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户口办好了？”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他那扇紧闭的房门。
他背对着我，坐在书桌前，声音嘶哑，“嗯，办好了就行。”
我正想按计划谈谈离婚的事，他却猛地转过身，将一个文件袋推到我面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愣住了。
01
那封来自幼儿园的邮件，像一记闷棍，将我所有的体面和伪装敲得粉碎。
“非京籍适龄儿童入学政策”，每一个字都冰冷如铁，硌得我眼睛生疼。
我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儿子小小的身影追着一只蝴蝶，咯咯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他叫乐乐，今年六岁。
他不知道，他追逐的蝴蝶有翅膀，可以飞到任何地方，而他，却可能因为一纸户口，被这座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扫地出门。
我叫林晓，三十二岁，带着乐乐的单亲妈妈。
北漂九年，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这座城市的写字楼和地铁。
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每天踩着高跟鞋在CBD健步如飞，策划着GMV上千万的活动，用最专业的术语和甲方唇枪舌战。
同事们都说我像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他们不知道，我的发动机，是身后那个必须由我撑起未来的孩子。
积分落户的表格我填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项都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没有获奖专利，没有纳税大户的头衔，我只是北京千万普通上班族中的一员，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汇入人海。
房东又打来电话，语气客气却不容置喙：“小林啊，下个月房租要涨五百。”
挂了电话，我看着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开间，月租六千，它吞噬了我工资的一大半。
乐乐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仰着脸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家呀？不用搬来搬去的那种。”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酸涩到无法呼吸。
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快了，乐乐乖，妈妈在努力。”
可我自己都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在网上疯狂地搜索着“孩子上学”、“北京户口”的关键词。
弹出的每一个结果，都让我更加绝望。
要么，是每年几十万学费的国际学校，那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要么，是回到我那十八线小县城的破旧小学，让乐乐变成一个每年只能见我一两次的留守儿童。
一想到乐乐可能会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走上那条路。
绝望中，我想起了一个同样是北漂的朋友小敏。
她学历不如我，能力不如我，却在去年，奇迹般地解决了她女儿的户口问题。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小敏沉默了很久，才隐晦地吐出一句话：“晓晓，有些事，就是拿一样东西，换另一样东西。”
“什么意思？”我追问。
“找个有户口的本地人，结婚。”
这七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婚姻？
对于一个在失败的婚姻里逃出来，独自舔舐伤口多年的女人来说，这个词既神圣又可笑。
我下意识地反驳：“这怎么可能！太荒唐了！”
“荒唐？”小敏的笑声带着一丝过来人的沧桑，“等孩子被遣返回老家，你哭都来不及的时候，就不觉得荒唐了。你以为我愿意吗？可我女儿现在能上片区最好的公立小学，这一切就都值了。”
她最后说：“你没时间了，乐乐明年就要上学。你自己想清楚吧。”
挂了电话，我呆坐了整整一夜。
窗外，城市的霓虹闪烁，繁华又冰冷。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脸，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
爱情？那是什么东西？能当饭吃，还是能换来一张北京户口？
我早就过了做梦的年纪。
我的人生，已经不起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屋，我做出了决定。
我卖掉的，是我的婚姻。
我买下的，是我儿子的未来。
这笔交易，我认了。
通过小敏的介绍，我见到了周建国。
我们约在一家老旧的茶馆，空气里弥漫着廉价茶叶和岁月混合的味道。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普通，甚至有些邋遢。
四十三岁，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身材微胖，头发有些稀疏，看人时眼神习惯性地躲闪。
他就是我这场婚姻交易的另一方。
我的“丈夫”，周建国。
我打量他的同时，他也在局促地打量我。
他紧张地搓着手，桌上的茶杯被他摩挲得发出轻微的声响。
“林……林小姐。”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点点头：“叫我林晓就行。”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我们像两个准备签署合同的生意人，开门见山。
周建国说，他父母都是退休工人，身体不好，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闭眼之前看到他成家。
他自己经营一家五金店，生意不温不火，性格内向，圈子小，一不小心就拖到了这个年纪。
“我……我不需要别的。”他磕磕巴巴地说，“就是……领个证，让我爸妈安心。你放心，我不会……不会碰你。”
他的直白让我有些意外，也松了口气。
我提出了我的条件：“我需要北京户口，为我儿子上学。领证后，需要尽快配合我办理户口迁移。”
“没问题。”他答应得很干脆，“我家的户口本上，就我跟我爸妈三个人，加你和你儿子，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像敲定合同条款一样，明确了“合作”的细则。
一、婚后，我带着乐乐搬进他家，住次卧。
二、双方分房睡，互不干涉私人生活。
三、财务AA制，我的生活开销和乐乐的费用我自己承担。
四、在双方父母和外人面前，必须扮演恩爱夫妻。
五、关于未来，我们心照不宣地没有提“离婚”两个字，但彼此都明白，这只是一场有时限的合作。
谈完后，他从一个旧钱包里拿出两百块钱放在桌上，说：“我来结账。”
那一刻，我对他的印象，除了“普通”，又多了一个“实在”。
一周后，我们去领了证。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我们各自请了半天假。
民政局里人不多，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走着流程。
当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递到我们手里时，我感觉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任务。
没有喜悦，没有激动，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虚无感。
周建国拿着证，手心都在冒汗，他看了看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林晓，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搬家的那天是个周末。
我的行李很简单，两个大号的行李箱，就是我和乐乐的全部家当。
周建国的家在二环内一个老小区，六层高的板楼，没有电梯。
他一个人吭哧吭哧地帮我把箱子扛上了五楼。
打开门，一股老房子的味道扑面而来。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大概七十平米，但被他收拾得异常干净，地板擦得发亮，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间是次卧，你们住。”他指着一间朝北的小房间，“我已经收拾出来了，床单被褥都是新买的。”
我走进去，一张一米五的床，一个老式的大衣柜，一张书桌，陈设简单，但确实很干净。
乐乐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抓着我的衣角，小声问：“妈妈，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吗？”
“对。”我摸摸他的头。
他看着周建国，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陌生。
同居的生活，在一种极致的尴尬和疏离中开始了。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严格遵守着彼此的边界。
早晨，我六点半起床，给乐乐做早餐，然后送他去幼儿园，再去上班。
晚上，我经常加班到九点多才回家。
餐桌上，我们很少说话。
他捧着一碗面条呼噜呼噜地吃，我带着乐乐小口地吃着我做的饭。
更多的时候，是各自低头玩手机，空气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乐乐是这个冰冷空间里唯一的变数。
他渐渐地不再那么怕周建国，但依旧只肯叫他“周叔叔”。
周建国似乎也不太会和小孩子打交道，每次想和乐乐说话，都显得笨拙无比。
他会买一些零食和玩具回来，默默地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乐乐会看看我，得到我的允许后，才小心翼翼地拿走。
拿到结婚证的第二周，周建国就带着我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流程比我想象的要繁琐，需要各种证明和文件。
他跑前跑后，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办完手续，工作人员说，等通知就行了，大概需要几个月。
走出派出所，阳光有些刺眼。
我看着周建国的背影，他走在前面，依旧是那件灰色的夹克，背影有些佝偻。
我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我的命运，真的和这个陌生的男人，捆绑在了一起。
这场交易，已经正式开盘，无法回头。
02
日子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地过着。
我和周建国，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屋檐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但生活，毕竟不是合同。
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款，无法规定油盐酱醋的琐碎，也无法阻止人心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来自厨房。
我习惯了南方的清淡口味，而周建国是典型的老北京，就好那口重油重盐。
起初，我们各做各的饭，厨房里常常是两套锅碗瓢盆同时开火。
后来，我觉得麻烦，也觉得浪费。
有一次我做红烧肉，顺口问了一句：“我多做点，你吃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做饭时，会习惯性地多做一些。
我会把菜盛出两盘，他那盘，我会多淋一些酱汁。
而我做汤时，会单独盛出一碗不放盐的，等他吃的时候自己加。
有一次我随口说：“你血压有点高，以后少吃点咸的。”
他“嗯”了一声，没抬头，但那天晚上，他真的没有再往汤里加盐。
第二个改变，来自深夜。
我公司的项目进入了关键期，加班成了家常便饭。
那晚，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客厅里竟然亮着一盏昏黄的落地灯。
周建国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播着无聊的午夜剧场。
“还没睡？”我有些意外。
他揉了揉眼睛，站起来，说：“哦……睡不着，看会儿电视。”
他指了指茶几：“给你留了杯水，还是温的。”
我看着那杯水，水汽在灯光下袅袅升起，像一团小小的、温暖的雾。
我的心，忽然就被这团雾轻轻地撞了一下。
他明明可以回房去睡，却在客厅里，用一个蹩脚的借口，为我亮着一盏回家的灯。
这个男人，笨拙得让人心酸。
而真正打破我们之间那层坚冰的，是乐乐。
乐乐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被他不小心摔坏了，手臂掉了一只。
他哭得惊天动地，我怎么哄都哄不好。
周建国从房间里出来，看了一眼，拿起坏掉的奥特曼，走进了他的储藏室。
那个储藏室我从没进去过，里面堆满了他五金店里的各种零件和工具。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拿着修好的奥特曼走了出来。
那只断掉的手臂被他用一种我看不懂的方法重新接了上去，不仅能动，甚至比以前更牢固。
乐乐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接过奥特曼，眼睛里闪着崇拜的光。
“周叔叔，你好厉害！”
这是乐乐第一次，主动而真诚地夸奖他。
周建国黝黑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红晕，他挠了挠头，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
那个笑容，和他平时挤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带着一种朴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从那天起，乐乐成了他的小跟屁虫。
家里的遥控器坏了，乐乐会拿去给“厉害的周叔叔”修。
我的台灯不亮了，乐乐也会第一时间向周建出求助。
而周建国，总能像个魔术师一样，三下五除二地把所有东西都修好。
他在乐乐面前，似乎也渐渐找到了自信，话变多了一些，不再总是躲闪着目光。
转折点，发生在他父母要上门的那天。
前一天晚上，周建国前所未有地局促不安。
他搓着手在我房门口站了很久，才开口：“林晓……明天……我爸妈要来。你看……能不能让乐乐……叫我一声‘爸爸’？就明天一天。”
我看着他近乎请求的眼神，心里一软。
“好。”
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教乐乐。
乐乐很聪明，但他不理解。
“妈妈，他不是周叔叔吗？为什么要叫爸爸？”
我抱着他，轻声说：“因为明天有爷爷奶奶要来，他们喜欢乐乐叫周叔叔‘爸爸’，这一个魔法称呼，会让爷爷奶奶变得很开心，好不好？”
乐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周建国的父母来了。
是两个很慈祥的老人，带着北京人特有的热情和爽利。
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菜和水果，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
“哎哟，这就是晓晓吧？比照片上还好看！”周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我有些紧张，按照排练好的，叫了声“爸，妈。”
两位老人笑得更开心了。
这时，乐乐从房间里跑出来，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周建国。
周建国紧张得拳头都攥紧了。
乐乐跑到他身边，仰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爸爸！”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看到，周建国这个四十三岁的男人，眼圈“唰”地一下就红了。
他蹲下来，一把抱住乐乐，抱得很紧很紧。
我别过头，假装去看窗外，却感觉眼眶有些发热。
那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我拿出了全部的演技，和周建国配合默契。
他给我夹菜，我给他盛汤，我们在饭桌上聊着公司里的趣事，聊着乐乐在幼儿园的表现。
仿佛我们真的是一对恩爱多年的夫妻。
送走老人后，我和周建国都瘫在了沙发上，像打了一场硬仗。
“呼……”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呼……”我也跟着舒了一口气。
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如此放松地、发自内心地相视而笑。
那之后，我们之间的墙，仿佛彻底消失了。
他会开始问我公司里的事，虽然他听不懂那些复杂的商业模式，但会认真地听我说完，然后说一句：“你真不容易。”
我也会在他盘点五金店账目的时候，给他倒杯热茶，提醒他早点休息。
有一次，我重感冒，发烧到39度，浑身无力。
他二话不说，背着我就往楼下跑，打车去了最近的医院。
在医院里，他跑前跑后地挂号、缴费、取药，把我安顿在输液室，又跑出去买了热粥。
那碗粥，熬得稀汤寡水，没什么味道。
他笨手笨脚地喂我，汤匙好几次都碰到了我的鼻子。
我看着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和他那双写满担忧和焦急的眼睛，忽然觉得，那碗寡淡无味的白粥，比我喝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更暖胃。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
我开始习惯了这个家的温度，习惯了客厅里那盏为我而留的灯，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沉默却可靠的男人。
我甚至会偶尔产生错觉。
这或许，并不是一场交易。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普通的、温暖的家。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恐慌。
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林晓，别忘了你的初衷，你只是为了户口。
等到户口到手，这场戏就该落幕了。
可我的心，却越来越不受控制。
03
春天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户口批下来了。
那一刻，我握着电话，手心全是汗，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这意味着，乐乐可以在北京光明正大地入学，他可以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未来。
我所有的牺牲和忍耐，在这一刻，都有了回报。
我第一时间给周建国发了条信息：“老周，办好了，谢谢你。”
他很快回了两个字：“太好。”
拿到新户口本的那天，我请了半天假。
户主那一栏，写着周建国的名字。
下面，是他的父母。
再下面，是我的名字，关系是“妻”。
最后，是乐乐的名字，关系是“子”。
薄薄几页纸，承载着我全部的希望。
我摩挲着那几个崭新的铅字，心里五味杂陈。
有喜悦，有感激，但更多的是一种即将面对摊牌的沉重。
交易的核心目标已经达成。
我，林晓，已经不再需要这场婚姻了。
晚上，乐乐睡着后，我坐在客厅里，想了很久。
我该怎么和他说？
是直接提离婚，然后商量一个补偿他的方案？
还是继续这样“合作”下去，直到他或者我，遇到真正想共度一生的人？
可什么是“真正想共度一生的人”？
周建国不算吗？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被我强行压了下去。
不，林晓，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和他之间，始于一场交易，就不该奢求一个童话般的结局。
他帮你完成了人生大事，你也该让他恢复自由。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情绪，走到他房门前，敲了敲门。
“老周，你在吗？我想和你聊聊。”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声音大了一些。
门“吱呀”一声开了，他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白天的衣服，脸色有些苍白。
“进来吧。”他说。
我走进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和他的人一样，简单，整洁，甚至有些过分冷清。
他没有开大灯，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
他径直走到书桌前坐下，背对着我，留给我一个沉默的、紧绷的背影。
桌上，突兀地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张银行卡。
气氛有些不对劲。
我心里的不安在一点点扩大。
“老周……”我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户口的事，真的……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
屋子里静得可怕。
我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你看，现在事情也办完了……我们……是不是该谈谈……未来的事？”
我小心翼翼地措辞，生怕刺激到他。
我以为他会像我们最初谈判时那样，冷静地和我商讨“合同”的收尾事宜。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他会提出一些经济补偿要求的准备，毕竟，他付出了一个北京男人的婚姻名额。
然而，他依旧沉默着，像一尊雕塑。
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他越是沉默，我心里越是没底。
他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觉得这笔交易他亏了？还是……他要提出什么我无法接受的新条件？
就在我的思绪乱成一团麻的时候，他终于动了。
他缓缓地转过椅子，面向我。
灯光下，他的脸色平静得吓人，但那双平日里总是有些躲闪的眼睛，此刻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而决绝的情绪。
他没有看我的脸，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某个虚空之处。
而他接下来的举动，却令我始料未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