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这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荒诞的一幕：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农民，仅用三年时间，就凭空写出了让举国上下咬牙切齿的“周扒皮”。
因为这本书，辽宁瓦房店的周氏家族背负了整整70年的骂名，几代人在唾沫星子里抬不起头，似乎连呼吸都带着罪恶感。
半个世纪后，当周家后人终于鼓起勇气站在那位享誉全国的老作家面前，试图用常识和证据讨要一个迟到的公道时，对方给出的回应，既不是忏悔，也不是狡辩，而是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陷入死一般沉默的“实话”。
01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北农村，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瓦房店黄店屯小学的教室里，炉筒子烧得通红，老师正在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
那是一篇关于《半夜鸡叫》的节选，老师读到“周扒皮蹑手蹑脚地爬向鸡窝”时，还特意模仿了那猥琐的姿态，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坐在角落里的孟令骞没有笑。他把头埋得很低，恨不得塞进课桌肚子里。他能感觉到，周围同学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后背上。
下课铃一响，几个调皮的男同学就把他围住了。
“哎，孟令骞，你太姥爷是不是真的会学鸡叫啊？你也给我们叫一个呗！”
“就是，听说你们老周家的人都有这个绝活，叫一个听听！”
孟令骞涨红了脸，死死地抓着书包带子，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们胡说！我太姥爷不是那样人！”
“书上都写了还能有假？高玉宝爷爷是英雄，英雄能撒谎吗？你这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一个小个子男生义正言辞地指着他的鼻子。
那一刻，孟令骞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甚至在整个中国，高玉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铁律。而他，作为那个“大坏蛋”的后代，连呼吸似乎都带着原罪。
放学路上，孟令骞一路跑回了家。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他看见母亲周桂珍正在院子里喂猪。母亲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动作麻利，但神情总是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卑微。
“妈，他们又叫我小周扒皮……”孟令骞把书包往炕上一扔，委屈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太姥爷到底是个啥样人啊？他真半夜去学鸡叫吗？”
周桂珍手里的猪食瓢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慌乱。
她放下瓢，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把门关严实了，才压低声音说：“骞儿，别听外边人瞎咧咧。在家里说说行，出了这个门，千万别提你是周春富的重外孙，听见没？”
“为什么啊？要是太姥爷没干过坏事，咱们为啥不能说？”孟令骞不服气。
周桂珍叹了口气，伸手帮儿子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哪有那么容易，高玉宝人家是作家，是大英雄，咱们是啥？咱们是地主崽子。人家说啥就是啥，这就叫命。”
孟令骞看着母亲那张写满认命的脸，心里的疑惑反而更重了。如果真的是命，那这命也太不公平了。
晚饭时，家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正播放着关于高玉宝的纪录片。画面上，那位穿着军装、满脸正气的老人正在给少先队员们讲故事，讲他当年如何在行军路上，用画图代替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了那部几十万字的巨著。
电视里，高玉宝说他不会写“日本鬼子”，就画个狗头；不会写“杀人”，就画把刀。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孩子们眼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
孟令骞一边扒拉着碗里的玉米碴子粥，一边偷偷观察母亲。他发现母亲只是低头吃饭，连头都没抬一下，仿佛电视里那个让全家人抬不起头的人根本不存在。
那天晚上，孟令骞失眠了。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像是有无数人在窃窃私语。他想不通，一个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文盲，是怎么在行军打仗的路上，写出那么厚一本书的？
书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砖，砌成了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他们周家人的背上。从那天起，一颗怀疑的种子在孟令骞心里发了芽。他不相信这世上真有那么坏的人，也不相信这世上真有那么神的事。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沉默中一天天过去。孟令骞长大了，他考上了大学，走出了那个小村庄，但在内心深处，那个“周扒皮后人”的标签始终像个幽灵一样跟着他。
直到2000年，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互联网的浪潮席卷而来。人到中年的孟令骞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窝囊地活下去了。他要回一趟老家，去揭开那个困扰了他半辈子的谜团。
02
孟令骞回到黄店屯的那天，是个阴沉的下午。
村子变了很多，当年的土坯房大多换成了砖瓦房，但那种熟悉的泥土味儿还在。他这次回来，目标很明确：找到当年在周家干过活的老长工，听听亲历者怎么说。
经过多方打听，他找到了住在村东头的王义贞老人。
王义贞当时已经八十多了，耳朵有点背，但身子骨还算硬朗。他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根老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
孟令骞走上前，递过去两盒好烟，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王大爷。”
老人眯着昏黄的眼睛打量了他半天，才认出来：“你是……老周家那个外孙子？”
“是我，大爷。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问您当年在我太姥爷家干活的事儿。”孟令骞搬了个小马扎坐在老人对面，心跳得有些快。
王义贞接过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咧嘴笑了：“你想问啥？问你太姥爷是不是坏得流脓？”
孟令骞深吸一口气，问出了那个憋在心里几十年的问题：“大爷，书上说我太姥爷半夜趴鸡窝学鸡叫，逼着你们下地干活，这事儿到底有没有？”
老人的动作停住了。他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那是混杂着不屑、好笑和无奈的表情。
“扯淡！”王义贞吐出两个字，声音虽然苍老，但掷地有声，“这事儿要是真的，那我王义贞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孟令骞的心猛地颤了一下，急忙追问：“大爷，您给仔细说说。”
王义贞叹了口气，指着远处的庄稼地说：“孩子，你没种过地，你不懂。那时候咱们东北的大田，那是啥样？那一垄一垄的庄稼苗，跟草长在一块儿，大白天日头底下，咱们锄地都得瞪大了眼珠子，生怕把苗给锄了。”
老人比划着锄地的动作，越说越激动：“那要是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谁能分得清哪是苗哪是草？一锄头下去，那不是把庄稼全毁了吗？你太姥爷那人我是知道的，他是抠，抠得要命，家里吃个粉条都得数数，但他不是傻子啊！他为了让我们多干那俩小时活，把自家地里的庄稼都祸害了？图啥？”
这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道理，像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孟令骞心中的迷雾。
是啊，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的规律。周春富是一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富农，他的一生都在算计怎么从地里多刨出几粒粮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
“那……那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孟令骞喃喃自语。
王义贞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那时候需要呗，需要这么个坏人，需要这么个典型。你太姥爷不幸，就成了这个靶子。其实啊，他在咱村里，也就是个会过日子的老抠，对长工虽然不咋大方，但也供吃供喝，没听说谁被他打死打残的。”
拿到这个关键证词，孟令骞觉得自己手里握住了尚方宝剑。
回到城里，他连夜整理资料，结合农业常识和王义贞的口述，写了一篇长文发到了当时最火的网络论坛上，题目取得很直白：《为我的太姥爷周春富正名：半夜鸡叫是违背常识的谎言》。
点击发送的那一刻，孟令骞长出了一口气。他以为，只要把事实摆出来，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就会理解周家人的委屈。
但他错了。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相在情绪面前，一文不值。
第二天一早，他打开电脑，铺天盖地的谩骂瞬间淹没了他。
“你这是想翻天吗？居然敢给恶霸地主洗白！”
“高玉宝老先生是时代的英雄，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质疑经典？”
“我看你就是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想否定土改成果，其心可诛！”
看着屏幕上那一条条充满恶意的评论，孟令骞感到一阵眩晕。他试图解释，试图讲道理，讲那个锄地分不清苗和草的逻辑。
但没人听。
人们不需要一个符合逻辑的周春富，人们需要那个坏得冒烟的周扒皮。因为骂周扒皮是政治正确，是道德高地，是一种无需成本的正义狂欢。
孟令骞关掉电脑，瘫坐在椅子上。屋子里烟雾缭绕，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他意识到，光靠那个老长工的一面之词，根本推不倒那座屹立了五十年的大山。那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教科书里的定论。要想翻案，光有“常识”不够，他必须找到更硬的东西。
既然这把火是从书里烧起来的，那还得回到书里去灭。孟令骞把目光投向了书架上那本厚厚的《高玉宝》。
“我不信。”孟令骞咬着牙，盯着封面上那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只上了几天学的文盲，只用了三年时间，真能写出这种结构严谨、文笔老辣的长篇小说？这里面一定有鬼！”
03
接下来的几个月，孟令骞活像个魔怔人。
他把工作都推了，整天泡在图书馆和旧书市场里。他要找不同年代出版的《高玉宝》，他要对比每一个版本的差异，他要在字里行间找出那个被掩盖的漏洞。
沈阳的文庙旧书市，大连的古旧书店，甚至北京的潘家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像个侦探，手里拿着放大镜，在故纸堆里寻找蛛丝马迹。
“老板，有没有五十年代出版的《高玉宝》？越早越好！”这是他那段时间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大多数时候，他只能找到七八十年代的版本。那些版本内容千篇一律，文字被打磨得光滑圆润，看不出一丝破绽。
家里的积蓄在一点点变少，妻子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你到底图个啥？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折腾这些能当饭吃吗？”妻子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数落他，“现在谁还关心周扒皮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在忙着挣钱！”
“你不懂！”孟令骞红着眼睛吼回去，“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咱们一家子能不能挺直腰杆做人的事儿！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以后上学，还要被人指着脊梁骨叫小周扒皮！”
这一次争吵后，孟令骞变得更沉默了，也更执着了。
转机出现在一个深秋的下午。
在大连的一个偏僻旧书摊上，风卷着落叶在地上打转。摊主是个一脸沧桑的中年人，正准备收摊。
孟令骞不死心地在乱糟糟的书堆里翻找。突然，一本封面发黑、书脊都快断了的小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1955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初版《高玉宝》。
孟令骞的手有些颤抖，他小心翼翼地把书抽出来。这书的纸张已经脆得像炸过的薯片，稍不留神就会碎掉。
他没有从头看，而是直接翻到了最后。
凭着这几个月的研究经验，他知道后来的版本都在不断地删减和修改，只有最初的版本，才可能保留着最原始的信息。
书的最后一页，往往藏着版权页或者后记。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后记往往是编辑或者作者吐露真言的地方。
当他翻到第287页时，呼吸瞬间凝固了。
这一页在后来的所有版本中都凭空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这本1955年的初版书里，赫然印着一篇长达1200字的“后记”。
孟令骞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死死地盯着那行小字，生怕一眨眼它们就会飞走。
如果高玉宝真的是独立完成的这部巨著，那这篇后记里应该写满了他创作的艰辛和自豪。但如果不是呢？
孟令骞咽了一口唾沫，借着昏暗的路灯，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
越读，他的手抖得越厉害。
在这篇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后记里，出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而且出现得非常频繁。这个名字不是高玉宝，也不是任何当时知名的作家。
后记的标题虽然朴实，但内容却像一颗深水炸弹，瞬间炸开了孟令骞脑海中所有的疑惑。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一本书真正的诞生过程。
孟令骞猛地合上书，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站在寒风中，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
04
那是1955年版《高玉宝》的第287页，书页泛黄，带着一股霉味，但在孟令骞眼中，这一页却在发光。
这篇名为《后记》的文章，落款处并没有写着“高玉宝”，而是赫然写着另一个名字：荒草。
孟令骞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反复摩挲，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荒草？谁是荒草？在之后几十年的宣传里，这个名字就像蒸发了一样，从未出现在任何关于这本“神作”的报道中。
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这篇后记并不长，但每一句话都像是重锤，狠狠地砸在那个“天才文盲”的神话外壳上。
荒草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我接手高玉宝同志的书稿时，那还只是一堆零散的、用图画和符号夹杂着错别字组成的笔记。组织上交给我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帮助高玉宝同志将这些素材整理成书。”
“整理”二字，用得极其微妙。
孟令骞继续往下看，越看越心惊。荒草详细描述了两人合作的过程：
“高玉宝同志口述，我负责记录、润色、修改，甚至在结构上进行重新编排。为了增强文学性和感染力，我们在很多情节上进行了艺术加工。比如书中关于景色的描写，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大多是在我的执笔下完成的。”
孟令骞猛地一拍大腿，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破案了！
困扰他多年的那个疑问——为什么一个刚刚脱盲的农民能写出如此老辣的文字——终于有了答案。
那根本就不是高玉宝独立完成的！
那些被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生动比喻”，那些被选入教科书的“精彩片段”，原来都出自这位名叫“荒草”的专业作家之手。
高玉宝提供的，或许只是一个故事的雏形，甚至是只言片语的仇恨，而真正赋予这个故事血肉、灵魂，甚至将其推上文学神坛的，是藏在幕后的荒草。
孟令骞瘫坐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诞感。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崇拜的是高玉宝的“天才”，痛恨的是周扒皮的“恶毒”。可现在看来，这两者竟然都是“人造”的。
天才由于代笔而被无限拔高，恶毒因为文学加工而被无限夸大。
孟令骞没有停下，他知道光凭这一页后记还不够。他需要知道这个“荒草”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甘愿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接下来的日子，孟令骞像个发疯的考古学家，开始挖掘关于“荒草”的一切。
通过查阅大量建国初期的文学档案，通过辗转联系当年军队文艺系统的老人，真相的拼图一点点完整起来。
荒草，真名郭永江，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军队作家。早在1947年，他就已经是《东北日报》的记者，文笔极佳。
1951年，组织上为了树立典型，为了宣传“战士作家”这个符号，指派郭永江帮助高玉宝创作。
这在当时被称为“集体创作”，是一种政治任务。郭永江不仅投入了全部的精力，甚至可以说，他倾注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隐晦地提到：“为了写好这本关于旧社会的书，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遍地推敲每一个字，力求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农民战士的语言，但又必须具备长篇小说的文学性。”
多么讽刺！
为了让书看起来像文盲写的，大作家郭永江不得不刻意模仿那种粗砺的风格，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又让他忍不住在细节处“炫技”。这就造成了《高玉宝》那本书里一种奇特的割裂感：一方面是情节上的极度脸谱化（符合当时的宣传需要），另一方面却是文字上的极度细腻（暴露了执笔者的专业素养）。
孟令骞查到，郭永江在晚年过得很不如意。
由于《高玉宝》的署名权完全归于高玉宝一人，郭永江作为实际的执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前，还有人曾问起过这件事，老人只是苦笑着摇摇头，说了一句：“那是组织的任务，名字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出来了。”
真的不重要吗？
孟令骞看着手里那本被岁月侵蚀的初版书，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郭永江来说，或许是一次高风亮节的牺牲；但对于周春富家族来说，这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噩梦的源头。
因为有了郭永江那支生花妙笔，“半夜鸡叫”才会被写得那么活灵活现，那么深入人心。如果只是高玉宝画的几张简笔画，或者口述的几句大白话，绝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是文学的力量，把谎言变成了真理。
孟令骞觉得自己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把刀。一把可以划开历史厚重帷幕，让光照进来的刀。
他决定不再沉默，不再仅仅是在网络论坛上发发牢骚。
他要去找高玉宝。
此时的高玉宝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居住在大连市内，享受着离休干部的优厚待遇，依然是那个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传奇”。
孟令骞知道，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一个是周扒皮的曾外孙，身份卑微，人微言轻；一个是享誉全国的作家英雄，光环加身。
但他必须去。为了死去的太姥爷，为了被骂了半个世纪的母亲，也为了那个默默死去的郭永江。
出发前，孟令骞做了一件事。
他把从王义贞那里录下的口述录音，整理成了详细的文字材料；把他找到的关于农业常识的分析数据，打印了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复印了那本1955年版《高玉宝》的后记，将那个被删去的“荒草”的名字，用红笔重重地圈了出来。
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厚厚的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五个字：“致高玉宝先生”。
他没有直接冲到高玉宝家里大闹，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样只会被人当成疯子。
他选择了写信。
在这封长达五千字的信中，孟令骞没有用激烈的谩骂，也没有用歇斯底里的控诉。他只是平静地、近乎冷酷地列举了一个个事实。
他在信中写道：
“高老先生，我叫孟令骞，是瓦房店黄店屯周春富的曾外孙。我从小读着您的书长大，在‘周扒皮’的阴影里活了四十年。
今天，我给您写这封信，不是为了翻历史的旧账，也不是为了给我的祖先洗白什么的。我只是想问您三个问题：
第一，当年在黄店屯，周家并没有像书里写的那样残酷剥削长工，老长工王义贞至今健在，他亲口证实‘半夜鸡叫’纯属虚构，违背农业常识。这一点，您心里清楚吗？
第二，1955年出版的小说《高玉宝》，后记中明确记载由荒草（郭永江）同志执笔润色。这本被誉为‘文盲写出的奇迹’的巨著，究竟有多少是您的亲笔，有多少是郭先生的心血？这一点，您对公众说明过吗？
第三，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您用真名真姓（周春富）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却让现实中无辜的后人背负了半个世纪的骂名。当您站在领奖台上接受掌声时，是否想过那个被您钉在耻辱柱上的家族，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
写完这封信，孟令骞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
他把信寄了出去。挂号信，必须本人签收。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也是煎熬的。每一天，孟令骞都在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陌生号码。他也害怕，害怕这封信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回音。毕竟，对方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完全可以对他这个小老百姓置之不理。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