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一走，袁慰亭那小子，怕是要翻天。”
病榻上，那个被称作“大清最后的指望”的老人，喉咙里发出漏风箱般的声音。
亲信赶紧凑上去：“中堂大人多虑了，他毕竟是您一手提拔的，没您哪有他的今天。”
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死死抓住亲信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他凑到亲信耳边，用尽最后一口气说：“你不懂。这屋子，要塌了。不是我死后，是七天后。”
1901年的秋天，北京城的天空是灰色的。
不是寻常的铅灰，是一种混杂着尘土、火药和干涸血迹的，脏兮兮的灰。
八国联军的马靴印子，像一道道丑陋的疤，刻在从永定门到紫禁城的每一寸土地上。
乌鸦不怕人，落在残破的屋檐上，叫声干瘪刺耳，像是用砂纸在摩擦一块朽木。
就在这片几乎闻不到活人气息的废墟里，西班牙使馆的小楼却透着一股古怪的“生气”。
窗户擦得锃亮，映着外国哨兵来回踱步的影子。楼里，一场决定大清国运的谈判，已经拖了好几个月。
谈判桌的一头，坐着十一国公使。他们像一群刚刚饱餐一顿的狼，剔着牙，讨论着如何瓜分剩下的骨头。而另一头，只坐着一个干瘦的中国老人。
他就是李鸿章。
七十八岁了。身子骨像一截被虫蛀空的柳木，风一吹就要散架。
他穿着深色的官服，衣服显得又大又空，人就在里头晃荡。
两撇花白的胡子耷拉着，遮住了他没有血色的嘴唇。
唯独那双眼睛，偶尔抬起来时，还像结了冰的湖面下，有暗流在涌动。
今天讨论的是赔款数额。俄国公使敲着桌子，吐出的中国话带着一股大蒜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一两都不能少！中国人，一人一两，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李鸿章没看他，只是低头，用小银勺搅动着面前的一碗参汤。
汤已经冷了，浮着一层油皮。他搅得很慢，勺子碰到碗边的声音，叮，叮，叮，在这剑拔弩张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才是这里的主角，一个被推出来收拾烂摊子的主角。
慈禧和光绪还在西安的土路上颠簸，北京城里，能和这些洋人说上话、还懂他们那套弯弯绕绕的，只剩下他李鸿章。
“四亿五千万...”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像从生了锈的铁管里挤出来一样，“太多了。”
德国公使克林德的遗孀前几天还在哭闹，所以德国人态度最强硬：“多？李大人，这是用你们皇帝陛下的信誉做担保的！你们杀了我们的人，毁了我们的使馆，这笔钱，是血债！”
李鸿章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扫过一圈。他没动怒，也没辩解，只是淡淡地说：“俄国公寸功未立，也要和英法德拿一样的份额，这不合规矩吧？况且，你们要求的关税抵押，利息算得太高，我们连本带息要还八亿多两，这不是赔款，这是要我们亡国。”
他一句话，就把皮球踢到了俄国人和其他国家之间。果然，法国公使瞥了俄国人一眼，嘴角撇了撇。他们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李鸿章咳了两声，旁边伺候的随从赶紧递上手帕。他捂着嘴，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瘦削的身体都在发抖。等他再抬起头，手帕上，已经多了一朵刺眼的红梅。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
洋人们看着他手帕上的血，表情各异。
有厌恶，有惊讶，也有一丝不易察乙的敬佩。他们知道，眼前这个老头，是在用命给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争取时间。
他就是个裱糊匠。大清这间四处漏风的破屋子，墙皮剥落，房梁欲断，他却提着一桶糨糊，到处修修补补。
这边糊上一张纸，那边钉上一根钉，嘴里还念叨着：“还能住，还能住。”
所有人都知道这房子要塌了，包括他自己。但他不能停，他是最后一个还愿意干这活儿的了。
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几乎是被人搀扶着抬回了贤良寺的临时住所。
刚躺下，西安来的八百里加急电报就送到了。慈禧的懿旨，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不耐烦。
核心意思就一个：别再磨蹭了，赶紧签字，好让她和皇帝早日“回銮”。至于赔多少钱，割多少地，她似乎并不关心，她只关心自己的龙椅能不能尽快搬回紫禁城。
李鸿章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旨，手指都在抖。
他身边最亲信的幕僚于式枚看他脸色不对，低声劝：“中堂大人，身子要紧。朝廷那边......也是没法子。”
李鸿章没说话，把电旨揉成一团，狠狠砸在地上。他这辈子很少有这样失态的时候。
“没法子？没法子就是把祖宗的江山当尿壶，谁都能上来撒一泡尿？”
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我在这儿跟洋人掰扯一钱银子、一分利息，他们在西安做什么？还在听戏，还在想着怎么回京城摆排场！”
于式枚不敢接话，只能默默地把纸团捡起来，抚平。
屋子里的药味浓得化不开。苦涩的、带着土腥气的味道，钻进鼻孔，让人觉得连呼吸都是一件苦差事。
李鸿章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过了很久，才又开口，声音里全是疲惫：“给慰亭发个电报，让他来一趟。”
慰亭，是袁世凯的字。
此刻的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他的新军。这支军队，是李鸿章一手扶持起来的。
从德国买来的克虏伯大炮，最新式的毛瑟步枪，全都是李鸿章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优先供给袁世凯的。
这支北洋军，说是大清的军队，其实更像是李鸿章的私产，是他在风雨飘摇的官场上，压箱底的最后一张牌。
他想见袁世凯，不只是叙旧，更是想再看一看，这个他亲手喂大的“狼崽子”，如今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
袁世凯来得很快。
他一进门，就带着一股风。人还没到跟前，洪亮的声音就先传了进来：“老师！学生给您请安了！听说您身子不爽利，学生是心急如焚啊！”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式军服，脚上的马靴擦得能照出人影。
跟屋子里这股衰败的气息比起来，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充满了力量和生机。
他一米六出头的个子，敦实粗壮，脖子很短，脑袋直接搁在肩膀上，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他几步走到床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红了。
“老师，您受苦了！这帮洋毛子，简直是欺人太甚！学生在天津，恨不得带兵杀进京城，把他们一个个都扔到护城河里去！”袁世凯抬起头，满脸的忠勇和悲愤。
李鸿章看着他，没让他起来。他就那么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跪在地上的人。
袁世凯的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眼神里满是真挚的关切。
可李鸿章活了快八十年，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他从袁世凯那过于真挚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隐藏得很深的、不易察觉的东西。
那是野心，是欲望，是像狼一样对时机的敏锐嗅觉。
“起来吧。”李鸿章的声音很轻。
袁世凯这才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像个挨训的小学生。
“天津那边，兵练得怎么样了？”李鸿章问。
“回老师的话！六镇兵马，操练纯熟，枪炮精良！只要朝廷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开拔！”袁世凯说得斩钉截铁。
“好，好啊......”
李鸿章点点头，又是一阵咳嗽。他缓了口气，眼睛盯着袁世凯，一字一句地说：“慰亭，你记着。这兵，是为国练的，不是为你自己练的。北洋是国家的北洋，不是哪个人的北洋。你......好自为之。”
这话敲打的意味已经很重了。
袁世凯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不动声色，反而把腰弯得更低了：“学生谨记老师教诲！学生对老师、对朝廷的忠心，天日可表！若有二心，叫我袁世凯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他这誓言发得又毒又狠。
李鸿章摆了摆手，似乎是累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天津那边不能没人盯着。”
袁世凯又行了个大礼，这才一步三回头地退了出去。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李鸿章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知道，刚才那番话，没什么用。袁世凯这头狼，已经养大了，他手里的那根链子，也已经快要锁不住了。
他只是不甘心。他一手创办的北洋，他视为国家最后一道屏障的北洋，难道最后要成了一个人的私兵，反过来咬死这个国家吗？
他不敢再想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鸿章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去。
《辛丑条约》的最后一稿送来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几乎是大清国十几年的财政总收入。
字，还是要签。
签字那天，李鸿章是被抬到西班牙使馆的。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当他颤抖着手，用毛笔在那个耻辱的条约上写下“李鸿章”三个字时，又一口血喷了出来，溅在白纸黑字上，像一滩绝望的墨迹。
这三个字，让他成了后世口中的“卖国贼”。
他自己也知道。回到贤良寺，他彻底倒下了。医生来了好几拨，全都摇着头出去。
西洋医生也请了，拿着听诊器在他胸口听了半天，最后也只是耸耸肩，说了一句：“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他的生命，就像一盏油灯，灯油已经耗干，只剩下最后一点灯芯，在寒风中明明灭灭。
他开始说胡话了。嘴里反复念叨着“海军...银子...不能停...”，有时候又会突然睁大眼睛，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喊：“开炮！开炮！”
那是甲午海战。那是他一生的痛。
他亲手建立的北洋水师，亚洲第一的舰队，就这样沉入了冰冷的大海。从那时起，他的脊梁骨，就真的断了。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他罕见地清醒了过来。他把所有人都叫到床前，儿子，媳妇，还有跟了他几十年的于式枚。
屋子里很安静，只能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声。
他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头，目光在于式枚的脸上停住了。
“我一走......”他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大清这间破屋，再也无人肯为它裱糊修补了...”
他顿了顿，似乎在积攒力气。
“外患...尚可周旋...内忧...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回光返照般地亮了起来。他一把抓住于式枚的手腕，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有力。
“我不在了...清朝...就亡了！”
于式枚被他吓了一跳，赶紧俯下身：“中堂大人，您说什么胡话！您会好起来的！大清不能没有您啊！”
李鸿章却笑了，那笑容说不出的凄凉和悲哀。他松开手，最后说了一句让于式枚毛骨悚然的话。
“记住...七天...七天后...这朝廷...就亡了...”
说完这句话，他的头一歪，眼睛里的光，彻底熄灭了。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李鸿章死了。
消息传开，整个北京城都好像松了一口气。老百姓们在茶馆里议论纷纷，说这个最大的“卖国贼”总算是死了，大清说不定还能有点好日子过。朝廷里，他的政敌们暗自庆幸，少了一个压在头顶的大山。
慈禧太后在西安的行宫里，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可惜了，是个能为国分忧的人。”然后就下旨，追赠太傅，谥号“文忠”，算是给了他死后最后的体面。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李鸿章死后的第一天，北京城的天气很好，出了太阳。
第二天，天津港来了几艘新的外国商船。
第三天，朝廷开始讨论两宫回銮的具体章程，一片喜气洋洋。
第四天，袁世凯从天津递上了一道情真意切的奏折，痛陈自己失去了恩师，悲痛欲绝，表示愿意为朝廷肝脑涂地，以报老师的知遇之恩。奏折的字里行间，满是忠诚。
第五天，城里一家包子铺降价，买一笼送一个。
第六天，风平浪静。
所有人都快忘了李鸿章临死前说的那句疯话。七天后亡国？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大清朝虽然破败，但架子还在，皇帝还在，朝廷还在，怎么可能说亡就亡？
大家都觉得，李鸿章是老糊涂了，是被洋人给气糊涂了。
于式枚也开始怀疑，那天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坐在李鸿章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满墙的书，闻着空气中尚未散去的药味，心里一阵阵发空。也许，中堂大人真的只是胡言乱语吧。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滑到了第七天。
白天，和前六天没什么两样。太阳照常升起，街上的小贩照常叫卖，一切都井然有序。
夜，悄悄地来了。
第七天，夜。天津，袁世凯的督署大院，一间密室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