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公指着陪同的老总问：你是叶老二？对方摆摆手：我是老四

“你是叶老二吧？”

1992年1月20日，深圳先科公司，88岁的邓小平握着一位中年人的手，眼神里透着关切。

对方苦笑着伸出四根手指：“邓叔叔，我是老四。”

这一问一答，把在场的人都整蒙了，也把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01

1992年的春天，对于深圳来说，注定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是脚手架，空气里混杂着水泥和海风的味道。邓小平南巡的第一站，就选在了这片热土。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长带着一帮人早就在门口候着了。

这老爷子虽然已经88岁高龄，但精神头是真的好。一下车，他的目光就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了那位领头的董事长身上。

老爷子盯着他看了半天，觉得特别眼熟，那种感觉就像是见到了几十年前的老战友，但又有点对不上号。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凑过去介绍，说这是先科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老爷子一听“叶挺”这两个字，眼睛立马亮了。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说实话，也不怪老爷子认错。上一次他们见面，那都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了。那时候叶华明还是个在泥地里打滚的小娃娃，谁能想到，再见面时，当年的小屁孩已经是头发花半的大老板了。

这一声“老四”，分量太重。它不仅仅是个排行，更是一段在这位“老四”心里埋了半辈子的痛。

02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41年。

那时候的叶华明，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家里的天已经塌了一半。父亲叶挺被国民党扣了，一家人为了离父亲近点，只能跟着颠沛流离。先是搬到了湖北恩施，后来又去了桂林。

那时候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你别以为他是大将军的儿子就能吃香喝辣，那时候哪有什么少爷小姐的待遇。叶华明记得特别清楚，家里为了换点吃的，母亲李秀文把能当的东西全当了。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就在山沟沟里搞起了“生产自救”。

买了些小羊羔，又弄了点菜籽，一家人就开始了农民生活。叶华明跟着哥哥姐姐，天天就是喂猪、放羊、刨地。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

有个事儿说起来挺心酸的。叶挺有次跟朋友聊天，苦笑着说，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怕是最便宜的西瓜，一年也只能舍得买一次给孩子们解解馋。

这种日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叶华明放学回家，发现父亲不见了。母亲李秀文急疯了，发动所有关系满世界找人。

后来才收到信，说人已经被特务转移到了湖南衡阳。

一家人又拖家带口地跟过去。到了衡阳，叶华明才再次见到父亲。那时候的叶挺，胡子拉碴，人瘦了一大圈。三个孩子一见到父亲，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这种在监视下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就是叶华明童年的全部记忆。

03

1945年抗战胜利，本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这一年9月，叶华明跟着家人到了重庆。父亲叶挺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做了一个决定：不让孩子们跟着自己受罪了。他让孩子们拿着信，去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

这帮孩子也是硬气，几经周折真的找到了周公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把他们安排去了延安。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恢复了自由。这本来是天大的喜事。

1946年4月8日，这个日子叶华明这辈子都忘不了，想起来心里就跟针扎一样。

那天，父亲叶挺、母亲李秀文，带着妹妹叶扬眉和最小的弟弟“阿九”，坐上了那架从重庆飞往延安的C-47运输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飞机到了山西兴县黑茶山，雾太大，撞山了。机上17个人，没一个活下来的。

那天，叶华明没有上那架飞机。他和二哥叶正明早前已经被安排在延安上学，没跟着父母去重庆接人。就这么一个阴差阳错，让他活了下来。

但他成了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

那年他才11岁。昨天还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今天就剩下了几座冰冷的墓碑。这种打击，换个成年人都扛不住，更别说是个孩子。

04

没了父母，路还得自己走。这孩子也是争气，没在那巨大的悲痛里趴下，也没也要死要活的。

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苏联莫斯科读书。那时候国家缺人才，特别是搞国防科技的。叶华明选专业的时候特别硬核，学的是当时最尖端的导弹技术。

回国后，他一头扎进了国防科研里，成了地空导弹专家。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事业。

到了80年代，风向变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叶华明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掉下巴的决定。

他放弃了在北京的安稳日子，跑到了深圳，那个当时还是一片大工地的地方，去创业。

那时候他已经快50岁了，按理说是知天命的年纪，该等着退休抱孙子了。但他不信邪。他搞的这个“先科”，就是要把国外的激光视盘技术引进来。

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技术全在外国人手里攥着。你去跟人家谈技术转让，人家鼻孔朝天，根本看不起你。

叶华明不管那个，硬是带着人把技术壁垒给啃下来了。他在荷兰飞利浦参观的时候，看到了激光光盘的威力，当时就下定决心，中国必须也要有这东西。

05

时间回到1992年那个上午。

邓小平看着眼前这个“老四”，听着他介绍手里的那个亮闪闪的圆盘。

“这东西能存多少图像？”老爷子问得特别仔细。

“10.8万帧，清楚得很，还磨不坏。”叶华明回答得也干脆，一点不含糊。

“什么材料做的？”

“塑料上镀了一层银。”

没有什么高深的术语，就是这么实实在在。老爷子听完，拿着那张名为“激光视盘”的东西，看了又看。他心里清楚，这东西不仅是个看戏的玩意儿，这是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站住脚的证明。

随后，叶华明陪着老爷子去了贵宾室，在那儿给老爷子放了一段纪录片——《我们的邓大姐》。

屏幕上出现了邓颖超的身影。老爷子看着看着，眼神就变得柔和了。他拉着叶华明的手，像是在跟家里晚辈聊天一样说：“我和邓颖超同志是同岁呢，我比她小半岁。”

这一刻，在这个充满高科技产品的房间里，两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通过屏幕上的故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临走的时候，叶华明送了老爷子十张盘。里面录的不是什么流行歌曲，而是革命歌曲和京剧，还有专门为老爷子准备的他最爱听的川剧。

看着车队远去，叶华明站在厂门口，手里还攥着那张光盘。

四十年前，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在黑茶山的迷雾中失去了父母；四十年后，他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自己的方式，给了父辈一个最好的交代。

叶华明这辈子，前半截是颠沛流离的苦难剧，后半截是硬核创业的励志片。

1946年的黑茶山大火烧毁了他幸福的童年，却没烧毁叶家人的骨气。

他没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2015年，82岁的叶华明走了，他去见那个把他叫“老二”的邓叔叔，也去见那对在大雾中消失的父母了。

这一次，一家人终于能在天上团聚了，再也不用分什么老二老四，也不用管什么飞机撞山。

这或许就是在这个人世间，最硬气的活法。