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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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9日，美国洛杉矶。
一间普通公寓的卧室里，90岁的王碧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她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呼吸越来越微弱，但那双浑浊的眼睛却始终望着窗外的方向——那是太平洋的方向，也是故土的方向。
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一件旧大衣，那是丈夫吴石留给她的最后遗物。4
4年了，这件大衣她一直带在身边，从台北带到洛杉矶，从中年带到暮年。大衣的布料早已褪色发旧，可她从来舍不得扔掉，就像她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人。
弥留之际，她反复对守在床边的小儿子吴健成说："把我葬回你爸身边……把我葬回你爸身边……"
这句话，她等了整整44年。
44年前的1950年6月10日，她的丈夫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56岁。
从那一天起，她就成了"匪谍家属"，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台湾颠沛流离，受尽白眼和苦难。
44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丈夫，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留在大陆的儿女。海峡两岸，骨肉分离，这种痛苦常人难以想象。
1973年，丈夫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
按理说，她完全可以想办法回到大陆，与留在那边的长子长女团聚，安享晚年。
大陆的儿女也一遍遍写信催她回去，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房子收拾好了，保姆也请好了，就等她回家。
可她偏偏没有回去。
她宁愿在台湾继续忍受监视和贫困，宁愿在1980年以76岁高龄远赴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也不愿踏上大陆的土地。
这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说她心寒、说她绝情、说她忘了本。
可只有王碧奎自己知道，她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她谁也不敢告诉的秘密，一个让她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守护的秘密。
1980年5月，76岁的王碧奎被小儿子接到美国洛杉矶。离开那座困了她30年的孤岛之后，她才终于对儿女诉说了这个藏了半辈子的隐情。
而这个隐情，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沉默了很久，继而泪流满面……
【一】将门虎子，乱世抉择
要说王碧奎的故事，就不能不先说说她的丈夫吴石。
吴石，1894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闽县螺洲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自幼聪颖好学，在乡间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后转读福州开智小学接受新式教育。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7岁的吴石热血沸腾，毅然参加了福州学生军，投身革命洪流。
这一年，他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也在心中种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同年底，吴石进入武昌陆军中学就读。毕业后，1914年8月，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教育。1916年8月毕业后，吴石正式踏入军旅生涯。
此后的岁月里，吴石的军事才能逐渐显露。
1929年，他远赴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
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专门研究日本情报。
凭借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和出色的分析能力，他成为国民党军中公认的"日本通"。
1936年2月，吴石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石历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等职务。
1942年，他调往第四战区，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又任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参事。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吴石为抵抗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王碧奎，就是在这段岁月里与吴石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妻子。
王碧奎，1904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与吴石是同乡。
1923年冬，19岁的王碧奎与29岁的吴石结为夫妻。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先后生下六儿两女。
只是命途多舛，长子吴美成、次子吴展成、四子吴康成、五子吴竞成相继早殇，最终只留下三子吴韶成、六子吴健成，以及长女吴兰成、次女吴学成。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南京失守前夕，吴石家属先行撤往重庆。
王碧奎带着四个子女，经友人介绍在长江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下。当时物资紧缺，生活艰难，但王碧奎硬是咬牙撑了过来，把四个孩子都送进了学校。
抗战八年，王碧奎独自照顾家庭，让丈夫能够安心在前线为国效力。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因为她知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丈夫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吴石继续在国民政府任职。1947年1月20日，国防部史料局成立，吴石出任局长。
也正是在这一年，吴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
1947年4月，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何遂、何康父子以及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会面。这次会面，改变了吴石的一生，也改变了王碧奎和整个家庭的命运。
何遂是吴石的挚友，早年与吴石在保定军校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何遂的儿子何康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何遂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
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经常往返上海与福建，为我党送来大量重要情报。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搜集国民党军事机密，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中共。
1948年，徐蚌会战前夕，吴石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取得了"淮海战场形势图"等关键军事情报。
吴仲禧是吴石的老友，也是福建同乡。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让吴仲禧得以进入剿总机要室查看作战地图。
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赶到上海把情报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
这批情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然接到台湾发来的急电。电报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即日携带家眷赴台任职。
接到命令后，吴石陷入了沉思。
去，还是不去？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去台湾，意味着要深入虎穴，随时可能暴露身份，丢掉性命；不去，意味着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无法继续为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吴石与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
据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他曾请吴石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吴石的回答很坚决。他说："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吴韶成、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这个安排，暗藏深意。吴石把家庭一分为二，把年长的两个孩子留在大陆，把年幼的两个孩子带去台湾。倘若台湾那边出了事，大陆还有血脉延续；倘若能全身而退，一家人终能团圆。
这是一个父亲能做的最周全的安排，也是一个情报人员能做的最稳妥的部署。
1949年8月，福州解放的前一天。
天刚蒙蒙亮，一架军用飞机缓缓升空，在空中盘旋，往东南方向飞去。
机舱里，55岁的吴石望着窗外逐渐渺远的福州城，神色凝重。他在心中默默地说：福州，我很快就会回来。
坐在他身边的王碧奎，抱着7岁的小儿子吴健成，身旁还有16岁的次女吴学成。
她并不清楚丈夫的真实身份和使命，只知道丈夫让她收拾行李，带上两个最小的孩子，一起去台湾。
飞机越飞越高，台湾海峡在机翼下闪着粼粼波光。王碧奎透过舷窗望着渐渐远去的大陆，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她不知道，这一去，要等44年才能魂归故里。
【二】虎穴藏忠魂，惊涛传密报
到台湾后，吴石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个位置至关重要。
作为国防部的核心人物，吴石能够接触到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包括台湾的战略防御部署、军队编制、武器装备等绝密信息。
这正是组织需要的。
可问题在于，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对岛内进行了血腥的"清共"行动，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与组织的联系一度被切断。
1949年底，蒋介石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
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
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
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吴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继续为组织工作。
他多次派部下向在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可这样的情报传递方式极易被察觉，一旦暴露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
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攻占台湾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
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专人赴台与吴石联系。
这个人，就是朱枫。
朱枫，原名朱贻荫，1905年12月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名门望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她周旋于国民党党政军界高层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筹措经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11月，朱枫接到华东局的指派，以探亲名义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员。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达台湾，即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来到吴石的寓所。
两人的会面非常简短。吴石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绝密军事资料交给了朱枫，这些资料被制成缩微胶卷，便于携带和隐藏。
这批胶卷的内容极其重要，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这批情报的价值无法估量。有了这些资料，解放军就能准确掌握台湾的防御部署，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关键依据。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处。其中几份重要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了伟人。
据记载，伟人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那里取回时，十分高兴，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伟人还即兴挥笔，在一张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一首诗称赞：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他还特意嘱咐，一定要把这首诗传到那边，让吴石和朱枫知道组织对他们的肯定和感谢。
此后，吴石与朱枫又秘密会晤了五次，前后共计六次。每一次见面，吴石都会把最新搜集到的情报交给朱枫，由她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大陆。
每一次会面，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可他们从未被发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50年1月29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起初，他还试图抵抗，甚至一度逃脱。可最终还是在2月4日再次被捕，一周后彻底叛变。
蔡孝乾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掌握着大量机密信息。
他的叛变，给台湾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他口中，特务组织确认了吴石、朱枫的身份，还掌握了台湾地下党的花名册。
包括主要领导在内的400多名党员被逮捕，连同左翼分子、外围人员共1800多人被捕。
消息传来，吴石知道自己暴露了。
可在这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朱枫。
当时，朱枫已经完成任务，正准备返回大陆。可由于蔡孝乾被捕，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朱枫被困在了岛上。
吴石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派自己的亲信副官聂曦护送她乘机飞往当时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
送走朱枫后，吴石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以为危险已经化解，朱枫应该能够安全返回大陆。
可不幸的是，朱枫在浙江舟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特务机关顺藤摸瓜，发现朱枫能够成功离开台湾岛，与吴石直接相关。他们在吴石的寓所搜出了他亲笔签发《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
这张《特别通行证》，直接坐实了吴石"通共"的罪名，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0年2月28日，王碧奎在家中被特务带走。
1950年3月1日晚，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敲开吴石在台北的家门，找借口将他带走。当天夜里，特务就对吴石进行了审讯。
那个夜晚，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眼睁睁看着父母先后被带走。两个孩子吓坏了，抱在一起瑟瑟发抖，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他们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了。
【三】铁窗七月，生死永诀
王碧奎和两个孩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
那是怎样一个地方？又黑又潮，地板湿乎乎的，到处弥漫着霉味和汗臭味。
牢房很小，却挤满了人，连转个身都困难。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冰冷的地上；没有像样的食物，每天只有一点稀粥和咸菜；没有干净的水，渴了只能喝生水。
王碧奎是一个从未受过苦的官太太，从嫁给吴石那天起，她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现在，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被关在这阴冷潮湿的牢房里，度日如年。
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种苦？
吴学成还算懂事，知道要照顾弟弟和母亲；可小小的吴健成，常常饿得直哭，冷得发抖，却不敢大声出声，怕惹来狱卒的打骂。
王碧奎心如刀绞。她不知道丈夫怎么样了，不知道他们母子三人能不能活着出去，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但她知道，无论如何，她不能倒下。她是孩子们唯一的依靠，她必须撑住。
审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特务们想从她口中套出更多的信息，想知道吴石还有哪些同伙，还传递过哪些情报。可王碧奎什么都不说。
她确实不知道丈夫的具体工作内容，但即使知道，她也不会说。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七个月，整整七个月，她在牢里熬着，一个字都没有吐。
吴石在另一间牢房里，遭受着更加残酷的折磨。特务们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想逼他说出更多的情报，想让他供出更多的同伙。
吴石的一只眼睛因遭毒打永远失去了光明，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可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据记载，吴石夫妇被捕后，有一次在监狱放风时偶然邂逅。他们只能远远地对视，用眼神传递彼此的牵挂和鼓励。
后来，吴石想方设法走得离妻子更近一些。他悄声对王碧奎说了一句话："我今天加餐了。"
那时候监狱伙食很差，犯人常常饿肚子。吴石说这样一句话，是想让妻子知道自己还好，让她稍微安心一些。
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对话。
1950年5月30日，蒋介石指派蒋鼎文与韩德勤、刘咏尧负责审判吴石等人。审判的结果早已内定：死刑。
负责审理的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曾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转报有关被告在法庭上的忏悔言词。
可蒋介石大怒，认为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下令将三人革除原职，后改以记过处分。
吴石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临刑前，他托人捎话给妻子：照顾好孩子，别管他的事。
他还找到保定军校的老同学陈诚。陈诚当时在国民党核心层，位高权重。
吴石没有明说什么，但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陈诚能在自己死后照顾一下妻儿，让他们少吃点苦。
陈诚记着吴石昔日的功劳和为人，顶着巨大的压力，给王碧奎安了个"妇人无知"的名头，意指她对丈夫的所为毫不知情，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这才让王碧奎的刑期从九年减到七个月，也让两个孩子免于牢狱之灾。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下午四时，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将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人押赴刑场。
吴石走在最前面，步履从容，神色镇定。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据当年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大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还特别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这首诗，正是吴石在狱中所作的绝命诗：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枪声响过，一代英魂就此陨落。吴石时年56岁。
吴石牺牲后两个月，他的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也被害于马场町。
1950年秋，经吴石故旧多方营救，王碧奎终于获释出狱。她在牢里待了七个多月，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双腿在阴雨天就疼得钻心，走路要扶着墙，这个毛病折磨了她一辈子。
出狱那天，王碧奎拖着病躯，牵着两个孩子，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阳光刺眼，她眯起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生活。
【四】孤岛余生，三十年隐忍
王碧奎出狱那天，才发现天已经塌了。
家早就没了。家产被查抄一空，他们住的军官宿舍也被收回，三个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在母亲被捕后就被房东赶出了家门，无依无靠，流落街头。
幸好吴石的老部下吴荫先收留了他们，让姐弟俩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吴荫先还协助他们领回了吴石的遗体，火化后暂厝于台北郊区一座寺庙。
王碧奎出狱后，母子三人团聚，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吴石家属"四个字，比毒药还毒。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个身份就像一块烙印，刻在他们身上，永远无法抹去。
没有人敢雇王碧奎做工，没有人敢借给她一碗米，没有人敢和她说话。邻居见了他们，老远就绕着走，生怕沾上一点关系。
他们住的地方，是台北最破旧的角落。房子又小又暗，一下雨就漏水，一刮风就透风。
可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王碧奎求爷爷告奶奶才租到的，房东还随时可能把他们赶走。
更揪心的是，他们连悼念吴石的权利都没有。
王碧奎把吴石的一寸照片缝在贴身衣兜里，只有深夜、只有确定四下无人的时候，才敢悄悄拿出来，用袖口轻轻擦拭上面的灰尘，看一眼丈夫的面容，然后赶紧藏好。
有一次，7岁的小儿子吴健成想起了父亲，脱口喊了一声"爸爸"。
王碧奎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捂住孩子的嘴，搂着他躲在床底下。她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确认没有人注意到，才敢从床底下爬出来。
从那以后，她反复叮嘱两个孩子：你们父亲走的路没有错，但这话得烂在肚子里，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谁问都说不知道，谁问都说不记得。明白吗？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提起父亲，但他们知道，母亲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
这一躲，就是30年。30年里，王碧奎带着儿女在台北的阴暗角落里苟延残喘。
陈诚记着吴石的嘱托，后来偷偷帮了忙。
他不敢公开出面，就用"陈明德"的化名给吴健成办入学手续，每个月暗中塞给王碧奎一笔生活费。他再三叮嘱："别让人知道是我给的。"
可这点钱，远远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为了活下去，王碧奎把最后一点首饰都当了。
金戒指换了三个月房租，银镯子换了女儿的课本，连吴石当年送给她的定情玉佩，她也咬着牙拿去换了儿子过冬的棉衣。
狱中落下的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她直冒冷汗，走路得扶着墙。
可她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接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赚几分钱补贴家用。她的手指因为长年做针线活，变得粗糙、弯曲，关节变形，可她从来没有停下过。
16岁的吴学成看着母亲这样辛苦，心里难受极了。她知道，以他们家的情况，她不可能继续读书了。于是，她偷偷退了学，去纺织厂当女工。
工厂的活儿又累又脏，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可吴学成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她要赚钱，要帮母亲养家，要让弟弟有书读。
可即便这样，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常常揭不开锅。
有一天晚上，吴学成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妈，我想嫁人。"
王碧奎愣住了。女儿才十七八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怎么能就这样嫁人？
吴学成低着头说："隔壁的张婶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是个退伍军人，家里条件还行。他说愿意娶我，还愿意帮衬咱们家……"
王碧奎什么都明白了。女儿是为了这个家，才愿意早早把自己嫁出去。她抱着女儿，哭了一整夜。可哭过之后，她也只能点头。
那是当时唯一的活路。
吴学成嫁人后，家里的负担稍微轻了一些。
小儿子吴健成在陈诚的暗中资助下，一路读书，最终考上了台湾大学。毕业后，他又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
王碧奎在台湾的30年，根本不算过日子。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社交。她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活下去，保护孩子。
每天晚上，她都睡不踏实。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她就会惊醒。她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她，总觉得特务随时会破门而入。
她不敢和任何人深交，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丈夫的名字。她活得像一只惊弓之鸟。
特务确实一直在盯着她。他们会翻她家的垃圾桶，会跟踪她去买菜，会询问她的邻居她最近都干了什么。她是重点"关照"对象，这一点她心里清楚。
1973年，一个消息从香港辗转传来：大陆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王碧奎的手在颤抖。她从亲戚手里接过那张报纸剪报，躲进自己的小屋里，把门关紧，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上面的文字。
丈夫的名誉终于恢复了！23年了，整整23年，他终于不再是"匪谍"，而是革命烈士。他的牺牲终于得到了承认，他的贡献终于得到了肯定。
王碧奎的眼泪夺眶而出，浸湿了报纸，浸湿了她的手，浸湿了她的衣襟。她哭得说不出声，哭了整整一夜。
按理说，丈夫已经被追认为烈士，她完全可以想办法回到大陆，与留在那边的长子长女团聚，安享晚年。
大陆的儿女也一遍遍写信催她回去。
长子吴韶成在信里说："妈，回来吧，我们都等着您呢。房子已经收拾好了，您回来就能住。"长女吴兰成在信里说："妈，我好想您，您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可王碧奎始终没有回去。
她宁愿继续在台湾忍受监视和贫困，宁愿在1980年以76岁高龄远赴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也不愿踏上大陆的土地。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不说。无论儿女怎么问，她都不说。她只是沉默着，摇摇头，叹一口气。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说她心寒、说她绝情、说她忘了本。可只有王碧奎自己知道，她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她谁也不能告诉的秘密。
直到1980年离开台湾、远赴美国之后，她才终于对儿女说出了这个藏了半辈子的隐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