整合性，如果仅仅从文化交流的全球规模或全球治理的角度加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性是指文化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个小小的群落，而是全球人类的整体。正是由于文化“种”（个体性）的主体转换成为文明“类”（整体性）的主体，才得以去势文化的分割性。当代全球经济，一隅之地的次级房贷危机会迅速形成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当代全球政治，任何角落的战火都是世界和平之不可逆的威胁；当代全球文化，以文明的名义而歧视或爆发冲突，都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否定和背叛。而这一切，只有立足于“类”主体才能理解从而得出化解之法。另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性也会适时显露出文化的共融性和普适性。常言道，众口难调，但当我们以全人类为主体审视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存在于世界文化大杂烩中的共通口味。比如，民族或地方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的在地化发展，文化的多元化、网络化，某些文化自恃优越感的降低以及新兴主体文化之亮剑，等等。虽然上述种种现象似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全球文化的新质则早如蜻蜓立上头。由此可见，全球文化的整合性和共融性、普适性是不可分割的。

既然全球文化是一种以人类为主体的共融性文化，其权益和价值导向是以人类整体为根本的这一观点就不难理解。众所周知，自由的权益是文化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而价值观和意识流则是文化驱动力外向彰显的标识。因此，在全球文化所涉猎的领域之内，人类对于自由的整体性追求既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动因，又是全球文化实践的价值归属。

传统的族地文化或国际文化，无疑是以不同规模群落为中心的文化，阶层主义、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等深嵌于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之中。全球文化则倡导关注人类整体的信仰自由。“计划性淘汰[[16]]时代”的全球性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大、健康维系难度的增加以及社会发展承载力需求的加码等，无一不关系到人类的根本权益，皆应该成为全球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全球文化也刚好以全球主义为引导，正在积极地应对这种覆盖率爆表的全球性迫压。

传统的国际文化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往往囊括或者跨越族地之界限，所以在此意义之上的国际文化往往体现为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关系，甚或是从属于外交的一部分，尽管涉猎面甚为广泛，但最终仍旧归属于国际（即民族国家间或地区间）关系的范畴。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偏好是国际文化关系和国际文化交流，是界限分明的文化，是相关、相交而非异融并重的文化。全球文化则主要体现为议题文化。界限感弱化，议题感增强，如生态文化、灵性文化、游戏文化、视听文化、另类文化等成为全球文化主要议题也是其开展文化实践的重要领域。全球文化之所以侧重于议题导向，主要是因为诸多全球性文化问题靠单个的民族、国家、组织和地区是无法得到通达灵魂的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全人类群体智慧的协作共商。换言之，议题文化领域的跨界性特征正合全球文化之本意，它既是文化的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推动全球化的文化的发展的途径。

（三）凸显多元文化机制的全球性能

全球文化的超地域性、超民族性和对议题的偏好性，客观上凸显着全球性多元文化机制的作用。此处之所以要使用全球多元文化机制而不是国际文化机制，是因为国际文化机制是协调主权国家间或主权国家与地区间文化、社会关系的多元化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文化领域内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等。尽管国际机制已然从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并在教科文领域的设置与工作越发具体，但国际文化机制的主体仍然定位于主权或民族国家及地区，而且还是偶有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相混淆[[17]]的情形出现。全球文化机制则不同，它更着意于文化机制的超越性和整体性意蕴。事实上，现在诸多非主权国家的、非疆界分明的主体因素或客体因素虽未能动摇民族性、国家间性、区域性等的主流地位，但全球性文化的发展价值指向和责任指向却异常突出。随着议题文化的增多和对其认知的加深，非国家行为体更加活跃，文化的国际机制向文化的全球机制的转化乃大势所趋。一些新构筑的文化机制往往就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联合、互动、共享的结果。与其为文化冠以“国际”或“世界”时给予诸多繁冗的说明，不如就直接唤其为全球机制，以便与全球文化相呼应。

（四）为全球治理提供精神支持

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政治和国际法为两大要素[[18]]的全球治理代表着一种权威与震慑，但这种权威与震慑及其合法性难以用传统的、片面的、零散的理论加以解释，所以才使得全球文化的研究寓意深刻。全球文化的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理念特征使得传统的、等级式的、民族国家之内的文化存在形态或活动模式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议题文化时表现得捉襟见肘。于是，非制约性的、非资辈性的、超地域性的理念和文化模式应运而生，这也正是全球教育、科技、文化治理的底蕴和全球治理的精神支持。

全球治理，既是树立维系全球秩序的机制，又是整治管理全球性问题的过程。机制含义上的全球治理，需要形成基本的共识并制定或签署相应规则以协调各种关系，在此意义之上，全球治理就是全球机制的定制与运用。过程含义上的全球治理，则注重具体的思想指引、文化现象、政治议题、法律程序和经济方案的选择，有道又不失活泛。总之，全球文化不仅在主体权益、价值标准、机构建制上突显出全球性，而且在精神、信仰、理念上引导着人们更为坚定地走向对于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尤其突出的是全球教科文治理，而全球公民社会又是全球教科文治理的场域，如若没有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也便失去了全球教科文治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换言之，全球治理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治理或社会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前者以全球公民社会为依托这一独具特色的前提，而后者要么是问题导向的政府间国际协作专项行动，要么是公益性的社会秩序的联合维护。由此可见，全球公民社会在接受全球文化指引和治理全球文化问题方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

四、三脉相通

行文至此，不免心生疑窦，到底是什么既由表及里又自内而外地缔造了互为烙印且内蕴交叠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中国视角具体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妨借循中医三脉之说，所谓三脉，即气脉（气血运行状况）、魂脉（精神意识状况）和根脉（整体基础状况），搭脉解疑：

（一）对于当前全球局势和我国国情气脉的认知与把控

放眼今日之寰宇，一场前所未有的360°无死角的软硬实力竞争在互联网＋世界的各个角落展开。继英国的麦金德提出制陆权、美国的马汉提出制海权、意大利的杜黑提出制空权之后，英国的蒂姆·乔丹提出了制网权，并迅速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同。随着5G、AI、云计算的组合发展，世界权力图谱面临重新勾勒，赛博空间渐成当世纹枰。

符合当前世界局势动态和我国国情气脉的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裨益全球的治理策略，是维系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捍卫国际社会切实安全的中国方案[[19]]；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20]]；是与全球化之文化同台共幕，同频共振，同向共行。

（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魂脉的信仰与凝聚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文关怀和民本逻辑的时至今日仍不容颠覆的科学真理，是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书写人类共同美好命运的有力思想文化武器。保障人权亦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21]]马克思主义理论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可谓森罗万有，但正如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2]]，也就是说，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文化在突破或超越各种界限之后，自然而然地将广义之人作为其主体。但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间，运作于国家和市场之上，与国家和市场共生、互动、同享的非政府领域或者互联网络空间的全球公民社会，才是赋予该主体鲜活生命力的场域。全球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立场坚定、信念执着的非政府组织（NGO）或社会运动等，其本质是追求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全世界的公平与正义。显然，全球公民社会的这些特征是同质于全球文化的本质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精神层面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文化的产物，它凝聚于中华文化之魂脉。

换言之，全球化之文化的魂脉，当下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它的搏动始于广义的“人民性”，即“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23]]”镰刀斧头一经碰撞就把马克思主义最朴素的爱民思想书写在了党的章程之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史实，更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诗。

（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与捍卫

回首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文明已不复存在，古埃及文明不属于现居于尼罗河沿岸的阿拉伯人，古印度文明和当代印度几乎无甚关联，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近代以来，西方文史学界一直质疑我国三皇五帝和上古三代历史的真实性，企图论证四大文明古国之全部消弭，但历史的遗迹胜于一切无端之辩。暂且不提近来考古发现可能出现在8000年前的虞朝，单就二里头夏朝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已然证明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存续，许多遗迹都和我们今天的风俗习惯相对应，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一直深植于中华大地，其文明的基因世代相传直至今日并仍将继续。

换言之，全球化之文化不是无根浮萍，它有着深沉的根基；全球化之文化更不是断流之水，它将古老的文明基因代代相传；全球化之文化之所以绵延至今，离不开驻守与传承者坚定的主体性，及其越发强大的文化自信。

五、明体达用

全球文化理念的互拓与交叠体现了其不同寻常的本体特质，欲通晓全球文化理念之本体特质，必然需要进行严谨且系统的学术性研究，严谨且系统的学术性研究离不开条理清晰的框架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研究全球文化理念所用之框架的清晰条理性与方法的行之有效性，又恰好正是全球文化理念所要倡导与传播的重要内容，此即明体而达用。

（一）全球文化研究框架与族地优劣论

学术研究框架，一般是指以概念、要义、范畴等为要素的一套逻辑分析架构和知识体系。建构一套知识体系，首要之举是概念的界定，然后是要义的阐明以及范畴的规划，最终形成一个有序完整且能自圆其说并为多数同仁所接纳的信息系统。根据学术界目前已经取得的相关成果，在开展全球文化研究时，可以将传统的族地文化、国际文化作为参照，同时对比世界文化，在熟识原有的概念、要义和范畴的基础之上，搭建全球文化新的知识体系。

多元文化体、全球知性、全球价值观、互联网＋信息、双螺旋智库等概念的改写与新创，虽质疑尚存、争议不断，但已然频繁出现于当前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学文化领域的研究文献之中，并在体量上初具规模。就是这样，全球文化研究所采用的一系列要素与模型得以聚沙成塔、垒土成山，形成一套独具特色且条理清晰的学术研究框架和模式，可用以指导更广泛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而在社会实践中发光放热，当然，也在无形当中有力批驳了源自西方优越主义的族地优劣论。

事实上，族地优劣之分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人自认为身居现代文明世界的中心，拥有为其所专属且外族高不可攀的文明，他们在其聚居地和外界空间之间臆想出一道结界，作为优越与低劣的道德分野，从而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区分为唯一的文明主体和其它野蛮主体。后来，西方世界将其传承下来，在一部分西方人的理念中，自己是世界二元文化体中的本我，而同为西方人的“异教”和“蛮族”则被定义为世界二元文化体的他者，在如此这般有失公允的无理界定中，为巩固其所谓本我文化体的优越性而不惜野蛮地对待其所谓的他者文化体。再后来，随着西方世界文化主体的膨胀，非西方世界遭遇屠杀与践踏之后的断壁残垣竟成为西方人为其野蛮殖民行径狡辩和鼓吹族地优劣论的依据。直到全球文化理念生成并迅速成长、成熟，“多元文化体”概念首当其冲地给所谓“唯一文明主体”的古希腊和后来所谓“文化体本我”的西方世界一记猛击。全球知性破除了本就是臆想出来的道德优劣分界线，提出了知识的共享特征和理性的非族地属性。全球价值观的普及，使地球村的村民前所未有地交际友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互联网+大幅度减少全球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冷热之战，全球智库和自媒体的并肩使世界上各地各种各族的同胞获得了更多的支援。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公正的见证之下，让所谓的族地优劣论无处遁形。

（二）全球文化研究方法与文化虚无主义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文化是一种文化的新样态，全球文化学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正规且实用的新兴学科，因此，其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十分重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要慎重选用的并非仅限于实证研究法或规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或系统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或比较研究法等一般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24]]中的具体方法，而是更为广义的对于研究入径和思维方式的择录。

第一，样态论与历程论相结合。

全球文化的发展，如同一部电影的录制与剪辑，既要注重整部影片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又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与观赏性，甚至要不惜耗时耗力地认真对待每一帧截图的品质。一方面，要清晰地看到并认同全球文化所蕴含的知识底蕴与时代新质的融合的总体发展进程；另一方面，要严谨地分析在每一组新的参照系下其所呈现出的价值观及其质素。从而避免研究时出现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言行偏颇或研判错误。

研究全球文化的初始状态，重点必须是整个世界文化在新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态度必须是鲜明而彻底的。与此同时，还应理性地看到，族地文化、国际文化或世界文化在现实中的实际状态与全球文化在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之间的对比仍然犹若骨感与丰满般反差显著。换言之，全球文化所倡导的全球样态在3.0版复杂多舛的全球化历程中，依然式微。因此，在研究全球文化时，要执着，也要认清形势。当然，这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没有趾高气昂，更没有卑躬屈膝；无论是现代的高屋建瓴者的集结，还是自古以来的承载历史宝藏者的聚合。如果处于一种无视现实而一味沉浸于想象的状态，那么必然会被现实打脸，从而严重影响研究的进程。另则，如果始终卑微地接受恶意的精神控制抱残守缺，那就是对历史的亵渎，从而缩短文化存续与发展的厚重。由此可见，只有坚持状态论与进程论的双向审视才是从事研究的上佳之选，当然，也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自轻自贱者的善意警示。

第二，观照论与镶嵌论相结合。

“观照”一词偶现哲学或文化学研究领域，用以描述两种观点、见解之间的关系。笔者第一次习得，是在跟随恩师蔡拓先生从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的一次课题研讨会上，先生首次提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25]]这一论断，笔者闻之顿觉醍醐灌顶。现将其借用到全球文化研究之中，用以指代用全球文化的新的观点与理念去比照分析族地文化的传统的观点与理念，即用全球文化所倡之全球性来比照分析族地文化之民族性与地域性，这并非“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亦非“取或舍”的实践抉择，而是中国式逻辑的一种类似中庸但胜却中庸的智慧光芒的闪耀。[[26]]

如果说，观照论是全球文化的新的知识体系对族地文化的传统的知识体系的观察与照见，那么镶嵌论则注重全球文化对国际文化或世界文化的知识体系的吸纳与熔融。镶嵌本身意味着一种合体。在当代全球大变革的国际形势之下，当国际文化、世界文化相对松散的知识体系中的片段特质被提出整合性需求时，传统的族地文化的更为松散的知识体系就会出现碎裂呈现以元素特质，甚至发生某种程度的质变，但这并不是消逝或被摧毁，而是以一种保留特质接受更新的元素片段形式嵌入全球文化的向度。由此可见，观照论和镶嵌论类似于哲学原理中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其二者的结合可以使结合体更加完善。至于结合到整体的部分来自西方还是非西方其实并不重要，由于镶嵌是持续且多次的，所以某一次的择取并不会赋予被择取者优势或特权，更不会对未被择取者排斥或否定，对此，无论是否获取镶嵌机会，任何族地文化体都应该摆正心态。如果未被择取的族地文化体因此而产生自我否定或者媚外的倾向，那么，文化虚无主义便出现了。实际上，择取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镶嵌之后的整体是属于所有文化体的。

第三，别异论与统合论相结合。

全球文化中的全球之球是指地球，它以太阳系八大行星作为参照体系，这种行星尺度的概念外延以及统合属性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族地文化、国际文化所坚持的社群尺度的主体间性和别异属性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新质。但是，若想真正有效地展开全球文化研究并取得预期的结论与成果，还需要将这新质与传统作以更为细致的比对，从中获取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信息，促使良性关联产生并维持其相对稳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承认全球文化与族地文化的价值别异，并非意味着可以简单粗暴地以对立思维审度两种文化在实践中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彼此别异的全球文化与族地文化有时会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表现出统合的一面。比如，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学位投资回报率负增长、包括各大世界名校在内的大学面临生源匮乏、财务失衡与破产危机的时候[[27]]，在全球文化的统合性价值渗透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不同级别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等自发性组织参与调节的鼓励与接纳，就表现出族地性的国际文化与世界性的全球文化的统合。反之，有时后者也会表现出对前者适当妥协的趋向。再如，当代世界的大学一改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唯一性，主动承担起众多社会问题的调解责任的现象，显然是在全球文化的统合意识主导之下形成的，但它并不是将族地文化或国际文化的教育框架和研学理念彻底颠覆，而是给坚守传统教育模式的传统国际文化保留相应的空间，在尊重和包容族地文化的基础之上着力实现高等教育的有机统合，进而在更为广阔的问题领域解决类似的关联性问题。全球文化的统合是一个真切存在的整体向善的过程，它不会给虚无主义以任何机会恶意凸显别异性从而使族地文化等传统文化体彼此之间打破平衡。

结语

全球文化，作为新兴学科的一种学术理念，其解读和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溢于言表。它不仅可以用来观测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全貌，彰显文化的全球化质素，纠正郁结于族地优劣观念的偏狭与狂傲，抨击深陷于文化虚无主义的媚俗与自卑，还可以为与全球化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精神与智力支持。其理论定位是否精确、阐述是否明晰、方法是否有效，直接关乎全球文化要义及其相应实践的认同水平与实施效能。全球文化，作为新兴时代的一种理想格局，其政治、经济、社会实践意义更是毋庸置疑。在擅并悖行、烙印互拓的中国式逻辑的解读之下，内蕴交叠且层次丰富的全球文化，世势国情气脉相连、人本民生魂脉互通、枝叶葳蕤根脉绵延。明其体而达其用，体用贯通之下，它既可以是指导全球治理的无形指针，又可以是实实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见行动。其落实与践行是否正向且到位、操控与运行是否明确而果决、主体是否实力与自信同时在线，决定着全球文化乃至文化全球的未来。

[Abstract]Global culture,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new global studies of the century,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scholar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stern scholars, given the advanced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modern civilization, often tend to view global culture as a quasi ecological evolution where ethnic cultures are submerged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belong to the world culture. They propose extreme theories such as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attempting to interpret the essence of global culture as opposition and conquest. Nihilism is also inevitably bred quietly. On the contrary, many Chinese scholars currently believe that global culture is a new cultural form that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ethnic,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cultures, either stemming from the defense of existence and continuity, or from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ts prominent feature is its compatibility with ethnic,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cultures.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display of global culture is based on its global nature, combining methods such as morphology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observation theory and embedding theory,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gration theory, etc., to refute the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the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correct the cultural nihilism theory.

[Keywords]Global, Culture, Chinese style, Glob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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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江河：《从大国政治到国际法治：以国际软法为视角》，载《政法论坛》2020年1月第1期，第47页。 ↑
19. [] 江河：《从大国政治到国际法治：以国际软法为视角》，载《政法论坛》2020年1月第1期，第61页。 ↑
20. [] 参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华商网2023-06-08发布，见http://news.qq.com/rain/a/20230608A00XY700。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月13日。 ↑
21. [] 郭立新：《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刑事检察实践》，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第94-106页。 ↑
22.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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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王子舟：《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载《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1期，第2-5页。 ↑
25. [] 蔡拓：《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第4-29页。 ↑
26. [] 蔡拓：《全球政治的要义及其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29-35页。 ↑
27. [] 程星：《大学国际化的历程》，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94-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