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清官循吏杨师孔

撰文：厐思纯

杨师孔，字愿之，一字冷然，号鲁源，祖籍江西吉安府，隆庆四年（1570）诞生于贵阳一军人家庭。明洪武年间，杨氏中的一人以武功被授以千户之职，随军征蜀，后改戍黔，定居贵阳南明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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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孔“幼年丧母，百罹备尝”，然而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动摇他发愤的决心。据史册所记，杨师孔生而英敏，酷爱读书，有“过目成诵”之誉。随着年岁的增长，家中的藏书已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每当听说某家藏有难觅的经典时，他一定前去借阅、抄录，以此丰富自己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师孔的才华慢慢被贵阳士林所认识，学台使者杨公、郭公“奇其才，引重之”。

万历丁酉（1597），杨师孔乡试中举，辛丑年（1601）成进士，经吏部选定，出山阳县令。

山阳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是东南经济繁荣之地，朝廷的一些部院在这里设有机构。当时，宦官把持朝政，掌控地方矿税。矿税使陈增、鲁保依仗特权，在淮安飞扬跋扈，作威作福。大中丞李道甫欲依法制裁陈增、鲁保，却得不到朝廷支持，也得不到有关部门配合，其处境尴尬，失望痛心。

杨师孔莅任之初，得知山阳民众流行争讼的不良风气。杨师孔熟读杜甫之诗对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念十分认同。有感于山阳爱打官司的恶俗若不纠正杜绝，不仅影响百姓心志，而且危害社会环境，他立即采取措施，制定“以讼止讼”的措施。换言之就是：让诉讼双方自拘到庭，待听完各自说明诉讼的原因后，再对其分析是非，指出对错，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心平气和，握手罢讼。“以讼止讼”推行后，取得了良好的效应，山阳民众不再乐于争讼，此风逐渐止息。

山阳的豪强大户素来是地方官员头痛的对象。这些豪强大户，攀附宦官，蔑视法律，肆虐乡里，鱼肉百姓，成为社会动乱的最大隐患。为了打击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使百姓免遭伤害，杨师孔不动声色，暗地派人调查犯法的豪强大户。待罪证搜集完备后，然后将其拘押到案，审判定案后“格杀百数十人”。这一断然措施，令豪强恶徒闻之心惊，恐惧震栗。

抑止了社会不良风气，铲除了作恶一方的豪强恶徒后，山阳民众对杨师孔的治政风格有了新的认识。有人惊诧道：“（县）令何前文弱而后武健也？”一位阅览丰富的人道出这其中的奥妙，告诉大家：杨师孔是一个“神勇不怒者”，如果他上任时就暴露其锋芒，被人觉察，那么这些豪强恶徒今天就不会束手就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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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孔在山阳打击邪恶势力的事引起了陈增、鲁保的高度关注。对陈、鲁而言，杨师孔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是吃了豹子胆就是大有来头。然而不管其有什么胆量，什么背景，在山阳这块地盘上，还是得听我们的；不管什么人惹上了我们吃不完得兜着走！可是，面对杨师孔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及民众对他的热烈拥戴，陈增、鲁保亦感到无可奈何。在无法罗织罪名的情况下，陈增、鲁保有所畏惧，不敢贸然出手。

江苏巡抚某公对杨师孔在山阳的治绩十分赞赏，随之上奏朝廷。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三十五年（1607），杨师孔两度奉召进京，觐见皇帝。在京述职时，因杨师孔在山阳时“省河防之费，均践更（受钱代人徭役）之役，善政在舆诵者甚众”，在朝廷“考功”中，其政绩获“天下卓异第一”。

述职结束后，杨师孔返回山阳等候新职。闻知杨师孔准备将其死党徒逮捕法办的消息时，陈增、鲁保大感不妙，于是暗中收买刺客，准备趁杨师孔祭祀时行刺。由于杨师孔有所防备，这次行刺未能得逞。

为身家考虑，为前途担忧，杨师孔决定早些离开山阳，赴京候职。山阳百姓闻知，纷纷拥上街头，“哭拥县门者万众，公不得去”。正当杨师孔去留难定之时，突然接到朝廷调令，攉升他为户部主事。在离开山阳时，上万民众为其送行道路为之堵塞。

在京任职期间，杨师孔秉持一贯的官风，勤于政事，注重清操，不依附权贵，不结党营私。然而这种作风在等级森严、朋党分明的官场是行不通的，亦为上司同僚所不喜。上官黄某感到杨师孔在自己身边是个威胁，于是准备将其调往穷乡僻壤。闻知此事后，杨师孔加深了对官场的认识，为保清操，乞补学职，得任顺天府教授。

万历三十八年（1610），杨师孔任翰林院检讨，充福王讲官，之后因父母相继谢世，遂返回贵阳守制。杨师孔的宅院“石林精舍”建在贵阳南明河畔（今石岭街旁）的山洞旁，位于现甲秀楼下游不远处。该处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园中奇花异卉、翠竹怪石。

万历四十五年（1617），杨师孔出任山东昌平学正，继而升工部水司主事。怀想半辈子与宦官的恩恩怨怨，回顾仕途的起起落落，杨师孔感到人生若斯，韶华易逝，很想乘着自己仕途平坦之际，更好地施展经国济世的才华。

大司空王某雅重杨师孔的才学德识，于是将京城的一些建设项目交给他负责。为报知遇之恩，杨师孔在修建皇极门工程时，殚精竭虑，不避劳怨，顺利地完成任务，还为国家节省了数以万计的金钱。

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师孔奉命管理经营浙南税赋。此前，浙江巡抚急于战备需要，请求浙东、浙南税关向百姓加派赋税。杨师孔莅任后，不忍再给民众增加负担。在仔细复核过去的赋额后，他动用税关盈余的钱财去补足。杨师孔这种不扰民、不坑民，“不加赋而用足”的治政之策，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杨师孔为官清廉，常以“处脂膏而不润”来警惕自己；在对待普通民众上他宽厚仁慈；而对待那些“吞舟的大鱼”（大罪犯），他决不手软。杨师孔的清廉作风及疾恶如仇的性格，得到商民的赞颂。民众感其恩德，立石颂扬。之后，杨师孔官移屯田郎中，在修建皇陵的工程上亲力亲为，竭尽所能，得到上官的好评。

自古以来，清官廉吏在黑暗的官场中是难以生存的。杨师孔身处宦官佞臣擅政之际，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官员，要保持自己的人格清操，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自然会遭致排斥和打击。在裁减皇帝亲近之臣的“帽价”的问题上，杨师孔坚持原则，因而损害了近臣们的利益，从而触怒了新近得宠的太监魏忠贤。杨师孔知魏忠贤心狠手毒，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有了离京的念头。恰逢此时云南学官还有缺额，上司亦示意其调入补缺。杨师孔毫不迟疑地呈上报告，后经朝廷批复后，出任云南提学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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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1621），永宁（四川叙永、筠连、古蔺等地）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贵州水西宣慰司同知安邦彦随之响应，战火延烧到川、滇、黔三省。赴滇途中，杨师孔到贵阳停留扫墓。时值安邦彦率大军围困贵阳，杨师孔与潘润民等人一面招募勇士护城，一面暗地派人征召曲靖之师，以此夹击水西军。贵阳城之围解除后，杨师孔之子文骢带领勇士袭击一路叛军，大败之，迫使安邦彦趁夜逃遁。

在云南提学佥事任上，杨师孔为地方教育做了许多实事。魏忠贤擅政时，下令各省富家子弟交纳粮食入补弟子博士员（秀才），以此交纳国库。杨师孔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借教育之名敲诈读书人，是对教育的亵渎。为了不增加读书人的负担，他采用士绅捐款助学和出租学田等方式，得数千金，全数上交，遂使魏忠贤之令“不行自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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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的几年中，杨师孔痛感边疆文教落后，于是捐廉资助学校经费，为其购买经史古文，以助士子诵读，并在大理、楚雄建书院。

崇祯元年(1628)，杨师孔升任浙江参政，分守温州、处州，驻苍括。在任上，他严厉打击海上的倭寇和盗窃矿山的匪徒，使浙东沿海地带得以安宁。

杨师孔书“无影相” 摩崖题刻 来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崇祯三年（1630），杨师孔赴京述职，途中染病。闻知清兵此时已越过长城，攻占永平、滦州，并逼近京城，他震惊之余，强撑病体，不顾年老力衰，扶病前行，到德州时病逝，时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