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4年深秋，东京郊外的一座小院里，34岁的绫子跪坐在丈夫的遗像前，手中握着那封从南洋战场寄来的阵亡通知书。纸张已经被泪水浸透，字迹模糊，但"为天皇陛下光荣牺牲"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窗外的枫叶已经红透，秋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亡魂的叹息。
她的女儿春子才刚满十五岁，此刻正躲在屏风后面啜泣。这个年纪的少女，本该在樱花树下念书嬉戏，本该和同学们讨论着喜欢的书籍和憧憬的未来，却要面对父亲战死、家中断粮的残酷现实。春子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棉布和服，那是三年前做的，现在已经短了一大截，露出纤细的脚踝。
绫子记得丈夫出征前的那个夜晚。军官制服笔挺的他跪在榻榻米上，郑重地对她说："绫子，如果我回不来，你一定要照顾好春子，让她活下去。无论用什么方法。"那时她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只是含泪点头，以为丈夫只是例行公事般地交代后事。如今，这句话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她的心上。"无论用什么方法"——丈夫当时的眼神里有着她从未见过的绝望和决绝，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那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丈夫接到了紧急征召令。作为一名中级军官，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绫子还记得送别的那个早晨，街道两旁站满了挥舞着太阳旗的人群，高喊着"万岁"，锣鼓喧天。她牵着春子的手，看着丈夫笔直的背影消失在队伍中，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那一别，竟成永诀。
丈夫死后的第三天，街道组长来敲门。那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像一只警惕的老鼠。"佐藤太太，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但帝国有新的号召……"他递过来一张印着红色太阳旗的传单，上面用大字写着"为了大东亚圣战的最终胜利"，"为了前线将士的士气，祖国需要更多女性志愿者前往慰问所……这是为国尽忠的光荣机会。"
绫子接过传单,手指在发抖。"慰问所"三个字像毒蛇一样钻进她的眼睛。她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整个东京都知道，只是没人敢公开谈论。邻居家的女儿去年被送去了，回来时已经疯了，整天呆坐在门口，眼神涣散。还有街角杂货店老板的侄女，根本就没能回来，据说死在了某个遥远的南洋岛屿上。那些被送去的女孩，很少有人能完整地回来。
"我丈夫刚刚为国捐躯。"绫子的声音低沉而坚定，"请您回去吧。"她把传单塞回街道组长手里，手指冰凉。
街道组长尴尬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恶意："佐藤太太，您的爱国心我们都明白。但是……您家的配给粮食已经停了两个月，房租也拖欠了。在这个艰难时期，每个人都要为帝国做出牺牲。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推了推眼镜，目光在屋内简陋的陈设上扫过，"您和令千金总要吃饭吧？东京可不太平，一个寡妇带着女儿，很容易遇到……不好的事情。"
门关上后，绫子靠在墙上缓缓滑坐到地上。她知道，这不是建议，而是威胁。拒绝的后果，可能是她和女儿被扫地出门，在这个战时的东京街头，那意味着死亡。或者更糟——街道组有一百种方法让她们生不如死。
那天夜里，绫子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看着女儿苍白的脸。 十五岁的春子越来越像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细长的眉眼，小巧的鼻子，还有那双即使在病中依然清澈的眼睛。 绫子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去，等待春子的将是什么。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征召更年轻的女孩了，十四岁、十五岁，甚至更小。 与其等着别人来强行带走春子，不如她们主动出击，至少还能掌握一些主动权。
这个国家已经疯了。整个社会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把每个人都卷进去碾碎。从1937年开始，战争的齿轮就一直在转动，吞噬着无数年轻的生命。先是征召男人，然后是年长的男孩，再然后是女人。工厂里、田地里、慰问所里，到处都是被战争机器榨干的灵魂。先是丈夫，现在轮到了她们母女。而那些坐在温暖房间里的官员们，用"爱国""奉献""光荣"这些词语，把罪恶包装成美德。
第二天清晨，绫子做了一个决定。 她换上最庄重的黑色和服，那是参加葬礼时穿的，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甚至还涂了一点胭脂——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胭脂已经是奢侈品。 她要让自己看起来体面，至少要带着最后的尊严去谈判。 然后她去了街道组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几个男人正在喝着劣质的清酒。看到绫子进来,他们都停下了动作，用一种打量货物的眼神看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