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王宝玉逃苏联,苏方称送美国并蒙眼,揭罩后却四周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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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党史纵横》、央视网、百度百科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0年8月底,一架图-154专机从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起飞,数小时后降落在中国境内。

机舱门缓缓打开,一个被蒙着双眼的年轻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出舱门。

他的脚步轻快,神情放松,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期待的微笑。在他的想象中,脚下应该是美利坚的土地,眼前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眼罩被摘下的那一刻,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等他适应了光线,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僵住了——面前站着的,是一排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军人。

"王宝玉,我们接你回国!"

这个叫王宝玉的年轻人双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被送往美国的,苏联人明明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什么最后落脚的地方,偏偏是自己最不想回来的祖国。

当他看清周围那些熟悉的面孔和制服时,所有的希望在瞬间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绝望……



【一】

王宝玉,1962年出生于山东青岛,一个海风吹拂的美丽城市。

青岛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依山傍海,气候宜人。

王宝玉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关于他早年的生活,公开资料中记载不多,只知道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1980年,18岁的王宝玉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通过了空军的层层选拔,进入空军航校学习飞行。

在那个年代,能当上飞行员的人凤毛麟角。

空军飞行员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不仅要求身体素质过硬,还要求心理素质稳定、文化水平较高。

从视力到身高,从体重到协调性,从反应速度到心理承受能力,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标准。

据统计,当时飞行员的选拔比例大约是万里挑一,能够通过所有考核进入航校学习的年轻人,无一不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老百姓管这些人叫"天之骄子",是国家花费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

培养一名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成本相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

这些飞行员不仅代表着国家的空中力量,更是国防事业的重要支柱。

王宝玉进入航校后,开始了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涯。

航校的训练是系统而全面的,从基础的航空理论到复杂的飞行技术,从地面模拟训练到实际飞行操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王宝玉在学习过程中展现出了较强的接受能力,他善于钻研飞行理论,对各种飞行数据和技术参数都能很快掌握。

1984年10月,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和训练,王宝玉光荣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他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某航空兵团一大队,成为一名歼-6战斗机飞行员。

歼-6战斗机是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之一,虽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已经有些落后,但它仍然是保卫祖国领空的重要力量。

能够驾驶这样的战斗机翱翔蓝天,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

按理说,这样的人生开局已经相当不错了。

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能够成为空军飞行员,端的是"铁饭碗"中的"金饭碗",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在那个年代,飞行员的待遇远高于普通军人,社会地位也很高,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

王宝玉刚到部队时,也确实意气风发。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定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二】

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个性很强。

他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在同批飞行员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与此同时,他也有一些明显的性格特点:自尊心非常强,疑心也比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

军队里的飞行员,大多性格豪爽,平时打打闹闘、开开玩笑是常有的事。

飞行员这个职业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每次驾机升空都可能面临各种意外情况,所以飞行员们往往性格开朗,善于调节气氛,用幽默和玩笑来缓解工作中的压力。

王宝玉却从不参与这些,也不爱和人说话。

战友们拿他开个玩笑,他非但不笑,反而会板着脸认真回应,有时甚至会把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上纲上线",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时间一长,没人敢跟他开玩笑了,也没人愿意跟他亲近。他就像一座孤岛,漂浮在热闘的人群边缘。

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希望他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

部队领导多次找他谈心,战友们也主动接近他,想要帮助他打开心结。

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

他内心深处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隔开。

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

在他看来,那些整天嘻嘻哈哈的战友们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不像他那样有"思想"。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

毕竟,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只要不影响工作,大家也都能包容。

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

他对飞行技术的钻研确实下了功夫,各种飞行动作都能完成得比较规范,理论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觉得自己理应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回报。这种心态,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部队的最初几年,王宝玉的表现总体上还算不错。虽然性格孤僻,但工作认真负责,飞行技术也在稳步提高。

领导和战友们都对他抱有期望,希望他能够继续进步,在飞行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慢慢转动,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三】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与王宝玉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有的当上了中队长,有的甚至升到了大队长。看着昔日的同学和战友一个个走上领导岗位,王宝玉的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而王宝玉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心理日渐失衡。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飞行技术不比别人差,理论知识也掌握得很好,却总是在晋升时被忽略?

他不愿意承认,一个优秀的军人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能,还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团队协作能力和领导潜质。而这些,恰恰是他最欠缺的。

部队领导其实也注意到了王宝玉的情况,曾多次和他谈心,希望他能够正确看待职务晋升问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上。

但王宝玉却把这些好意当成了敷衍,甚至认为领导是在故意打压他。

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封闭。

在他的认知里,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是领导不公平,是战友排挤他,是组织亏待他。

他从来不反思自己,从来不考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1988年,王宝玉结婚了。妻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和沉默寡言的王宝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结婚后不久,王宝玉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希望能把妻子调到自己驻地附近工作。

但这时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阶段,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这就给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带来很大困难。

地方单位都在精简人员,哪有那么多岗位来安置随军家属?这是当时很多军人家庭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并非针对王宝玉一个人。

对此,王宝玉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

他觉得组织上不关心他,不重视他,故意刁难他。他把一个时代性的普遍问题,当成了针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

后来,组织上经过努力,终于在师部驻地为其爱人安排了工作。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说明组织上确实在想办法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但王宝玉却又不满意了——妻子在师部,他在团里,两地分居让他很不放心。

他爱人性格外向,又很善于交际,这让王宝玉总是疑神疑鬼。

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查岗,有时甚至会突然回家"突击检查"。夫妻之间的信任出现了裂痕,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

于是,王宝玉又向已调任副师长的老团长提出,要调到师部驻地飞行团工作的要求。

他觉得,如果自己能调到师部,就可以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本以为老首长能给他一些关照,没想到治军严格的老团长对他过多考虑个人问题的想法给予了严肃批评。

老团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一个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是整天计较个人得失。

王宝玉听了这番话,非但没有反思自己,反而认为是副师长故意整他、打击报复。他把好意的批评当成了恶意的打压,把组织的关心当成了故意的刁难。

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更加确信是副师长从中作梗,故意不让他晋升。

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闘。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王宝玉心上,让他更加心灰意冷。

工作上的不得志,加上家庭矛盾的激化,让王宝玉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

他成了空军重点关注帮扶的飞行员,有时甚至会被送到老家疗养一段时间,以改善脆弱的心理状况。

部队领导对他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重视的,多次安排人员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希望能够帮助他走出困境。

但王宝玉就像一个刺猬,把所有伸向他的善意之手都当成了威胁,用满身的刺把自己保护起来,同时也把自己孤立起来。

就在这个时期,王宝玉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社会及文化思潮。

他阅读了一些介绍西方国家的书籍和资料,逐渐被物质条件所吸引。

在他的想象中,西方国家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只要能够到达那里,就能过上梦想中的美好生活。

一个危险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悄悄发芽——既然在国内混不出头,不如到国外去碰碰运气。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狂生长。他开始认真考虑叛逃的可能性,开始研究各种逃跑的路线和方法。



【四】

王宝玉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

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他表面上还是那个沉默寡言、埋头工作的飞行员,背地里却在精心策划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叛逃到哪里呢?他反复思量,权衡各种可能性。

台湾是很多叛逃飞行员的首选目的地。

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台湾,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了大量黄金奖励。

但台湾距离太远,从黑龙江出发,歼-6战斗机的油箱根本撑不住。

而且,1988年9月11日,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已经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这意味着,即便能飞到台湾,也不一定能得到想象中的待遇。

韩国虽然距离较近,但当时中韩正在酝酿建交。

之前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了,偷渡者最终被遣返。这意味着借道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朝鲜更不用考虑,那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会被引渡回来。

想来想去,王宝玉把目标锁定在了北面的苏联。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先飞到苏联,然后以"政治避难"的名义申请去美国。

他曾看过一些关于叛逃的报道,在冷战时期,从社会主义国家叛逃到西方的人往往会受到欢迎。

他天真地以为,苏联作为一个大国,一定会尊重他的"政治避难"请求,把他送到美国去。

到了美国,就是一片新天地,说不定还能像当年叛逃台湾的飞行员一样,得到丰厚的回报。

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可行,王宝玉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事实。

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经过多年的隔阂和对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终于重新走到了一起。

苏联正急着跟中国搞好关系,正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表明友好的诚意。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普通的叛逃飞行员,去损害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友好关系?

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但王宝玉只懂飞行技术,对国际政治几乎一窍不通。他被自己的幻想蒙蔽了双眼,根本想不到这一层。

在他的认知里,苏联和美国虽然是对手,但都是"发达国家",都比中国"先进"。

只要能到达苏联,就离他的美国梦不远了。这种幼稚的想法,最终把他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为了打消领导的疑虑,王宝玉在叛逃前几个月刻意改变了自己的表现。

他变得谦逊和善了许多,和战友们相处也越来越融洽,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

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的标注。

领导们还以为他想通了,终于放下了心理包袱,开始积极面对工作和生活。谁知道这只是他的"韬光养晦"之计,是他为叛逃做的烟幕弹。

1990年8月,王宝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部队正在黑龙江驻训,距离苏联边境的距离大大缩短。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8月25日,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天,王宝玉执行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任务,科目是低空特技。

这是一个难度较高的训练科目,需要飞行员在低空进行各种特技动作,对飞行技术要求很高。

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驶歼-6飞机正常起飞。

登机前,他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一个航校老同学,说"留个纪念"。

尽管他们是航校的老同学,但这位飞行员还是感到有些奇怪,以为王宝玉是嫌戴手表碍事请他暂为保管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也没太在意。

随后,王宝玉转身登机,旋即起飞,正常出航。

到达预定空域后,他并没有按照训练计划进行低空特技训练,而是突然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脱离编队,朝着苏联方向飞去。不久,他就飞过了边境。

由于超低空飞行可以躲避雷达探测,苏联防空系统竟然没有发现这架中国战斗机的入侵。这架歼-6就这样堂而皇之地飞入了苏联领空,没有遇到任何拦截。

王宝玉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这是他事先研究过的一个目标机场。

但到达机场上空后,他发现情况不对——这个机场正在维修,跑道封闭,根本无法着陆。

这可怎么办?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了,根本没法再飞回去,也没法在空中盘旋太久。

王宝玉急得满头大汗,只能临时改变计划,硬着头皮继续往前飞,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适合大型飞机起降。王宝玉驾驶着油料即将耗尽的歼-6,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当王宝玉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

整个机场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鲜花掌声,连个帮他搬梯子下飞机的工作人员都没有。

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他呆呆地坐在驾驶舱里等着,心里忐忑不安。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

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

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

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

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是叛逃的中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影响。

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这让苏联军方想起了1987年的"红场飞机事件"——当年5月28日傍晚,一位年仅19岁、飞行经验只有40小时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降落在莫斯科红场,引起各方震动,苏联许多空军高级军官因此被撤职。

那名苏联军官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果不其然,王宝玉事件之后,苏联大批的空军官员因此被撤职,其中也包括王宝玉降落的机场负责人。王宝玉还不知道,他的叛逃行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连累了一大批苏联军官。更重要的是,他的命运在降落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写好了——苏联人根本不打算帮他实现去美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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