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5年8月13日,东京审判的证物整理室里,一本沾满血迹的笔记本被送到了翻译官林慧敏的手中。她接过笔记本的瞬间,手指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封面上用日文写着"东条二郎的私人日记"。笔记本的边缘已经泛黄发脆,有些页面上还残留着暗褐色的斑点,那是血迹干涸后留下的痕迹。
林慧敏展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让她几乎站不稳:"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地狱'。不是我们制造的地狱,而是我们自己正身处其中。"这句话用颤抖的笔迹写成,每个字都像是在控诉,又像是在忏悔。
这本日记的主人东条二郎,是一名普通的日本士兵,1937年随部队来到中国。林慧敏深吸一口气,开始逐字翻译这本用罪恶写成的证词。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光影,仿佛监狱的铁栅栏。
1937年12月10日,这是东条二郎日记中有记载的第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日子。那天部队进驻南京城外,长官集合所有士兵训话。东条在日记中写道:"长官说,这座城市里的人都是敌人,不分男女老幼。他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一样。我看到旁边的老兵们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那种光让我感到不安,就像饿狼看到猎物时的眼神。我身边的田中小声说'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第二天,东条二郎跟随小队进入城内"清理"。他在日记中用极其克制的笔触记录了所见:"街道上到处是尸体,有些还在抽搐。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我几次想吐,但强忍了下来,因为老兵们会嘲笑我软弱。我看到山田伍长拖着一个女孩进了屋子,那女孩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她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山田伍长出来时整理着腰带,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女孩再也没有出来。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反问我:'你是不是男人?战场上的战利品,不享受白不享受。'然后其他人都笑了,只有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晚上回到营地,我躲在角落里呕吐。班长看到了,走过来说:'东条,你得学会适应。战争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些人不是人,只是工具,用完就扔。你要是一直这么唧唧的,在部队里是活不长的。'我点了点头,但心里在想,如果活着需要变成这样的人,那还不如死了。"
林慧敏翻译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平复呼吸。她想起自己曾经在史料中看到过的数字,那些冰冷的统计数据背后,原来是这样具体而鲜活的罪恶。但更可怕的内容还在后面。
12月15日的日记中,东条二郎记录了一场"竞赛"。他写道:"今天长官组织了一场'试胆大会',看谁能用最短时间杀死最多的人。我被强制参加,分配到的区域是一处难民收容所。当我推开门,看到挤在一起的妇女和儿童时,我的手在发抖。她们看着我,眼中满是恐惧,有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跪下来,不停地磕头,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但我明白她在求饶。"
"但身后的监督官一直盯着我,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我知道如果我不动手,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军队里有明确的规定,拒绝执行命令者格杀勿论。我想起家里的父母,想起还在等我回去的未婚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活下去。"
"我闭着眼睛挥下了刀。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我不知道砍了多少下。耳边是尖叫声、哭喊声,还有监督官的催促声。当我睁开眼睛时,地上躺着七个人,其中三个是孩子。最小的那个孩子,手里还抓着一个布娃娃。监督官拍着我的肩膀说:'不错,东条,你终于像个军人了。今晚有额外的酒喝。'但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人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想要麻醉自己,想要忘记白天发生的一切。但酒精只会让噩梦更加清晰。我在梦里看到那个抱着布娃娃的孩子,她睁着眼睛问我:'叔叔,我做错了什么?'我想回答,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日记翻到中间部分,林慧敏看到了最让她震惊的内容。那是193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东条所在的部队遭遇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对方队伍中有女兵。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日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东条的班里死了三个人,他自己的肩膀也中了一枪。
东条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战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战壕里发现了三名女兵的尸体,她们穿着破旧的军装,手中还握着步枪。其中一个女兵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未散的英气。我想,她一定是个勇敢的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国家战斗。我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但我错了。"
"几个老兵围了过去,开始扒她们的衣服。我难以置信地问:'她们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