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 谈谈王莽

西汉权臣，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

王莽的一生与新朝的十余年统治（9 年 - 23 年），堪称中国帝制早期最具争议的历史片段 —— 它既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巅峰实践，也是权力异化的典型样本，更折射出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结合《资治通鉴》的传统史观与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的现代解读，可从「历史叙事的双面性」「新朝的遗产回响」「历史定位的深层启示」三个维度，更精准、立体地剖析这一历史议题。

一、双面镜像：从「周公再世」到「乱臣贼子」的叙事重构 （一）崛起阶段：道德表演与权力积累的共生

王莽早年的「儒家形象塑造」并非单纯的「伪善」，而是西汉中后期儒家意识形态膨胀的必然产物。他通过三项关键行动构建道德权威：

1. 散财济贫与孝亲守礼：《汉书・王莽传》载其「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于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且常「分财于九族、施振宾客」，符合儒家「仁政」的外在标准；

2.逼子伏法以正名：次子王获因杀死家奴，王莽强令其自杀，此举在「重民命」的儒家伦理下被放大为「大义灭亲」，《资治通鉴・汉纪》虽斥其「匿情求名」，却也承认这一行为「使天下翕然称其贤」；

3.拥立幼主与「摄政」铺垫：汉哀帝死后，王莽拥立 9 岁的汉平帝即位，以「大司马领尚书事」掌控朝政，仿周公「居摄」故事，逐步积累「代汉」的政治资本。

《祥瑞》指出，这一过程的核心矛盾在于：王莽的「道德表演」既是对西汉儒生「汉德已衰，需圣人受命」期待的回应（如眭弘、盖宽饶等儒生早有「易姓受命」的言论），也暗藏个人权力野心。这种「真诚的伪善」或「伪善的真诚」，恰是其早期形象的本质 —— 他既是儒家伦理的践行者，也是利用伦理的投机者。

（二）篡位阶段：祥瑞政治与「禅让」的合法性建构

王莽代汉并非「暴力夺权」，而是通过「祥瑞 - 谶纬 - 禅让」的完整逻辑链实现，这一过程需结合西汉政治文化背景精准解读：

• 祥瑞的系统化运用：从居摄元年（6 年）的「白雉献瑞」（仿周公辅政时的祥瑞），到初始元年（8 年）的「铜匮符命」（内书「王莽为真天子」），王莽并非首创祥瑞政治，而是将西汉以来儒生与统治者共享的「天人感应」语言推向极致。《祥瑞》强调，当时谶纬神学已深入政治生活（如汉宣帝以「石集于泰山」为受命符兆），王莽只是将其从「巩固皇权」的工具，改造为「转移皇权」的武器。

• 「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支撑：王莽依据《尚书・洪范》的五德理论，认定汉朝为「火德」，新朝为「土德」，以「火生土」的相生逻辑论证「新代汉」的合理性；同时仿《尚书・尧典》「肇十有二州」，将汉武帝设立的十三州刺史部改为十二州，试图通过「复三代之制」，让政权披上「符合经典」的外衣。
• 《资治通鉴》的批判语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中痛斥此举为「以伪乱真，坏人心术」，本质是站在北宋「忠君纲常」的立场，否定「禅让」的合法性；但从西汉语境看，王莽的「禅让」是当时唯一能被儒生接受的政权转移方式 —— 它比「汤武革命」更符合「仁政」理想，却也因「人为设计」而丧失了天然的正当性。

（三）统治阶段：复古改制的乌托邦灾难

王莽登基后推行的「王田制」「五均六筦」「币制改革」等政策，常被简单归为「暴政」，实则需辨析其「理想初衷」与「现实后果」的差距：

1. 王田制：并非「土地国有化」，而是「禁止买卖 + 按丁授田」：政策规定「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核心是抑制西汉末年严重的土地兼并（据《汉书・食货志》，西汉末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仿照周礼「井田制」实现「均田」。但问题在于：其一，强行禁止土地买卖违背经济规律，导致民间交易停滞；其二，触动地主豪强利益（如南阳刘氏、河北豪强），引发大规模抵制；其三，缺乏配套的土地丈量与分配机制，最终沦为「一纸空文」，反而加剧流民问题。

2.币制改革：频繁更迭引发货币崩溃：王莽在位 15 年，先后进行 4 次币制改革（居摄二年的「一刀平五千」大钱、始建国元年的「宝货制」等），其中「一刀平五千」大钱（面值相当于 5000 枚五铢钱）因币值与实际重量严重不符，民间盗铸成风，最终导致「谷石万钱」，市场退化为以物易物，《晋书・食货志》直斥其为「亡国之政」。

3.荒诞的亡国终章：地皇四年（23 年）绿林军逼近长安时，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令百姓「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者赐钱」，试图以「儒家天人感应」的仪式感动上天 —— 这一行为并非单纯的「迷信」，而是其「儒家理想主义」走向极端的缩影：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政策符合「天意」与「经典」，失败只是「天未佑之」，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大火，遂被焚毁。

二、新朝遗产：历史记忆的重构与政治文化的转向 （一）政治合法性：「禅让」的信用破产与祥瑞的功能弱化

王莽的「禅让」模式虽被曹丕（220 年）、司马炎（265 年）沿用，却彻底透支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 曹魏的「祥瑞争议」：黄初元年（220 年）曹丕代汉时，张掖柳谷口出土石图文，初刻「大讨曹」，后被官员篡改润色为「魏受汉禅，方建万国」—— 这一细节揭示，此时的「祥瑞」已沦为权力的附庸，连统治者自己都难以信服；
• 西晋的「禅让禁忌」：司马炎代魏后，一方面通过「禅让」称帝，另一方面严禁学者讨论「谶纬禅让」理论（如禁止私藏谶纬书籍），凸显出统治者对这一「夺权工具」的矛盾心态：既需利用其形式，又怕其成为他人颠覆自己的武器。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王莽对祥瑞的滥用，导致后世知识精英对「天人感应」的质疑 —— 范晔《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中，桓谭直言「灾异之变，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否定祥瑞与政权合法性的关联；唐代刘知几《史通》更批判「谶纬之说，虚妄不经」，标志着祥瑞政治从「主流话语」逐渐退化为「边缘装饰」。

（二）儒家伦理：从「道高于君」到「忠高于道」的转向

新朝的覆灭，彻底改变了儒家「忠」与「道」的关系，推动「纲常名教」成为后世儒家的核心伦理：

• 班固的「乱臣贼子」定性：《汉书・王莽传》结尾，班固痛斥王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首次将「篡汉」定义为「逆天大罪」，打破了西汉儒生「道高于君」的传统（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 司马光的「臣纲优先」论：《资治通鉴》开篇即强调「臣之罪，莫大于弑君；君之过，莫大于宠佞」，认为王莽的失败证明「天命虽有转移，臣子必守忠节」—— 即使君主昏庸，臣子也不可「代天受命」；
• 东汉的「纲常法典化」：章帝建初四年（79 年）的「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义》，明确「三纲者，何谓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忠君」从「儒家伦理」上升为「国家法典」。自此，儒家思想从「批判现实的武器」，转变为「维护秩序的工具」，抑制了后世「以道代君」的激进冲动。

（三）学术范式：今古文经学的消长与谶纬的衰落

王莽的学术政策，间接推动了东汉学术的转型：

• 今文经学的信誉危机：王莽将今文经学（重义理、与谶纬结合紧密）与自己的统治深度绑定，如以《公羊传》的「受命改制」论证代汉合法性，导致新朝覆灭后，今文经学因「附逆」而信誉扫地；

• 古文经学的崛起：以贾逵、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学者，推崇注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如《周礼》《左传》），主张「通经致用」而非「通经致权」。郑玄更兼采今古文，构建起系统的经学体系，彻底取代今文经学的主流地位 —— 这一转型的本质，是儒家学术从「服务于政治谶纬」回归「服务于经典本身」；

• 谶纬的「既用且抑」：刘秀（汉光武帝）虽利用谶纬（如「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起家，但登基后立即「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官方化），同时严禁民间私造谶纬，本质是「垄断天命解释权」，避免重蹈王莽覆辙 —— 这一政策最终导致谶纬神学逐渐失去活力，至隋唐彻底退出学术主流。

（四）经济改革：激进实验的反面教材

王莽的经济政策，为后世改革提供了深刻的「避坑指南」：

• 土地改革的教训：「王田制」的失败证明，土地问题需渐进调整，而非暴力干预 —— 唐代均田制（按人授田但允许有限买卖）、宋代「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以均税），均避免了王莽式的「一刀切」；

• 币制改革的警示：频繁更迭货币、脱离实际定币值，会直接摧毁货币信用 —— 后世王朝（如唐、宋、明）均坚持「单一货币体系」（如唐代五铢钱、宋代交子需与铜钱挂钩），极少进行激进的币制改革；

•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评价尤为精准：王莽「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他忽视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流民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如人口增长、豪强垄断），试图用「复古制度」解决现实矛盾，最终沦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三、历史定位：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与政治实践的启示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改革是超前的，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的社会改革者。但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使他在改制中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有想法但没立足实际，因此注定要走向灭亡。王莽的一生，是「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碰撞的缩影 —— 他并非单纯的「伪君子」或「改革家」，而是一个被时代思潮推着向前，又被权力异化的复杂人物：

• 作为「儒家信徒」的真诚：他对周礼的模仿（如建明堂、九庙）、对均田的追求，本质是试图实现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祥瑞》通过梳理王莽与儒生的互动（如重用刘歆等经学家），证明其对儒家经典的信仰并非伪装；
• 作为「独裁者」的残酷：掌权后幽禁汉平帝、屠杀反对者（如翟义起义后株连数万人）、晚年迷信祥瑞而漠视民生，又暴露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 他最终忘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核心，沦为「以理想之名行暴政之实」的统治者；
• 新朝的历史意义：新朝虽短暂，却为中国帝制时代确立了两条关键原则：其一，任何「乌托邦改革」都必须尊重现实规律，脱离实际的理想只会导致灾难；其二，「忠君伦理」虽压抑了革新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权稳定 ——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修正」：既避免了王莽式的激进颠覆，也防止了绝对的保守僵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指出，王莽「用复古的方法来改革，结果是一场空」—— 这一评价恰是其历史定位的核心。王莽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儒家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首次重大挫折；而他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警示后人：政治实践的本质，是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 脱离现实的理想是空想，没有理想的现实是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