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封信是从法国来的，邮戳是巴黎。我老婆阮梅捏着信，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信上说啥？”我问她。
她哭得话都说不利索，只重复一句话：“我爸……我爸没死。”
我脑子嗡的一声。
二十年了，她一直说她家在越南逃难时都死光了。
我把她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给了她一个家。
现在，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从一封信里活了过来。我抢过信，吼她：“你爸到底是谁？”
她看着我，眼神空洞得吓人，说出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想不到的名字...
空气里飘着一股烂叶子和湿土混在一起的味道，吸进肺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
我们侦察连猫在桂南的山里，快半个月了。
林子密得看不见天，阳光被巨大的芭蕉叶和叫不上名的植物筛成碎金，掉在地上，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叫李振山，那年二十出头，侦察连的班长。
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国境线附近转悠，像只警惕的野猫。
蚊子比米粒还大，隔着军装都能叮出个大包。
晚上睡在吊床上，能听见各种虫子开会的声音，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分不清是野兽还是人的动静。
连长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这些大头兵听不懂，只知道气氛不对。
巡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枪里的子弹永远是满的。身上的汗就没干过，汗味、泥土味、枪油味，混成了我们这些边境军人特有的味道。
那天，任务是清剿一伙摸进来的敌特。
命令下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林子里的雾气还没散，像一层灰色的纱。我们猫着腰，在没膝的草丛里穿行，脚下的蚂蟥悄无声息地就爬了上来，吸饱了血，滚圆滚圆的。
枪声是突然响起来的。
对方藏得很好，一梭子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把旁边的一棵树打得木屑乱飞。
我们立刻散开，就地找掩护。丛林战，打的就是个反应。
枪声、喊声、子弹钻进肉里的闷响，混成一锅粥。我端着枪，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汗水流进眼睛里，又辣又疼。
战斗没持续多久。他们人不多，我们有备而来。
打扫战场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和硝烟味。
我检查一具尸体的时候，手背被一块弹片划了道口子，血一下就冒了出来。卫生员给我简单包了一下，我没当回事，继续带着人搜索。
就在溪谷边上，一丛茂密的灌木后面，我发现了她。
她蜷缩在一块大石头底下，浑身都是泥，头发乱糟糟地粘在脸上。
一条裤腿被撕烂了，脚踝肿得像个馒头，上面还有血迹。她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脸吓得没有一点血色，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受惊的小鹿。
我手里的枪口下意识地就对准了她。
“什么人？”我压低声音问。
她不说话，只是抖，抖得厉害。整个人缩成一团，怀里死死地抱着一个东西。是个蓝布小包，上面绣着些看不懂的花纹。
我的战友小王凑过来说：“班长，小心点，别是个诱饵。”
我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恨，没有杀气，只有铺天盖地的恐惧和绝望。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就软了一下。我当兵，是来保家卫国的，不是来欺负一个快吓死的女娃的。
我把枪背回身后。
“别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点。
她还是不说话，眼泪顺着满是泥污的脸颊滚了下来。
我蹲下身，指了指她的脚踝，“受伤了，我带你出去治伤。”
小王在后面拉我胳膊，“班长，这来路不明的……”
“她要是个特务，能吓成这样？”我回头瞪了他一眼，然后不再犹豫，转身背对着那女孩，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上来，我背你。”
她迟疑了很久。我能感觉到她在我背后，呼吸都是颤的。最后，一双冰凉的小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一使劲，就把她背了起来。很轻，像一捆干草，没什么分量。
她趴在我背上，一声不吭，只有压抑的抽泣声。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潮湿的泥土气。那天，我背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那片让我流血的丛林。
阮梅被送到了后方的临时医院。我也因为手上的伤口发了炎，留了下来。
她就是阮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名字。
刚开始几天，她像个哑巴。医生问话，她摇头。护士送饭，她也不吃。
就那么抱着膝盖坐在病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谁也不理。她那个蓝布小包，睡觉都攥在手里。
我住她隔壁床。我这人嘴笨，不会劝人。
看她不吃饭，我就把部队发的肉罐头打开，搁她床头柜上。她不吃。第二天，我托人买了包糖，也放那。她还是不理。
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放。罐头、饼干、水果糖。我嘴上不说，但事儿我做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晚上去看她，发现床头柜上的那个苹果罐头，被打开了，勺子就放在空瓶里。
我心里挺高兴。
又过了两天，我正靠在床上削苹果，她突然开了口。声音又细又弱，像蚊子叫。
“谢谢……”
她的汉语很生硬，带着奇怪的调子。
“没事，吃了就好。”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
她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啃。
从那天起，她的话匣子像是开了一道缝。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叫阮梅，是越南的华侨。
家就在边境的一个小镇上，靠做点小生意过活。
最近那边风声不对，天天喊着要打仗，还要把华侨都赶走。她爸妈就带着她和弟弟，想偷着跑到中国来。
说到这里，她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她说，他们在路上碰到了乱兵，一家人跑散了。枪一响，所有人都没命地跑。
她滚下了山坡，摔伤了脚，等她再爬上去，只看到满地的尸体。她觉得，她家里人，肯定都……都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递给她一块手帕。一个姑娘家，无亲无故，还碰上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冲突很快就结束了。
我因为作战勇敢，立了三等功。手上的伤也好了，准备归队。阮梅成了个大问题，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上面的意思是，把她送到华侨难民安置点去。
我知道，那地方人多，条件也不好。她一个女孩子，长得又清秀，去了指不定要受什么欺负。
那天，我去医院跟她告别。她坐在床边，低着头，又变成了刚来时那个不说话的样子。
“我要走了。”我说。
她点点头，没看我。
“去了安置点，好好生活。”我说得干巴巴的。
她还是点头。
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心里堵得慌。我走了，谁管她？把她从死人堆里背出来，难道就这么把她扔到另一个不知道是啥样的火坑里去？
我脑子一热，话就冲口而出了。
“阮梅，你……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不可思议。
“我……跟你走？”
“对。跟我回家，我们结婚。”
我说完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跟她才认识多久？可话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我李振山一个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得认。
阮梅看着我，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她哭了。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是哇的一声哭出来，把这些天所有的委屈和害怕都哭了出去。
向组织打结婚报告，比我想象的要麻烦。
政委找我谈话，说我这是冲动，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对方身份不明，背景不清，万一……
我梗着脖子说：“她身份很清白，就是个华侨孤女，家里人都没了，还能有什么背景？我是战斗英雄，连个老婆都不能自己做主？”
这事闹了不小。最后，还是我们师长拍了板。说李振山是好样的，在战场上流了血，现在想照顾一个可怜的华侨女同胞，这是好事。特事特办。
审查还是走了流程，阮梅的“孤女”身份被反复确认，确实查不到任何问题。就这样，申请批了下来。
战争彻底平息后，我带着阮梅，办了转业手续。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们离开了那片让我永生难忘的边境，回了我位于南方一个三线小城的老家。
那年，我二十三岁，她十九岁。
我的老家是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煤灰味。我被分配到一家国营机械厂，在保卫科当了个干事。说白了，就是看大门的。
我们分到了一间筒子楼的宿舍。长长的走廊，两边排满了人家。一到饭点，油烟味、饭菜味、小孩的哭闹声，全都混在一起。这就是人间烟火。
阮梅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
她好像天生就懂得怎么过日子。那间十几平米的小屋，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话不多，见人总是腼腆地笑。
厂里的家属们一开始都好奇，围着她问东问西。当她们知道她是越南来的，眼神就变得有点复杂。
阮梅不怎么出门，就在家给我做饭，洗衣服。后来，街道工厂招缝纫工，她手巧，一考就考上了。每天踩着缝纫机，挣点零用钱。
她做的越南春卷，是一绝。薄薄的米皮，包着粉丝、木耳和肉末，炸得金黄酥脆。
邻里之间谁家来客了，都会找她帮忙做一点，特有面子。
她也学着我们这的口味，烧红烧肉，炖排骨汤。她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媳妇。
我们很少谈过去的事。
我当兵的那些经历，我不想提。那些血和火，说出来吓人。
而她的过去，是她心里的疤。我救她的时候，就下决心要让她过上安稳日子。既然是疤，那就别去揭。她不主动说，我一个字都不问。
这是我们夫妻间的默契。
日子像厂里的大钟，准时，单调，一天天过去。
八十年代末，女儿出生了。
阮梅给她取名叫李思茗。我问她，“思茗”是啥意思。她说，“茗”是茶，她老家那边，盛产茶叶。我说这名字挺好听，像个文化人。
女儿的到来，让那个小小的家，一下子就满了。
我下了班，就喜欢抱着她，闻她身上那股奶香味。我李振山这辈子，打过仗，扛过枪，到头来，觉得最踏实的，还是抱着自己闺女的时候。
阮梅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她会哼一些我听不懂的歌谣哄她睡觉，调子软软的，有点忧伤。有时候，她会教思茗说几句越南话。
“教这个干啥，又用不上。”我嘟囔过。
阮梅低着头，一边给女儿织毛衣一边轻声说：“怕忘了本。”
我想想也是，就没再多说。
日子过得快，一晃眼，女儿都上小学了。
有一次周末大扫除，我搬一个旧箱子，从里面掉出来一个小布包。就是阮梅当年从越南带过来的那个。布的颜色都洗得发白了。我好奇，打开看了看。
里面是一个银质的小锁，雕着很复杂的花纹，看起来沉甸甸的，不像普通人家的东西。
“这是啥啊？还留着呢。”我拿在手里掂了掂。
阮梅正在擦桌子，一回头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上的血色“唰”一下就褪光了。她快步走过来，一把就抢了过去，紧紧攥在手心。
“没……没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抖。
“一个破锁，看把你紧张的。”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她说完，就把小锁和布包塞进了自己贴身的口袋里，眼神里满是戒备。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除了温柔和依赖之外的表情。
九十年代，电视机开始普及。新闻里开始播越南“革新开放”的消息。有一次，电视画面扫过西贡的街景，一幢法式风格的邮政大楼一闪而过。
正在旁边择菜的阮梅，突然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眼睛一眨不眨，眼眶慢慢就红了。
我关了电视，“一个破楼，有什么好看的。”
她没说话，默默地端着菜盆进了厨房。我听见里面传来很轻的抽泣声。
女儿上中学后，历史课本里，讲到了那场边境冲突。
思茗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她放学回家，一边写作业一边问我：“爸，你当年打仗，是不是特威风？妈，你们越南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我手里的报纸一顿，含糊地“嗯”了一声，“小孩子家家，问那么多干嘛，快写作业。”
我转头看阮梅，她的脸又白了。她站起身，什么也没说，走进了房间，关上了门。
饭桌上，气氛尴尬得能结出冰来。思茗也察觉到了，吐了吐舌头，再也不敢问了。
从那以后，战争、越南、过去，这些词，都成了我们家的禁忌。谁也不提。
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河，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藏着看不见的暗流。我满足于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在我心里，阮梅早就不是那个越南孤女，她就是李思茗的妈，我李振山的老婆，一个普通的、命运不太好的中国女人。
女儿争气，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尖子。她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这成了我们全家最大的盼头。
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里天天放《东方之珠》，我们厂也组织了大合唱。日子好像越来越有奔头了。
一年后，这份平静，被一封信彻底砸碎。
1998年的夏天，特别热。知了在窗外的树上，声嘶力竭地叫。
但我们家，像是开了空调一样凉爽。思茗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外语系。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大字。
我拿着那张纸，手都是抖的。我李振山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不是立功受奖，而是我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我请了全厂的老哥们，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喝得酩酊大醉。
回到家，我看着正在灯下给女儿缝新被套的阮梅，看着已经长成大姑娘的思茗，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就在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中，给思茗准备去北京的行李时，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在楼下喊了一嗓子。
“李振山家，有国际信件！”
我心里还纳闷，我们家哪来的国外亲戚。
我跑下楼，邮递员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邮票花花绿绿的，邮戳印着“PARIS”，法国巴黎。
收信人那一栏，用漂亮的钢笔字写着：阮梅 女士（收）。
我拿着信上楼，递给阮梅，“你的？谁从法国给你写信？”
阮梅接过信，当她看到信封上那手熟悉的字迹时，她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比墙壁还白。她捏着信封，那双手抖得根本拿不稳，信封的边角在她手里不停地颤。
她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进了房间，把门“砰”地一声反锁了。
我愣在门口。思茗也从自己房间探出头来，“爸，我妈怎么了？”
“不知道。”我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阮梅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一天。
我敲门，她在里面不作声。我喊她吃饭，她也不应。我从担心，慢慢变成了烦躁，最后是压不住的火气。
这个家，二十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晚上，我听着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心里的火烧得越来越旺。我摸出备用钥匙，拧开了门。
房间里没开灯，黑漆漆的。阮梅就坐在床边，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我看见她怀里抱着那封信，脸上全是泪痕，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一动不动。
“到底怎么了？”我走过去，尽量压着火。
她还是摇头，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都过去了……都太晚了……”
“什么过去了？什么太晚了？”我追问。
“振山，你别问了，求求你……”
看着她这副样子，我二十年来刻意压抑的所有疑问、所有对她过去的好奇、以及对这封来信的恐惧，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
我一把从她怀里抢过那封信。
“阮梅！”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大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们是夫妻！二十年了！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从我把你从林子里背出来那天起，你心里就藏着事！我他妈的不问，是不想揭你的伤疤！可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阮梅看着我，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她知道，再也瞒不住了。
她脸上的泪好像流干了，眼神变得空洞而平静。她从贴身的衣袋里，颤抖着拿出那个她珍藏了二十年的蓝色布包，又从里面拿出那个银质小锁。
她用指甲熟练地在小锁的一个隐蔽处一按，小锁“咔哒”一声弹开。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照片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一枚被摩挲得光滑温润的微型印章，象牙白的颜色，上面用篆体刻着两个字：雄文。
“振山，我……我骗了你。”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在摩擦，“我不是普通的华侨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