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稿费120万，曾给李敏李讷各八千元，其余去向何处？

1957年初夏，北京傍晚的风带着潮润的柳絮味，毛泽东合上一本大号线装《资治通鉴》，抬头吩咐秘书：“给老张寄点钱，别让我看包，别让我摸。”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自此处着笔，那只他始终不愿触碰的牛皮纸袋，正是理解他与金钱关系的钥匙。

认识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对钱敬而远之。江西时期，他笑称“同蒋介石握手，也不摸铜板”；到延安，他常拍拍空口袋自嘲“囊中羞涩”；进了中南海，依旧保持老习惯。有一次，卫士李银桥把汇款放进牛皮袋请他签字，他眉头紧蹙，把袋子推到一旁：“说过多少次，钱这东西我不碰，你照规矩办。”旁人只好低声应下。

然而，生活毕竟离不开花销。1955年全国推行行政级别工资，1级顶薪590元。组织拟给毛泽东最高档，他坚决辞谢，只领404.8元，而且自定九项家庭预算：日常伙食、书报杂费、子女学费、保姆津贴、党费一并列清。账目算下来，每月得支出七百多，工资立刻露出缺口。弥补赤字的那只“无底袋”便是他的稿费。

稿费从何而来？从三十年代的《反对本本主义》到五十年代的《实践论》，再到《毛主席语录》的海内外版权，零零总总加起来约一百二十万元。钱不进个人口袋，全部汇入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特会室有规定：任何支取必须得到本人口头许可，否则一分不能动。后来流传“稿费上亿元”，汪东兴一句“可去特会室查帐”即戳破谣言。

稿费到底花在什么地方？第一项是“买书”。毛泽东醉心藏书，将鲁迅、马克思、史记、楚辞乃至《金瓶梅》一应收入囊中，藏书近十万册。眼睛老花后，他让印刷厂专门排出大字号线装本，费用也由稿费结算。有意思的是，1963年春节前，他还把新印的《古诗十九首》送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套。

第二项是“教学”。1954年，他在菊香书屋办起业余学校，自任校长，学员大多是警卫员。课本、墨水、老师车马费全用稿费埋单。课堂上，他听汇报批作业，一遇错别字就圈画修改，笑言“写多了不怕，手勤脑也勤”。

第三项是“调查”。为了摸清基层真实情况，他从专区、县里抽人进京轮训，再放回各地搞暗访，路费、调查补贴统统拿他的专款。有人开玩笑说“主席雇私家侦探”，他摆手道：“不是侦探，是眼睛。”

第四项是“接济”。卫士张瑞歧退伍还乡遇灾，他批几百元；河北安平水淹之年，李银桥家里接到一千元；福建教师李庆霖反映孩子缺粮，他回信并附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数目或大或小，皆有记录。一次，李静远要寄二十元给父亲，他笑着在单据后添了个零，“六十元工资，不至于只剩小气。”

连请客吃饭也有明细。1960年12月，他在家里招待亲属，陪餐七十五人次，每位八角；1961年1月招待老战友，一百一十五人次，标准一元；事后全部由特会室在稿费账上扣除。月末结算，余额不足再补，不让公家埋单。

子女得到的直接资助并不多。1966年前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参加工作就自己养活自己。”但1972年李讷生子，月薪不足百元，抚育费捉襟见肘，张耀祠递条子汇报。毛泽东沉吟片刻：“就这回，八千。”吴连登实际给了三千现金，另外五千替她存银行，算是既体贴又防过度支出。至于李敏，相同数额，同样来自稿费。数字看似不大，却是他对子女少见的“开禁”。

多年有人关心余款去处。毛泽东逝世后，稿费结余停留在特会室，任何人无权擅动。1981年，中央办公厅询问李敏，她只说一句“我要父亲原来给我的那份”。于是，工作人员送去八千元、一台电冰箱和一台二十英寸彩电——相对于当时的平均收入，已经算丰厚。剩余款项继续封存，账目清楚，无一例外。

细看这条资金流向图，能够发现一个规律：稿费从社会流入，再经毛泽东之手流向教育、救济、出版以及有限的家庭支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而透明的小循环。正如他在一次闲谈里自嘲：“钱讨厌，可没它更讨厌，只好叫它去做该做的事。”话音不高，却道出全部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